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女性教育发展史 | 脱离“伪教育”藩篱走向现代教育
点击蓝色文字关注我们吧！
本文原载于《留学》杂志2019年第09期（总第126期）
中国的女性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对于冲破旧思想的桎梏、瓦解不平等的性别观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性走向独立和自由的新征程，自此开启。
记者_李丹
编辑_李育
设计_刘子琛
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最新数据，女性群体是中国教育快速发展的更大受益者：从1980年到2017年，中国适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增长了46.2倍，女大学生人数增长了74.1倍。
严格而言，近代中国女性教育兴起于晚清戊戌变法时期。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社会场域的文化主体面临革新，近代中国的女性教育随着社会的剧变发端、发展。尽管教育场域中，女性权力的获取和博弈经历了漫长的动态调适和斗争，但是“摇摇篮的手”最终还是获得了“推动世界”的力量。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两千年的历史里，中国的女性接受的都是一种“伪教育”。在《女论语》中，她们被要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这种教育之下，女性的社会和个体权利被剥夺，独立人格特征也无从发展。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针对男女不同性别，设定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角色期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无法参加学校教育，女性教育主要在家庭中开展，而这种教育目的，则是培养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纲常为做人原则的、善于家务女红的“贤妻良母”。
这样的状况，延续两千年前，及至清朝中晚期，政府对女学的看法依旧模糊不清，尽管不曾反对，但对其定位也仅是民间蒙养家庭教育，不曾纳入国家正规教育体制。
真正的中国近代女性教育思潮，产生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是国人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大环境下面对传统教育的困惑所给出的应对策略。清政府《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和《女子小学章程26 条》的颁布，作为中国最早的官办女学章程，将我国女子学校教育推上了新的阶段。
尽管如此，当时女子学校在课程设置、教师培养、经费来源、管理体制等方面仍以旧式为主。初期男女学生分校的做法，也未能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实现性别平等，女学生在传统的女教书目之外，仍要学习缝纫、女红、家政、园艺等家庭事务课程，现代课程内容在女校的修习程度依然较低。
因特殊的历史背景，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开创了女子学校的先河。到1860年，外国人利用在通商口岸开办学校的特殊权力已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第一批通商口岸开办各类教会女学校达十余所，“教会所至，女塾接轨”的局面渐成气候。宁波艾迪绥女塾、天津淑贞女子小学、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福州育英女书院等各通商外埠著名女子学校相继出现。创建本意为传教的教会女校，在主修基督教教义之外，也学习英文、数学、地理等西方学科课程，无形中成为促进中国女性教育思潮的一支特殊力量。
虽然社会转型催生出女性教育问题，但由于理念和各种条件的制约，女子教育的规模仍然较小，仅是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分布，很多地方并未兴建女学，农村女学办学情况更为薄弱。在这一阶段，女学生的入学年龄受到很大的限制，大多只限于15岁，后期由于结婚等因素大多面临辍学。因此对于大多数能够进入女塾学习的女学生，文化程度也仅仅止于小学水平。全国范围内女子教育的普及水平依然很低。
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上掀起了男女平等的思潮。同时，基于留学运动、教会女校和国人女学的发展，知识女性数量日益增多，她们通过报刊、论著小说等方式向全中国的女性宣传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思想，并且得到了部分理念先进的男性精英的支持。自此，女性教育的目标超越了过往，由家庭迈向了社会领域，婚姻自由、受教育权、参政权、经济权、就业权等相继被提出。
在这一时期，发端于戊戌变法时期的国人自办女校这一近代办学类型经历了一次办学高潮，一批有识之士竭力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女子学校。1898年5月31日，经过梁启超、经元善、严复等人的支持和努力，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创的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堂在上海成立。随后，北京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南京旅宁女学、长沙周南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堂等女子教育机构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中国近代的女性教育达到了一个高峰。
而在当时的家庭领域，则开始提倡男女平等，强调结婚、离婚、独身皆自主自由，而在社会领域，则首倡女性参与政治军事活动，这一时期，女性职业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女性也开始享有社会生存的权利和能力。
