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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陈保亚 · 语势:汉语国际化的语言条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语言战略研究 Author 陈保亚


语势:汉语国际化的语言条件

——语言接触中的通用语形成过程分析



作者简介:

陈保亚,男,1956年生于四川德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接触。

陈保亚老师


提要 

提升汉语在国际上的通用性需要考虑汉语的语势。语势包括语言人口和语言积淀。一些语言接触案例显示,语言是否能够成为通用语和语势中的语言积淀关系密切,政治、军事、经济条件不能完全取代语势在语言走向国际化中的作用。提高语势中的语言积淀,需要增加语言的翻译文本和原创文本。母语人素质教育是原创文本得以实现的根本。


一、语势的含义

语言有经济价值(Marschak 1965)。语言的国际化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们认为语言国际化最重要的经济价值在于时间成本。经济效益是需要计算劳动力时间的,一种语言在国际上的通用程度越高,说该语言的人花费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就越少。中国的中学、大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都开设有英语必修课,如果这些时间全部用于创造性活动,其创造的价值一定是惊人的。但是由于汉语的国际化程度远远不如英语,这些英语必修课还会继续下去。人们通常把英语看作一种世界性语言。但是,是什么因素使得英语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世界性语言、语言国际化等现象本质上都是语言通用性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到语言的通用性和政治、军事、经济有关联(Bloomfield 1933; Weinreich 1953; Thomason & Kaufman 1988)。Crystal(2003: 106)更为明确地认为英语成为世界语言有两个原因:19世纪英帝国的殖民运动和20世纪美国的崛起。一个是政治军事力量,一个是经济力量。这代表了很多学者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确实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语言本身的作用不可缺少。


和语言通用性相关的一个重要测度数是语言活力(language vitality, Bouris et al. 1981),目前这方面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研究。Fishman(1991: 87)提出了和语言活力测度相关的8种代际干扰等级(8-level 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 GIDS)。有不少学者对中国语言活力展开了具体的调查研究(谭克让、G.D.麦克康奈尔等 1995;黄行 2000)。为了拯救濒危语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测度语言活力的标准,提出了9个因素(UNESCO Document 2003):(1)代际语言传承;(2)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3)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4)现存语言使用领域的趋势;(5)对新的语言使用领域和媒体的反应;(6)语言教育材料与读写材料;(7)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包括办公地位和使用情况;(8)社团成员对自己母语的态度;(9)语言文件的数量和质量。


Weber(1997)提到了6个测度语言影响力的因素及其最大权重:(1)母语人口(4分);(2)二语人口(6分);(3)语言使用的国家数量和人口(7 分);(4)语言使用的主要领域(8分);(5)经济实力(8分);(6)语言的社会文化地位(4分)。


这些标准参数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可以用来测度语言通用程度,对认识语言通用性都有价值。当然,参数的选择涉及很多因素,有的学者归纳的参数可达几十种之多(Haarmann 1990;周庆生2001: 607)。问题是,制约这些参数的背后因素是什么?语言的通用性、影响力和语言的活力都是语言在交际中的一种表现,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还是认识活动的形式和积淀。上面的参数或标准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尚未得到充分展开和重视,这就是语言积淀。学者们提到的语言活力和语言影响力参数,从根本上说都是语言积淀的一种表现。


