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网线背后的复杂中国
当今世界，没有人能脱离数字的影响。透过一根网线，某色拉博走出了大山里的悬崖村；在直播中，55岁的吴圣翠第一次找到“自我”；李根繁通过短视频，将白族调传递到了遥远的地方。数字已经潜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文 | 钟艺璇
编辑 | 卢枕
运营 | 栗子
某色拉博住在悬崖上。每下一次山——这个垂直距离大约是800米，他需要扶着一条天然藤梯徒步下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呼啸的风直直地刮在背上。路途并不顺利，有时候，树木就这样从峭壁上的大石块中钻出来，某色拉博要注意突然横出的树枝，更不用说从高处跌落的滚石。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土勒尔村，这样的藤梯有17条。村庄坐落在海拔1400-1600米的山坳中，从远处看，像悬在半空。只要某色拉博往下俯瞰，就能看到山脚的勒尔小学。过去，阿土勒尔村的所有孩子都需要借助藤梯往返于村校之间。
饶是某色拉博这样身手敏捷的彝族汉子，往返都需要两小时，更别说孩子。护送孩子上学是村里的一件大事。2016年，村里有15个上小学的适龄孩子，他们住在学校，每月回家两趟，每次上下山，都会有三位家长轮流接送，一个引路、一个在中间、一个在最后护着孩子们。远远望去，藤条和悬崖几乎融为一体，大人和孩子由上至下组成的队伍连成一线，贴在悬崖上缓缓移动。
同年，这样的照片被拍下来了。阿土勒尔村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外界喊它“悬崖村”。
悬崖村一夜成名。在城市，纵横交错的天桥与公路如同毛细血管般细密，人们已经难以想象，悬崖村的村民只能倚靠一根藤梯出行。在报道后的不久，2016年底，钢梯取代了悬崖村的老旧藤梯，村里也通了4G网络。
钢梯让某色拉博上下山的速度更快了，现在他一小时不到就可以完成一趟往返。但另一把“天梯”才真正改变了他的生活。2018年，某色拉博看到一位游客手中的短视频，他瞬间被吸引，感觉“很好看，很吸引人”。
某色拉博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开始频繁更新自己往返钢梯的路途、彝族村民的习俗以及自己的日常。很快，在短视频上，“悬崖飞人拉博”迅速成为村里的名人。此后的日子里，某色拉博上过中央电视台，在电影频道和周迅一起做评论，甚至当上了微电影男主角。
类似的故事也在湖北省泰山村发生。香菇妹妹直播的第三天，直播间就来了个大人物。
起初她不知道，只是看着长长一串的英文名发愣，“这得咋念”，她想，最后只能笨拙地说了一句“晚上好啊”。这位来自北京的网友待了一会，给她送了一杯价值166点券的奶茶，随后又有几位北京的网友进来，下单了两份农产品。
香菇妹妹高兴坏了。早上四点多，她急忙拨通吕凯的电话，顾不上对方还在休息：“吕老师，昨天有个叫做Allen Zhang的人给我送了奶茶，你认识吗？”吕凯是她的直播培训老师，遇上任何问题，香菇妹妹都会第一时间向吕凯发问。只是这回，在讲述上都遇到了困难，“Allen”这个单词，香菇妹妹不会念，她就挨个字母磕磕巴巴地报给吕凯听。
后来她才知道这个“Allen Zhang”真名叫做张小龙。对这个中文名字，香菇妹妹依旧陌生，还是吕凯提醒她，“你现在用的微信就是他发明的”。
这也成了香菇妹妹反复提及的一个故事，在后来的直播里，她经常眉飞色舞地向直播间的人描述这段经历。算起来，香菇妹妹已经在视频号上玩了2年的直播，她今年55岁了，本名叫吴圣翠，用她的话说，自己就是“湖北一位60后农民”。
直播的时候，她喜欢穿玫红色的棉衣，戴上白方巾，还有一副细框红边眼镜。有两个本子她一定要随身带着，一本是蓝皮的电商结业证书，还有一本红皮的培训荣誉证书。“我考了证”，她经常强调。她的直播间粉丝并不多，每当有人进来，她会第一时间欢迎对方，“晚上好朋友”。如果这位朋友恰巧和她一样，来自湖北，她会兴奋起来，迅速报出自己家的位置，“那你家在哪儿呢？”
某色拉博和吴圣翠从未想过，自己距离外面的世界会如此之近，此前，他们一个从未踏出过村子，一个则没出过省。时空的阻隔，就这样被一根网线所打破。
但要串起一根网线十分不易。任杭第一次在深圳接触二维码的时候，这个黑色的小方块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要轻轻一扫，一个全新的网页或者应用就迅速蹦了出来。他问黄冈老家的朋友，“知道二维码吗”，对方一头雾水。
