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人物系列之（十三）| 国际教育交流是对留学概念的延展，取消留学资质后亟待落实行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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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交流是对留学概念的延展，取消留学资质后亟待落实行业监管
—专访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印凯
“90年代国内掀起了出国热潮，我是90年代末留学日本的，1997年。”印凯说。
上世纪90年代是万物焕然一新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发生了一件大事，1992年“南方谈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带来了外界潮流的涌入，给社会带来了新鲜感、新事物。
那是一个充满朝气与阳光的年代，年轻人一边看着弗洛伊德、毛姆、海明威、马尔克斯的书，一边唱着《潇洒走一回》，每个人都开始努力追梦，追寻远方，南下经商、下海捞金和出国成为年轻人追梦最直接的方式。90年代的人集体被励志，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要出国，西方国家仿佛拥有镶着金边的糖衣，能去那里是最有前途，最出息的事。
热血青春终为学成报国
“出国派”成为大学校园里抢眼的群体之一，他们整天抱着几本砖头厚的语言书念念有词，生活简单，自律，永远都是宿舍、食堂和教室三点一线。通读国外大学的招生简章，准备项目计划书，考托福考雅思和申请各种研究生的奖学金，就是他们大学生活的‘三部曲’。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馆门口，日渐热闹起来。每天的固定时间，都有一批批来自顶尖学府的学子在这里等候那张通往大洋彼岸的签证。他们渴望着改变生活，改变自己。
“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对’铁饭碗’的追求有些淡化，不一定非要’铁饭碗’的工作。但大家都渴望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出国留学还可以掌握一门外语”。印凯说自己也是当时追梦大军中的一员，尽管大学毕业后在国内也有不错的工作，但还是想通过留学，去国外读硕士，来提高自己的能力。那时候，“竞争”这个词已经走进年轻人的眼里。
“我的大学在哈尔滨，那里距离日本比较近。学校也有为数不多的与日本大学交换的项目，所以对日本比较了解，准备留学日本，”印凯回忆说。2000年前后，互联网兴起，搜狐、新浪和腾讯等门户网站上充斥着大量的灌水帖、师哥师姐的经验贴，这成为当时留学生准备申请材料的一个重要信息渠道。当时的留学没有今天竞争那么大，印凯按照学校发来的招生简章的要求一项又一项地准备，顺利地拿到了日本学校发来的offer。
没想到，办理签证的时候却被使馆拒签了，在资金证明上被卡住。“那个时期，最容易卡住学生申请的就是资金证明这一项，”印凯说。外国人并不相信，刚刚从黑白电视机换上了彩色电视机的中国老百姓有足够的资金，送孩子出国读书。事实情况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500-800元，中国父母一年的工资是供不起一个学生在国外一个月的花费的。
选择去日本留学的另外一个原因，印凯说，是因为在日本可以打工。当时留学生的生活与现在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而东京是当时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到了东京的第一天，我去买了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那一次购物花的钱就是国内一个月的生活费。第二天，就找地方去打工了，刷盘子、搬箱子，做一些体力活”印凯回忆道。
与现在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相比，上世纪90年代的留学生首先考虑的不是读书，而是生存。深夜精疲力竭回到家，没睡几个小时，又得赶往学校。在这样的环境里，靠打工养活自己，支付高额的学费，以保障完成自己的学业。“在日本留学四年，要解决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生计，二是学业。生活上很苦，清贫困难，我们找最便宜的房子住，读公立大学，尽量少交学费，多打一点工。当时国家的经济水平跟国外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那会儿中国人留学生近100%的都得打工。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得好，人们的生活水平好起来了，去年我回到日本东京的语言学校，了解到现在10个学生里只有1-2个打工的。”印凯说。
在日本求学四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印凯回到了中国。“我们当时出国，很多人是为了留在国外。但我想的是，趁着年轻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与教育理念，把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带回来，然后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改变我们这个国家。”
留学生学成归来，效力中国发展是国家希望看到的一面。留学报国始终是国家支持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我国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12字方针，这对出国留学、归国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激发了海外学子回国效力的热情。国家随后出台了包括“春晖计划”、“百人计划”、“千人计划”等在内的人才引进计划，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2013年，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原来12字方针的基础上增加了“发挥作用”四个字，无论留学生留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能够“报国有门”。
