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胡敕瑞：对汉字与汉语性质的一点认识
作者简介
胡敕瑞
胡敕瑞，男，江西泰和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99年8月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99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00年8月开始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期间曾在美国、新加坡、韩国、香港等地访学与讲学。主要从事古汉语教学以及汉语历史句法、词汇研究。
汉语的产生距今约数十万年，汉字的出现只有五、六千年。“因为文字原来所以代表语言，语言上的某种性质常常对于它的文字发生特别的影响”。[1] 然而透过汉字也可以追究它是如何来记录汉语的，或可以从中折射汉语的某些特质。
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一是始终把握汉语与汉字固有的性质，突出从汉字看汉语；二是潜意识中是与印欧语（如英语）对比来思考的，虽然文中未作明显的比较。基于这两条原则，我们拟从以下两方面来谈。
壹
汉字的特质
汉字是写的，也是说的；它既是汉语的符号，也是汉语的单位。赵元任以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是一字一言（即词素），而表音文字则是一字一音。[2] 这多少道出了汉字的一些特点。我们在此，围绕汉字的创制，总结出汉字三大特质。
1. 全方位性。语言是现实的一种编码体系，汉语的“码”就是汉字。汉字作为一种信息码与意义构成一种直接的关系，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型，而是一个三角形的结构；表音文字（如英语）的编码过程则类于一个直线型的链条形结构。图示如下：
不同的编码程序决定了两者理据性与非理据性的截然区别。三角形结构说明汉字的形、音都对义产生影响，强化了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信息；链条形结构的表音文字只是音和义发生关系，而形与义无关。所以相对于英语符号的一维线性，汉语符号体现出多维非线性。霍盖特在区分语素文字体系和音位文字体系的复杂过程中，注意到汉语“图书馆”这个三语素的序列可以写作“
2. 形音合体。前贤时彦多注意到汉字最具代表性的是形声字。如果我们追问一个为什么，或许在原因的背后隐藏了汉字的又一特质。关于汉字的起源，文字学家趋向于象形最早，会意次之，形声最后。[5] 从汉语符号的创制来看，或许对这一定则还可作些修补。初创的汉字多是一些基本而习用的，这些字几乎都是形音合体，并非仅仅象形。例如：日（既象日圆之形，又含表“实”义的音）、月（既象月亏之形，又含表“缺”义的音）、山（既象群峰之形，又含表“宣”义的音）、川（既象流水之形，又含表“穿”义的音） 、人（既象人立之形，又含表“仁”义的音）、马（既象马形，又含表“武”义的音）等等。汉字的本质似乎从一开始就力求取向形音二重理据，只不过形的理据是显性的，而音的理据是隐性的。这种形音兼备的创制极富巧智，然而太费心思，苟且的方法，或是单纯从形方面求理据，结果是会意、指事字的滋生；或是朝音方面寻理据，结果是萌生不少可据音索义的联绵字（双声、叠韵居多），这类联绵字的表义功能只在音上，而不在形上，实质上是两字表一字。[6] 苟且的方法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它不代表本质与主流。正当的途径是后来大量创构的形声字，因为形声字的形旁保留了原始汉字形的理据性，而声符则把原始汉字暗藏的音的理据性形现出来，这几乎是一种完美的方法，切合汉字重视形音二重理据性的原理。无怪乎后来形声字成为主流。甚至有些原始独体文，在后世也演化为合体形声字。如：“立”改成“地”(“地”的本字当是“立”，象人脚立地之形，与人头顶天之“天”相对应；“地”是后起的形声字)。[7]
六书中的转注、假借是两种用字方法，但也可以说是对造字法的两种补足手段。而且正好一者通过形，一者通过音，两者分别承担了形声字各半的功能。由此看来，形音合体的特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足以代表汉字的特质；它使汉字蕴藏丰富的信息码，创制上富于巧智，又便于辨认解码，这一点可以说是汉字最主要的特质。
3. 取象尽意──暗含与联想。每一个汉字的创制，可以说都是一番思维的结果。传统“六书”总结了汉字的构形法和用字法。我们在此着重发掘早期汉字创构中取象尽意的特征。汉字造形总的特征是立象尽意，而取象的途径似乎可以分为暗含与联想两类。暗含的取象不作全面详尽的勾勒，只是选取有代表性的物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8] 有时反而故意留有一片空白让体会来填补，其中尽量利用各种关系。例如：
以上五种关系都是利用暗含法，通过空间的次序来建立种种区别特征，以求得立象尽意的效果。暗含法的妙趣在于出现的一部分由未出现的一部分作背景，这就使得整体与局部、正面与反面诸者之间互有相辅相成的理据。这与汉字的第一个特征有相通之处。联想法似乎是与汉字的第二个特征相关联的另一种创构法。例如：
