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改？
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改革，是2015年成都“新土改”中的坚实一步。2014年底，成都被确立为第二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一举承担11个试验项目，成都的改革也因此被赋予为全国探路的使命。
这一使命，在2015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后，变得更加清晰。被频频提及的供给侧改革，与成都农业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我国农业存在的诸多矛盾和现实难题，主要在供给侧；而成都“土改”的多重效应叠加，开启的正是农业结构性问题的破冰之旅。
随着拍卖槌的落下，2015年9月7日10时40分，郫县唐昌镇战旗村一宗面积为13.447亩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由四川迈高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竞得。这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搭建起了土地改革从产权确认到实现价值的平台，标志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平等入市的通道被打通。
几乎就在同一时段，邛崃牟礼镇旭东水产养殖专合社负责人陈旭东拿到一个“红本本”——成都市首批农村水面养殖经营权证。确实权、颁铁证，在成都，农业生产的各项要素进一步“流动”起来。在全面完成农村“六权”确权基础上，2015年成都又进一步开展了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和小型水利设施所有权等农村产权的登记颁证，新“四权”颁证8.2万本。
成都承担的各项国家级改革试点扎实推进，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等11项国家级改革试验任务，目前已在15个区（市）县、16个乡镇、20个村（社区）、12个新型经营主体，先期开展局部试点。
共营制：即农民以参股方式，把地交给土地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聘请农业职业经理人管理田间大小事，而大部分劳作可由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提供。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对耕种不失“话语权”“收益权”；受聘的职业经理人，通过利益联结，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成为目标一致的共同体。
确保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保证农民增收的关键环节。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回答“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并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崇州对农业经营规模化的探索，由此被专家评价为“昭示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2015年7月，全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在崇州召开，“共营制”这一农业现代化路径，或将就此向全国推广。
2015年7月，邛崃启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鉴证”试点。四川禾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云栋，将其在邛崃市临邛镇流转来的1200亩土地，拿到邛崃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做了个“证明”。除了杨云栋，临邛镇其他2800亩土地流转项目的业主，纷纷效仿。
去年7月，成都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承担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健全配套政策措施等5个方面19项农村金融改革任务。
由多部门为成都量身打造的《试点方案》，带来无限想象空间：支持和鼓励设立服务“三农”的中小型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发展农业设施抵押贷款；逐步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等纳入一体化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如果说农村金融改革是一剂“强心针”，成都创新开设的蔬菜、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则为农业撑起了“保护伞”。在跌宕起伏的生猪市场上，当市场价格低于保险约定价格时，养殖户就能获得赔付。2015年1月，成都6户养殖户就收到了首笔赔款。
目前，成都已创新开设蔬菜、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等地方险种13个，全市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达到21个，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过1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