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接纳，意味着女性开始正式在形式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人格和权力。1920年秋，北京大学正式招收第一批女性学生，成为大学开女禁之先锋。之后，效仿北京大学，南京、上海等教育重地的知名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
为了与高等教育相衔接，女子中小学教育也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女学生在中小学阶段的课程设置、经费来源、升学资格等都开始和男学生保持一致。
伴随女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上出现了第一批“女海归”，其中以金韵梅、许金訇（英文名翻译，又称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四位女性为代表。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由于留学风气尚未开放，因此无论官费还是自费，留学人数少之又少，女留学生更是难得一见。而这批最早出国留学的中国女性，既不是名门闺秀可从官派渠道出国，亦非出身富贵之家可以自费出国，而是由传教士资助的平民女子。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她们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到来华传教士的培养和训练，在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中转之后，由传教士带出国门深造，四人都选择赴美学习医学，并在留学期间刻苦学习，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成长为职业妇女，将毕生奉献给中国的医学事业，为中国培养出了众多的早期医学工作者。
其中，金雅妹女士为我国出国留学的第一名女性。比起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雅妹的事迹鲜有人知。四位女性在美国求学之后纷纷返回中国，均为我国近代医学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也成为了沟通中外文化的先驱。
这在当时墨守成规、男女界限森严、国内女学尚未兴起、女子深锁闺门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她们留学异域，给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观念当头一击，成为推进中国近代女性教育历程中至关重要的力量。她们回国后服务于社会，替中国妇女在职业方面开一先例，让怀疑女子教育，特别是女子高等教育的时人，开始对中国的女子教育有了全新的认识。
新中国建立之初，女子教育进入了新的阶段，1949年，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接管了由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老一辈妇女革命家创建的河北省立北平女子职业学校，后经全国民主妇联第八次常委会批准，更名为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1995年更名为中华女子学院，2002年正式转制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作为直属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教育部批准备案的全国第一所公办全日制本科女子普通高等学校，中华女子学院包含6个学院、4个系，开设21个本科专业。而作为世界女子教育联盟成员，中华女子学院与世界各国女子大学，例如密西西比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九州女子大学等建立合作关系，举办各种形式的校际交流、国际项目等。
与此同时，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院、湖南女子学院于2014年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女子高等院校联盟，加强国内女子院校的交流与互动，共同研究、探索女性高等教育规律，整合与共享优势办学资源，开展校际互补性合作，共同推动女性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壮大。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长时间内与中国保持着互相学习的传统。这在近代的女性教育领域也不例外。甲午战争之后，国人纷纷将学习的对象设为日本，东渡日本留学成为新的潮流，而修学方向则以师范科和工艺实业科为主，其中便不乏中国女性的身影。而在这些女性当中，最著名的就是被国人尊称为“鉴湖女侠”的女革命家秋瑾。她在学成回国后，在浙江绍兴主持明道女学，筹办女子体校。
在日本教育史上，日本的女子教育起源于明治之前的古代中世纪，在上层社会普遍有让女子接受教育的传统。而严格意义上讲，日本的近代女子教育，则源起于明治时 期。
明治早期，日本模仿欧美教育制度，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时代，亦被称为“欧式女子教育理念”实践时期。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日本近代教育的起始点。自此开始，明治政府开始对近代女子教育制度进行了种种探索，并逐步确立以学习西方女子教育理论为主的教育方针。
1872年，日本最早的近代教育法《学制》颁布并实施，其中第三项计划规定“令一般女子与男子平等受教育。”日本女子教育正式拉开帷幕。至此，原本只在家庭事务料理和养育子女两方面具有存在意义的日本女性可以开始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
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统治者的鼓励，日本社会开始崛起了一批有名的女教育家。但是，新兴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日本的女性教育延续至今，始终未能脱离“贤妻良母”的范畴，在这样的历史演变背景下，不得不提及一位女性—下田歌子。她的“和魂洋才”的良妻贤母主义成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主流教育理念，一直持续影响到战后乃至现今，在日本深入人 心。
下田歌子在她所著的《妇女常识训》中明确提出，女子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完美的妇女”，并为她心目中“完美的妇女”提供了四个标准：爱国心、身为国民的品德、一定的知识技能、健康的体格。