以上五种联想法主要是用来创构形声字，相同的部分是声符，也是得名之由，具有抽象的泛特征；不同的部分是意符，具体指向字义范围，具有形象的个特征。无论是暗含还是联想，二者都立足于取象尽意，具有巧妙的理据，共同的效果是都达到了经济性的原则，而且使汉字富有聚合联想的便利。印欧语的拼音文字则缺少这种聚合联想的特征，所以只便于组合生意，讲究逻辑性。汉字既跨时空造形，又兼形音表义，有一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奥秘，与中国哲学思维相一致。
贰
汉语的特质
德国语言学家芬克指出：“中国语有两种特性共同存在着，于是使这种语言的组织上显出很奇异的状态，一方面，中国语的语词极大多数只包含着单个的音缀；另一方面，这许多单音缀的语词对于语句全体的关系，不是用语词本身上某种标帜表明出来，而是用固定的序次和附加的辞语表明”。张世禄据此总结汉语的特性为两点：一是孤立的，二是单音缀的。[9] 这是很概括的总结。下面我们将具体地分四点谈谈汉语的特质。
1. 汉语注重意合法。王力在《汉语语法纲要》中曾提及这一点。其实汉字的取象尽意就是意合，最典型的是会意字。如“休”、“息”、“武”、“信”，都是选取有代表性的意象，点到为止，合成意义的过程就象是对一件事理的临摹。这种简洁洗炼的意合法也体现于汉语的词及词组构造。如：“目的”、“明确”、“瞄准”等自然使人感到“眼睛”（前一语素“目”、“明”、“瞄”都与眼睛有关）盯视“靶子”（后一语素“的”、“确”、“准”即是靶子）的意合。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相同，自然和字的构造原则也相通，所以后者或许可以折射前者。汉语意合法的结果，使汉语行文不嫌疏略，它只要求意合主题概念出现，如：“天雨。”之类的句子（就象“人”“木”构造成会意的“休”字一样），只需名物概念意会，无须突出行为动词，所以汉语有很多词类活用的现象。意合法的另一结果，是使汉语多“蒙上文而省”、“探下文而省”，如：古汉语的问答句发话者和答话者多省略，更为甚者是缺少第三人称。人们在注意到这些结果的同时，或认为是汉人“说得不清楚”，或认为是“书写繁难”的原因造成的，薛风生归结为汉语“过分简练”，[10] 我们则认为主要是汉语注重意合法所造成。汉语注重意合法，所以讲究相互之间的适应，追求对事理的临摹，这一点也正是义位句法所要求的。[11]
2. 汉语重视词序。上面讲到汉字不仅注重时间的一维，还充分利用空间方位。这一特质也体现在汉语中，这就决定了汉语也趋向于通过词序来起作用（因为词序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概念）。其次，汉语意合法的特点也要求汉语的表达沿着事理来展开。“汉语语法的基本手法仿佛是按照某些具体的概念原则把句法单位编织在一起”，“它的语序跟思维之流完全自然地合拍。”（戴浩一）[12] 汉人对汉语的语序作用早有觉察，如《谷梁传·僖公十六年》：“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范宁注：“既陨后乃知是石。”又：“六
汉语的词序是一种无形的标记。黎氏提到的情况很富有启示性，说明词序的作用可起到语法词的作用。
3. 汉语难读难认。[15] 这是学汉语的人普遍的一种印象。汉语难读主要体现在一字多音，即异读字。“一字多音是汉语特有而且比较常见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许多语言里都是罕见的” 。[16] 因为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词汇发展的趋势使得一些字兼具多用，为区分各种用法，结果一字别具数音。造成异读字的主要途径，一是音近假借；二是音变构词（包括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变调构词），其中最主要的是变调构词。汉语难认主要体现在一字多形，即异体字。印欧语中很少看到有汉语这样纷繁的异体。下面仅就与吃穿有关的“衣”、“食”两类异体字（这儿所说的异体是从宽泛意义上来说的）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汉语难读难认看起来是一个累赘。事实上一字多音充分利用了经济原则，否则一义一字必然增加很多字形；一字多形也在实际运用中提供了选择的机会，而且异形相替反映了汉人的某些思维观念，上面略举的“衣”“食”两类字，革韦糹相替，缘于它们都是质料，衣巾相替是因为都是穿戴的服饰；禾黍豆尗米乃是五谷，鱼肉则是美食，所以可以相替。且因为衣食温饱是人切身的需求，衣食相通，所以还有“衣禾相替”“米糹相替”，如：初/
4. 汉语讲求理据性。汉语只求主要的客观概念合理搭配，而不注重抽象的或附属的主观观念，换句话说汉语外化的形式只表达具体的内容，而逻辑关系，甚或情貌是不用外表形式来表达的，所以汉语语序就显得格外重要。比较英语和汉语意思相同的一对句子，很容易看出二者的差异，例如：The farmer kills the duck. /农夫宰鸭子。汉语没有定冠词“The”, 也没有表述人称和时态变化的“s”，汉语只表达主要概念，次要观念暗藏，可以意会。[17] 所以相对来说，汉语比英语更简洁。因为理据性越强，表达就相对简单；相反，理据性稍差，表达就更复杂，需要求助于更多的标记。总的来说，汉语属于那种富有理据而表达简单的语言。具体来说，汉语重视理据性还体现在对联绵词和外来语的改造上。联绵词是通过声音来表义的。或许是去古已远，有些联绵词难于因声见义；或许是汉语也象汉字一样追求形音二重理据（好比前面所举的把“立”改造成“地”），或许是音的理据总不如形的理据形象可感，因此不少理据性不显的联绵词后世都作了修改。方法之一是把某些音理不明的联绵词变成从字面可以理解的，如：货狄/化益（字变音不变，货从化声，狄益古音通；“化益”有变化增益之义）。方法之二是添加或改换形符，便于理解，如：峨眉/峨嵋（“峨眉”为山名，故“眉”改从山），狼
