为什么你总在人生选择上做出很糟糕的决定?丨哈佛法学院博士给你最中肯的答案
作者:韩晴Tony
来源:学长LEO(ID:leozheyuanli)
一周前的哈佛毕业典礼上,凌晨五点就起床排队的我,到上午十点多已略有疲惫。这时,一位毕业学生代表的致辞,让我瞬间清醒。
发言人是法学院2018届JD毕业生Pete Davis,恰巧是我同班同学。
“大家想必都有这种经历。深夜坐在电视前,一个个频道切换,却不愿锁定一个节目,总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不知不觉夜已深,而你仍然没有选好今晚要看的节目。你最终放弃了,关上电视,上床睡觉去了。”
“这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我们称之为‘留有做选择的余地’ (To keep our options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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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如Pete所说,我们都如身处一条长廊,长廊两侧无数扇门代表无数个生活和事业的选项。
得益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我们都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打开这一扇扇门,一探究竟。这本应是件好事,使我们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可以勇敢去闯而不必担心退路。
然而,长廊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性地浅尝辄止,打开一扇门后,稍有不快便抽身而出,走向另一扇门;离开的一刹那又不愿放开把手,怕下一扇门后有更多艰难。
越来越少的人会愿意选择打开一扇门后,把自己锁在里面,潜心钻研自己所选。长廊中诱惑太多,每个人都怀疑是不是另一扇门后面风景更好,道路更平坦。当跳槽成为职场家常便饭,当面对挑战的第一反应不再是“锲而不舍”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误解和背离了“多元化选择”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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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由得想起三年前,法学院开学时,一位教授曾说,“哈佛的法律学位可以让你做许多事 (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with a Harvard Law degree)。”
的确,许多行业翘楚,都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6位大法官(共9位)、高盛的CEO 劳尔德·贝兰克梵、前任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马英九、奥巴马等等。
然而,有人可能误会了教授这句话的含义,包括我也曾一度如此。
“可以让你做许多事”不等于“在选项中徘徊”。
前者,也是教授的本意,应是鼓励学生不为自己设限,放手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而后者这种解读,却本末倒置,会使人在过多的选择中迷失方向。
于是,在法学院常会听到下面这些职业建议:
“做律师要谨慎,因为你会逐渐被迫专注于一个特定领域,最终你就被限制在那里了。你未来的职业选项就会越来越少。”
“做诉讼律师不好,因为你跳槽也只能做与争议解决有关的事,道路太窄。”
“做交易律师也不好,因为你跟投行的人同样加班,不一定有投行赚钱多。”
“做投行也不好,天天加班累成狗,还要伺候客户,不如去做PE。”
“做PE也不理想,也要没日没夜做模型,收入也高不了多少,听说VC的人天天朝九晚五。”
“做VC赚钱也太慢,你看人家XX创业公司创始人,公司卖掉,一下子赚了XX亿。”
“创业太艰辛,还是做学术好,教授每年有寒暑假,还能兼职做律师赚外快。”
这不正是开篇Pete所描述的场景。只不过,一个个电视频道,换成了一条条职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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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择变得容易,我们则变得贪婪。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想得到更好的。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害怕失去,怕失去旧的,也怕失去机会尝试新的。
于是,好的职业选择就被定义为:钱多、活少、且不影响未来换工作的灵活性。我们把理想设想得太美好。
然而,自以为很聪明的我们却忽略了一点。时代虽然赋予了我们更多选择的自由,却没有更改成功的公式。
在这条长廊的任何一扇门后,任何一条职业道路上,最终做到极致的,仍然是那些专注的人。他们认定了自己所选,就将自己锁在门内,不再理会门外的熙攘。
在一番选择和徘徊后,有人将最终的平庸归结为当初选择的失误或才智不如人。其实恰恰相反,却可能是由于当初面对选择时太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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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也做过不聪明的决定。在外交部工作几年后,我在联合国常驻期间发现了自己对法律的兴趣,决定申请法学院。然而,我意识到,难以在兼顾繁重工作的同时考到满意的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于是我选择了辞职备考。
周围的朋友们纷纷不解:这不仅是对原本体面工作和荣誉的放弃,更是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将自己推向绝境;为何不边工作边备考和申请,录取后再辞职。
可我想到,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既做不好工作,拖累同事,同时也申请不到理想的学校。于是,我选择关上了门,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如Pete所说,英文中“专注”(dedicate)一词有两层含义:
一是花时间与精力,二是致力于可敬的事业。
这不仅仅是巧合。当我们为一件事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这本身就是可敬的行为。在专注的人身上,也往往不难发现对其事业的兴趣和尊重。
愿我们都可以勇敢选择,落棋无悔。
作者介绍
韩晴,哈佛法学院法律博士,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
有五年多边外交工作经历,先后在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外交官,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外交官,并获个人三等功。期间主管多边人权与社会发展事务,代表中国磋商数十份联合国决议,包括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曾任职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和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即将加入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硅谷办公室。
前哈佛中国法学会副主席;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国际教育分论坛主席;破蛋计划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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