他决定把这个小方块推广下去，回到武汉，带着一台电脑，任杭一个人每天能跑一百多家商铺。但要改变人们的支付习惯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尤其在那个现金和POS机遍布的年代。最灰心的时候，任杭和朋友站在地铁口，在地铁的播报声中总结一天的成果。“你多少个？”3个人同时问彼此，最后愿意用二维码支付的商家仅仅只有一两家，几个年轻人又面面相觑。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野生码农也在试图拼接一根根网线。这些年轻人扎堆在广州、深圳，他们有些并非“职业兵”，只是阴差阳错入了行，有些则在互联网公司碰壁后选择独自创业。从自己购买的第一台电脑，再到几个人的团队，他们作为散兵游勇的外包公司，从键盘中逸出的代码，正在为互联网大厦的构筑打下地基。
可这根网线面临的，还不仅仅是接入困难。在吴圣翠生活的农村里，人们起初并不习惯互联网，甚至有些抗拒。培训了一个月后，吴圣翠终于学会了视频号、直播、支付的操作。但是更大的烦恼也来了，有些村民知道吴圣翠在做直播后，悄悄议论她“丢人现眼”。
其中甚至包括她的丈夫。丈夫常年在安徽的一家锅炉厂工作，只有农忙时才回家，平时吴圣翠就一个人待在农村，辗转于菜地、鱼塘和鸡舍中。在丈夫看来，直播就是“抛头露面”和“不务正业”。这种不满隐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一次，吴圣翠顾着看视频号里的留言，忘记做饭，丈夫喊了几回，她都没听见，突然，丈夫猛地冲过来，一把抢过手机，狠狠摔在地上。
吴圣翠觉得自己的胆量和那部手机一样，被摔碎了。后来有村民问起，“你一早出去干啥去呢？”她总是谎称自己去市里买菜。事实上，为了去40公里外的当阳市区上培训课，吴圣翠早上五点多就得起床，割草、喂鱼、喂鸡、捡鸡蛋、备柴火，终于忙完后，再骑摩托车去镇上的汽车站赶每早六点半的班车。
这样的误解，吕凯的感受也颇深。“直播培训刚进村子的时候，很多村民觉得我们是传销。”刚开始，直播基本没人参加。有村民家的冬桃滞销，成片成片地瘫在地里，吴圣翠主动鼓励他尝试直播卖货，对方很抵触，“我才不像你一样搞传销”。
吕凯曾经想在湖北市孝昌县的某个村子，打造一个乡村网红团队，叫“七仙女”。在农村，寻找形象好、表达能力好的女性已经有难度，何况当时村民对直播的认可度并不高。报名时，许多宝妈是“瞒着家里人来的”。好不容易凑够人，吕凯为“七仙女”准备了汉服，教她们唱歌跳舞，但有一天，“七仙女”被迫解散了，原因是一位宝妈被家里人发现后，将她关在家中，“不许她再接触直播”。
观念不容易改变，但也有些人面临“想用不会用”的困难。无锡市新吴区太湖花园第二社区，设施条件很好，也有着丰富的文体活动，但社区里的老年人们依旧在学习使用手机这件事上有不少烦恼：有人搞不清微信和支付宝的“扫码”，经常扫出一行乱码；有人不会网上购票，每次出行都要子女来代买；有人总是下载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手机很卡，或者内存不够，最后连微信都打不开，自己也不会清理。
2017年，社区办起了智能手机教学班，虽然报名的老年人很多，但经常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来上课。他们请过电信公司的职员做讲座，一个小时的课有一半都在卖手机，后来还是一位80岁的老人自己边学边教。
▲ 图 /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
其他状况也频发。社区副主任华燚去上过一节课，结果老人们排队找他修手机。“这个手机课它持续不了，一持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直接把你淹掉。”华燚很无奈。尽管互联网在建立起更多的连接，但一条数字鸿沟仍然横亘在城乡之间、代际之间。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数字平权的过程。老人用不来手机并不是笨拙，而是数字使用习惯的问题。但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我们的县域里，只是这些问题转换了面貌而已。”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肃然说。
当越来越多的群体、地域被同一根网线连接起来，数字原野的版图不断扩张，机会和冲突也在不断发生。
悬崖村火了以后，家住附近村庄的彝族姑娘阿西迅速成为短视频平台上的“头部”女主播。她平时会在家附近一个破旧的生产房工作，里头圈养了猪、羊和牛，“打荞麦也在这里”。阿西的直播内容就是一家人的劳动，同时兜售凉山的土特产。她从早上八九点开始直播，期间要不断重复地回答网友问题，忙的时候，她会把镜头对准妹妹，让妹妹接替她一会。
“这是她的日常，这就是她的生活。”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讲师姬广绪在大凉山调研时，接触了阿西。在悬崖村曾经的贫困与落后被所有人看见后，人们陆陆续续挤进了阿西的直播间，并发出惊叹：“现在还有这么穷的地方吗？”
事实上，阿西已经尽量避开多数与贫困挂钩的意象——比如她平时工作的生产用房。她尽量将直播镜头对准身后的大山，但这样的评价依旧源源不断。