况且，回国也考虑到民族情怀的实际。几乎每个民族都多少有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情绪，这无可厚非。日本又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它不仅把中国人，还把美国和欧洲人也都是当作“外人”。“学在他国，留下来工作是好事，但拼搏奋斗都是为了那个国家。回到国内就不一样了，拼搏再累，我也是为了我自己的国家在奋斗，心甘情愿。”印凯说。
留学规模化和品牌化显现
2001年，印凯从日本学成回国。傍身教育学研究背景，和自身对留学行业的理解，印凯进入了留学行业工作，这一干就是十七年。
“2000年前后是整个留学行业的转折点”，印凯说。首先从政府层面，1999年教育部颁布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称为第5、6号令），2000年向200多个机构颁发《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留学中介行业在政策层面得到承认和监控，这极大地促进了留学的发展。政府“看得见的手”监管着留学市场的发展，用宏观调控激发留学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留学投资方向，用法律规范留学市场行为，弥补和解决留学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失灵问题。
其次，从市场角度，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爆炸，冲击了以信息不对称为依托的传统留学行业，提供在线信息查询，了解办理留学规程。人们通过互联网，了解海外院校，知道出国留学的流程，通过留学中介机构办理出国留学的人持续增加。
第三，留学服务规模化和品牌化也在此时开始。此前，留学机构投放广告量都很小。2000年前后，一些机构开始四五十万，甚至上百万地投入广告，引起了人们对留学的关注。“那时候有几个大的报纸，包括北京晨报、新京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参考消息等，都有一整个版面在宣传留学。”印凯说，这也体现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留学走向大众化，当时中国学生和家长，对出国留学的需求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学生能力止步不前引人深思
从2001年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已经是17年了。这17年里，印凯看着这个行业的起伏与变迁。
这十七年，留学市场发展很快，留学生的数量持续增加，至2017年突破60万人，近5年留学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在出国留学人员中，自费留学人数占留学总人数的比例逐步提高，相应的，归国就业也成为市场风向。
留学行业市场化，资本运作加速。出国留学的渠道更加顺畅，留学行业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多层次的态势。教育产业资本运作近几年也在加速，这加速了留学产业的资本运作。留学行业里不乏有多家A股和美股上市公司对留学产业链相关公司进行收购或控股。
留学产业链在扩展，由原来的单一留学服务延伸至留学闭环。除了语言培训和中介服务等需求，留学中和留学后市场的产业链亦在不断拓展。相关的实习就业和移民置业、探亲和留学金融等需求亦快速发展，并催生出一批新模式公司。
“当然有喜也有忧。”印凯说这前后十多年，留学生的素质并没有明显提高。“十多年前，我们出国时是自己申请，自己准备材料，考语言，申请奖学金。现在，留学的信息比之前更透明，渠道更广阔，人们的外语水平普遍高于十年前，但是学生自己申请学校的案例却寥寥无几。”印凯说虽然留学更加便利了，但准留学生们却没有什么提高，这是值得深思的地方，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狭义留学转向国际教育交流
从2000年到2017年，留学行业又经历了一个转折期。所谓转折，字面意思必然是从一方面转到另外一个方面，在原本范畴的基础上主体得到进一步的扩大。留学也是如此，在留学市场蓬勃发展，信息渠道打开，中外教育交流日益密切，人们对国际教育服务的需求更加细致等因素的助推下，留学由原来的单一概念拓展为国际教育交流概念，这是在原有概念基础上的扩大和拔高。
“留学的范畴是一个国家的学生到另一个国家学习，拿到对方的学历学位，这是留学。但国际教育交流不仅限于此，还包括短期游学、夏校、夏令营、交换生、学分生、2+2模式等交流项目。它为学生增加了选择性，也使得留学更加精细化。”印凯说从留学到国际教育交流，不是把学生送出去就完了，要按照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理念，来从事这项工作。
谈及其中缘由，印凯说“推广国际教育交流不仅要汲取国外先进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同时要保留我们的优质教育培养方式和自身的文化传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的发展培养出精通他国语言、具有国际化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