1881年，在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高官的援助下，下田歌子创办了桃夭女塾，开始从事女子教育活动。1899年，下田歌子成功开设实践女学校及女子工艺学校，并兼任两校校长，在日本各府县陆续建立了协会支部和附属工艺学校，不断推进平民女子教育。
作为日本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比较系统清晰地阐述出自己教育理念的首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家政学》一书中强调妇女“如果能够管理好家务经济，那就足以成为相夫教子，富国明世的基础”。这本家政学教科书上卷包括总论、家内卫生、家事经济、饮食、衣服、住居等内容，下卷包括小儿教育、家庭教育、养老、看病、交际、避难、婢仆使役七章，系统性地介绍了与家政管理相关的许多浅近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方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终其一生，下田歌子倾注大量心血扩大学校规模，贯彻她推崇的“贤妻良母”的办学方针。
虽然过程曲折，但成绩瞩目，到1935年，日本共有48所女子大学，其中国立大学2所、公立大学6所、私立大学40所。直到今天，日本仍有不少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重点女子大学，例如东京女子大学、日本女子大学、圣心女子大学、日本女子美术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奈良女子大学等，这些女子大学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日本诸多大学中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同于日本女性教育注重女德的培养，美国的女性教育包含了更多的平等意味，更注重于女性权利和能力的培养，这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女子教育都有重要借鉴指导意 义。
在美国高等教育中，不得不提的是美国女子学院的存在。美国的女子学院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那个女性社会地位依然谈不上平等的时期，女性教育以及其对社会及政治的重要性便被提上日程，美国史上的第一所女子学院也自此诞生。
美国的女子学院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巅峰时期，美国的女子学院高达到300多所，大多数别具一格，极具特色。到1959年，美国接受过女校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达到5万人，女子学院在当时可以称为主流的美国高等教育。
和综合性大学不同，大多数女子学院一般是属于文理学院，学校小但是精致，一般只有本科的教学，并且班级都是小班形式，充满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美国各女校的校训，也大都强调的不是淑女和贤妻良母的概念，而是博学强识、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和领导世界。
两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美国世界上较为著名的“七姐妹”女子学院。最初的“七姐妹”成员包括巴纳德学院、布林茅尔学院、曼荷莲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史密斯学院、瓦萨尔学院、韦尔斯利学院。如今“七姐妹”只剩下5所仍然是女子学院，瓦萨尔学院从1969年起开始接收男生，拉德克利夫学院已经并入哈佛大学。
直到今天，美国的女子学院依然秉承着先锋的精神，帮助女性获取知识、掌握技能、锻炼领导力，向女性倡导着独立自主、坚韧不拔的理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女性。以韦尔斯利学院为例，学校为美国培养出众多女性精英，例如前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第67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而中国“宋氏三姐妹”之一的宋美龄就毕业于这所学校，中国著名女作家冰心亦是该校校 友。
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女性教育的成效已见端倪，然而依然面临不少问题。其中，农村和偏远山区的女性教育现状堪 忧。
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女性劳动者主要分布在农业、纺织业、服务业领域，自身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她们往往会养家禽，但不会帮助家禽预防疾病；她们会种植果蔬，但没有更多管理的意识。而在更为偏远的山区，女性往往只有被迫放弃学业、并供养自己的弟弟或者哥哥接受教育这一条道路可选。
“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群很多，但我一直深信通过接受教育来提高女性的素质是最重要的，也是解决很多其他问题的钥匙。看到一批批的来自西部贫困家庭的女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后，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是多年来我支撑我走下去的最大动力。”加拿大资助中国乡村女学生教育协会（以下简称EGRC）创始人田青青如是说。
截至目前，EGRC已经在中国西部的甘肃、贵州的贫困山区资助了1062名女学生的高中和大学教育，接受资助的学生毕业率保持99%。据田青青介绍，在未来，EGRC的高中生资助项目将会有步骤地扩大，大学生项目则会逐渐向奖学金方向发展，同时提供给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培训、实习和就业的机会。
因为有了社会力量的参与，中国的女性教育在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女性教育理应是一个终身的、持续的过程，贯穿于中国女性一生的各个阶段，从生到死，教育不息。
end
往期精彩：
哈佛爸爸：用金钱为孩子定义成功，是当下教育最大的失败（深度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