之所以这样敏感，因为阿西发现当地的一些村民已经开始配合外界对大凉山“贫困”的想象。“在直播的过程中，一些主播通常刻意表现出生活的艰辛和生活条件的艰苦。”姬广绪说。有的主播会蹲在户外，直接将地里种的圆根拔起来，简单擦拭两下就大口吃起来，有的主播则把方便面倒在脏兮兮的脸盆里，喂给自己年幼的弟妹。
“粉丝们观看这种‘贫困’，收获了一种心理上的爽感。主播则通过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将注意力转化为流量变现。”姬广绪表示。
而将真实生活直播给他人的村民们，也开始怀疑，他们究竟要给对方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悬崖村村民陈东感觉自己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变得“小心翼翼”了。陈东家庭条件不好，两个女儿放假后经常要在钢梯上卖水给来往的游客。悬崖村获得关注后，吸引了大量外人来村，一位记者把陈东女儿卖水的画面拍下来，发在了网上，并配了一些扭曲真相的文字，这给陈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从那以后，陈东对任何外来者都报以警惕，包括自称“粉丝”的人。姬广绪第一次遇见陈东时，他正在直播，姬广绪准备拍摄一张他正在工作的图片，却被喝止。姬广绪后来解释称自己也是他短视频平台上的一名粉丝，但陈东依旧愤怒，“你可以取关我”。
而阿西也经常遭受网络上的话语暴力，一些抹黑她的谣言从未停止。直到现在说起，她依旧会崩溃大哭，“我到底伤害了谁？”他们被卷入两个世界的碰撞与折叠，真实和虚拟的边界同时让阿西和陈东困惑，到底是他们主动分享了自己，还是在被观看者规训？
唯一能确定的是，这是数字技术带给他们的意外与风险。“所以我们现在会讨论数字技术与社会福祉的关联，先赋条件不同的人在利用数字技术时，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姬广绪认为，像阿西和陈东这样处于数字劣势的人，他们尚未总结出一套与技术磨合的方式，对技术应用的不成熟，也增加了他们与技术打交道的风险。
但阿西已经想不了太多，她现在已经有296万粉丝，全家人的开销都由她负责。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卖花椒，卖一袋500克的花椒可以赚8块钱，每天直播四五个小时，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出2000单左右的花椒，每个月的平均收入能有三四万块。
这些钱都被阿西用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她给家里买了100只羊、10头牛。如今她最庆幸的是，她不再需要外出务工。阿西对打工已经有了阴影，她16岁就被同乡带到青岛，因为身材矮小，工厂担心她被一眼看出是童工，没有录用她。随后的两年里，她又辗转到其他地方打工，但还是每晚睡不着觉，做不了几天工，就被送回家里。直播至少让她有了更加稳定的生活。
数字生活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把外界的流量焦虑带到人迹罕至的大凉山内，又给予了大凉山村民努力的回报。但硬币不只有“规训”和“赚钱”两面，更早受到算法训练的一帮人，比如城市里的外卖骑手，已经开始在数字系统的夹缝中寻找规则的漏洞，用取巧的方式换取一种更加舒适的生存状态。
社会学博士周南曾经加入了深圳华强路的一个外卖配送站，在这里，她切身感受到，在看似自由的表象背后，在“弱契约”“强监管”属性下，平台对骑手施加的更深层次的控制。但另一面，送餐过程中的所有不确定性都是由骑手买单，他们穿行于城市治理的毛细血管，和各种规则角力，这种复杂性在中国社会比比皆是，却在系统规定的送餐路线中几乎没有显示。
骑手们也有很多办法和系统“博弈”，比如专送骑手用“钓鱼”的方式把顺路单转给没活的同事，或者和站长搞好关系解决一些异常单，最不是办法的办法还有闯红灯、抄近路，在夹隙之间，他们不断揣摩系统，避免被平台套路。
而这种相互嵌套的影响和塑造，发生在数字社会的方方面面。
家人们都发现，吴圣翠变得自信了。每次直播前，她会化妆、涂口红，梳好头发，确保自己衣着得体后才开始直播。她在直播间说，自己因为“不甘落后”才来直播。过去她躲着藏着，一个人在卧室里播，现在她会主动把直播链接发给村民，要是在直播间看到熟人，她还会热情地打招呼，“没什么好丢人的”。
香菇妹妹这个名字，曾经是吕凯帮忙取的。吕凯之所以对吴圣翠有印象，“是因为她从不缺席任何一堂课”。一堂培训课上，在谈到如何给自己的视频号取名时，吕凯告诉大家，取名字“要让别人一眼知道你是干嘛的”。当时吴圣翠的姐姐也在现场，她卖冬桃，吕凯就给她取了个名，叫“冬桃大姐”。
“那我要叫香菇妹妹。”吴圣翠告诉吕凯。她兴奋地打开手机，输入昵称却发现已经被注册，随即在ID背后加了一个小写的“w”，代表着她的姓。
▲ 图 / 湖北香菇妹妹的视频主页