近几年国内的高等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建设双一流大学，这都离不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建设教育强国一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党和国家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据相关数据统计，2017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1109亿元，比上年增长9.72%。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年增长率平均为10.58%。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增长率超过发达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高等教育总投入平均增长了11%，欧盟22国平均增长了4%。与发达国家相比，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留学从业者仅仅是把学生送出去留学，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把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个人追求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从教育的本质出发，促进教育交流与合作，为此，我们要发挥应尽的职责。”印凯说。
可以用“拿来主义”这四个字来形容2000年至今的国际教育交流。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转向去粗取精，为我所用。这一点，就回到了国家开放留学窗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印凯说现在要培养国际化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有很多出色的老师，和很多很好的教学内容，而国外的大学，也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通过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将两种优质资源结合，构建中外教育共同发展的大平台。
例如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开展实施的国际交流项目，十八年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外两种优质教育资源的结合。参与到国际交流项目中，中国在校的大学生可以到国外大学去交流学习一年或两年。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获得中外两国学位，而且，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术背景和自身能力，同时中外院校也在交流和互动中建立了较深较长时间的合作。中教国际的国际交流项目已经培养了近4000多个学生，这些学生在国内大都是省属的或者国家二本院。通过这种联合培养模式，学生获得了很好的教育背景，提升了竞争力。其中，55%的学生都申请到世界前200为知名大学研究生课程。来自二本院校的学生申请到了斯坦福大学、杜克、加州伯克利等名牌大学的研究生的案例为数不少。
对于中国大多数学生来说，高考定终身。但在国际教育交流的概念里，高考不再是高等教育的终结。“推动国际教育交流联合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期间能够在国外接受很好的教育，能够在4年里在两个国家学习，拿到两个国家的文凭的话，对他的职业发展、背景提升都是非常好的。”印凯说通过联合培养模式，把中等水平的人才提升到了中上水平，这样才能对国家的发展做贡献。
国际教育不应走产业化道路，应该走向专业化
在2017年，留学行业还发生了一件大事。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取消了国家相关部门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的做法。取消资质审批，力求让充分的市场竞争来决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倒逼企业要遵守市场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同时也引得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将留学服务在竞争中推向更优。
但是，这个做法也引起了家长和学生的担忧。资质审批一定程度上是给消费者的保护伞，一旦没有了这层保护伞，仅依靠市场自发调节，担心市场陷入更加无序和混乱的竞争态势。本来面对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留学机构，就已经无所适从，这一取消审批，有资质的、没资质的同时以合法化身份出现，更让学生和家长无从选择。
“取消审批并不意味着不管，放权也不意味放责。关键是取消资质后，留学行业服务评价体系和从业人员岗位资格的评定没有跟上。”印凯说取消行政审批之后，政府放开了准入门槛。但是，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是一定要有的。”印凯认为，留学办理是一个教育咨询行业，咨询行业没有上岗证、评价体系，就完全背离了咨询行业的规则。
这就需要教育、工商等部门要在相应职责范围内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同时需要更加充分地发挥行业组织自律和行业规范作用。“一定是把资格上岗和行业培训做好，才能把这个行业健康发展，这是我们现在呼吁和必须要做的事情。”印凯说这是亟待政府推动行业组织来做的事情。“教育千万不要做成产业化，要做成专业化。做成产业化，就坏了，就不把学生的利益放在前面了。一定是要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规范行业，出台评估标准、完善评价体系，岗位培训和持证上岗的事情要落地，使这个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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