从汉语发展的长河来看，汉魏六朝以后，汉语的理据性受到了冲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带来的结果是产生了很多标记性成分，如词头、词尾的兴盛，量词的全面发展。不过，汉语重视理据性的根本原则并未动摇，仅从汉语词汇发展的基本途径来看，仍未超出音形二途，或是通过音变构词（主要是变调构词）来构成新词，或是添加形符来创造新词。
两千多年的传统汉语研究，确切地说只是汉字的研究。兆始于东周的训诂是传统语文学的萌芽，到了汉代（特别是东汉）学者开始注意到汉语（或者说汉字）形音两方面的特点，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刘熙的《释名》算是代表。围绕形音而采取的据形索义（形训）和因声求义（声训），自然成了传统语文研究的主要方法。透过上面对汉字、汉语性质的分析，我们感觉到传统语文研究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局面，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总之，汉语的特质与汉字的特质闪现出或明或暗的相关性。形音二重理据贯穿于汉字和汉语史的始终。汉语就象一条流淌的河水，汉字则象河床上氤蕴的雾气，我们只有拨开迷雾，方能看清河流的真正面目。
注释
[1] [9] 参看张世禄《中国语的演化和文言白话的分叉点》一文，见《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 学林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2] 参看赵元任《语言跟文字》一文，见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第1版。
[3] 参看[美]霍盖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273页。
[4] 参看赵元任《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一文，见《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5] 参看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1月第1版，第79页。
[6] 章太炎（《国故论衡》），王国维（《联绵字谱》）都曾谈到联绵词实际上是合二字为一字。
[7] 参看邓尔雅《地古文作立说》，《岭南学报》二卷二期（1931年），第1~3页。
[8] 许慎《说文解字·序》，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753页。
[10] 参看薛风生《古汉语动补结构和“以”字短语的语法功能》，《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2期。
[11] 参看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一文，见《徐通锵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12] 转引自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一文。
[13] 参看鲁国尧《〈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一文，见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14] 参看黎锦熙《比较文法》，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新一版，第8页。
[15] 这是针对汉语的书面语而言。
[16] 参看张清常《汉语汉文的一字多音问题》一文，见张清常《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第1版。
[17] 参看[美]爱得华·萨丕尔《语言论》第五章，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8] 参看郭在贻《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36页。
原文发表于《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1期（总第42期），个别地方略有改动。
校对 编辑：中文系团委微信平台 周天 杨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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