最近，在香菇妹妹的账号外，她又开了一个新账号，取了个新名字，叫“湖北香菇妹妹”，用来更新自己平时唱歌跳舞的片段。从谋生的手段到自我展现的平台，互联网对吴圣翠而言，早已以一种更隐秘深入的方式影响着她的生活。
家人对她的误解也逐渐消散，他们终于开始理解吴圣翠“到底在做什么”。但去年直播时，吴圣翠出了一次小事故，因为前一晚直播到一两点，第二天她起晚了，没来得及给后山的鱼塘打氧气，一大片的鱼苗乌泱泱死了一片。
她打电话和吕凯哭诉，好在后来丈夫和孩子并没有多加责怪。吕凯告诉她，不要因为直播而耽误了本职工作。吕凯的直播学员基本都是中年女性，在农村，稍微具有劳动力的男性都早早外出打工，独留女性在家忙农活、带孩子。“这些女性的求知欲望尤其强烈，她们渴望外界的认同。”
我们在改造互联网，互联网也在改造着我们。强烈的剧变将每个人从过去的生活中剥离出来，但在数字社会的构建中，一些东西却无法被改变。
在大理州石龙村家里，李根繁正架着手机唱歌。这是石龙村最有名的白族调，讲究的是在18种腔调的基础上，将日常生活内容以歌词形式表达出来。
白族调讲究的是一问一答，以前村民们只能在见面、聚会时才有机会和对方唱起白族调。村子接入互联网后，李根繁开始用微信和大家语音对唱，他有七十多个微信群，心情好了，便会突发奇想往里头丢一句语音，“谁来唱一句”，等着感兴趣的村民接歌。
李根繁同样在短视频上直播唱歌，这吸引了许多粉丝观看。他最喜欢PK榜这个功能，甚至有不少外地主播点名要和他对歌，尽管这是一门晦涩难懂的少数民族语言。有时，他在教视频另一头的主播如何用白族调对歌，粉丝会在底下留言，“李老师，我儿子满月了，你唱个歌吧”。他哈哈一笑，用白族调唱了一段祝福语。
白族调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互联网上得以传播，在过去李根繁和村民们只能用纸笔记录下白族语的发音，并用同音词代替，一代传一代，如今网络取代了过去的记录方式，甚至将歌声传播得更远。
而歌声所维系的代际联结，同样不会变。偶尔李根繁也会在PK榜遇到在外地打工的同乡，他们会用白族调对歌，同乡问，“我家里的老父亲母亲还好吗？”李根繁用白族调回答，安慰他不要多担心，自己会常去照看。
一根网线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数字技术已经无处不在，我们生活在流动的互联网中，它既带来了红利，也放大了社会的边角。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社会存在的代际关系、数字鸿沟等问题并不会被掩盖，反而更加凸显——比如老人二维码摆摊卖菜，子女家中收钱这样的例子，既有着计划生育、高房价等时代烙印，也是中国人的“恩往下流”在互联网里的体现。
但数字化是一个宏大命题，这超出了我们常规的经验和范畴。“整个社会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这个世界正在被数字化所改变’，但对于这种改变，普通人却很不容易建立起‘体感’，很多人只是被善于从概念说起的知识界告知了这样的概念。”著名“三农”学者温铁军说。
悬崖村村民某色拉博、湖北农民吴圣翠、彝族姑娘阿西等人沿着网线，发现另一个巨大而真实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他们有人找到了自我，有人获得了经济来源，也有人为之困扰。文中的这些故事，都记录在《有数》里。
我们如何去感受数字化的脉动，数字对个体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数字？实际上，这些议题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有数》通过对许多普通人生活的描绘，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谈和记录，让普通中国人的数字生活故事具有真实可感的结构。
从这些故事里，许多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生活在数字世界中，同时也是具体的人，《有数》展现了这些普通中国人的数字生活，严肃且生动地点出微观故事背后一个复杂多元、多变丰富与数字化共振的“非典型”中国。
“仅有数字经济发展实际是不够的，数字社会需要同步发展。”这个过程伴随着红利，也潜藏着矛盾和问题，缓解数字分化、推动数字公平，让每个普通人都能从数字发展中分享红利，政府、互联网公司和我们，还有许多事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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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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