语言的国际化本质上是语言在国际上的通用性问题。我们曾经用语势来解释语言的传承力和通用性背后的原因,就是想充分考虑语言积淀的作用。这里的语势是指语言接触中一种语言的潜在传承潜力和通用潜力。语势和语言活力有很大关系,但并不完全相同,语言活力是语势在语言接触中的具体体现。我们当时把语势的量化标准归纳为母语人口和词汇量(陈保亚2012,2013)。在近几年的进一步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两个参数还不够充分。下面我们把语势内容扩展为语言人口和语言积淀两个部分。语言人口既包括母语人口,也包括二语人口。语言人口的重要性早已经为很多学者注意到(Appel & Muysken 1987; Hoffmann 1991; Holmes 2001; Coulmas 2005)。语势的语言积淀则是本文要特别关注的。语言积淀包括词汇量和文本,语言积淀是科技人文知识的反映和重要量化标准,科技人文知识积淀越深厚,语言的词汇量和文本也越丰富,语言积淀也越深厚。在人口数量既定的前提下,语言积淀越深厚,语势也越强。Schiffman(1996: 30)提到的影响语言政策的语域(language register)、语言库(language repertoire)和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邹嘉彦、游汝杰(2001)提到的语言背后的文化、文字,联合国教科文组(UNESCO Document 2003)提到的跟濒危语言有关的语言文件数量和质量,都是语言积淀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最终都会通过语言词汇和语言文本体现出来。


目前学界提到的各种衡量语言活力或影响力的参数,基本上可以通过语势得到解释。代际语言传承参数实际上是母语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语言使用者的总人口数量和人口比例也是语言人口问题。语言使用领域可以从语言文本种类和词汇的种类体现出来,比如傣语的科技学术词汇很少,即使有也是汉语借词,由此可见傣语在科技学术领域中使用得不多,这和我们实际调查的情况是一致的。语言的社会文化地位可以通过二语人口数量体现出来,比如在傣语和德昂语的接触中,德昂族说傣语的人口比例远远超过傣族说德昂语的人口比例,因此傣语的社会文化地位更高(陈保亚2013)。语言教育材料是语言积淀中某一部分文本的体现,表现为教材种类的多少和同一种类数量的多少。对新语域或媒体的反应可以从语言人口数量和语言文本数量在新语域或媒体中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来,如微信群中汉语人口和文本都占绝对数量,是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无法相比的。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政策可以通过教育文本、官方文本所使用的语言体现出来,比如汉语在教育和行政方面的文本占绝对多数。社团成员对自己母语的态度可以通过母语人口和二语人口的比例和使用频率体现出来,比如傣族使用母语的比例和频率比德昂语高,反映了傣族对自己母语的认同比德昂语高。语言文件的数量和质量是语言积淀中文本的组成部分之一。


以上语势的定义方式主要是为了今后进一步展开量化工作。语势大致可以从语言人口数量和词汇量加以量化(陈保亚 2013)。人口方面可做语言人口调查统计,词汇量方面也可做词汇统计。词汇量指一个语言古今历史积淀形成的词汇,包括借词。《汉语大词典》就是汉语词汇的汇集,约37万词条。《傣语词典》(德宏)收2.8万多词条(孟尊贤 2007)。根据我们的调查,德宏傣语的词条还可以增加,但不会增加很多,这显示汉语具有更为丰富的词汇。词汇越丰富,通常词根、文本也越丰富,语言积淀也越深厚。当然,语势的量化如何数学建模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汉语在诗歌、经络学说、中草药方面词汇很丰富,英语在科技方面词汇很丰富,如何考虑这些差异的权重,是难点问题。下面的讨论所列举的个案在语势方面的差异都比较明显,暂时不涉及语势量化问题。


二、英汉通用性的比较

中国大陆的汉语人口超过了13亿,其中汉族占90%以上。汉语官话区母语人口数量很大,至少在8亿以上。官话区人基本上可以用普通话交流。少数民族会官话的也基本会用普通话交流。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和东南亚的华语能够自然交流。为讨论方便,我们把中国人(包括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通称为华人,把能够相互沟通的普通话、国语、华语通称为汉语通用语,在上下文能消除歧义的情况下,也简称汉语。我们所说的通用语是自然形成的通用语言,通用语可以是官方语言,但不一定必然是官方语言。普通话在中国大陆是通用语,也是官方语言(国家通用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圈的汉语通用语人口在不断增加,能说汉语通用语的人构成一个庞大的通话群体。汉语通用语根植于汉语(包括古代汉语和汉语方言),汉语有很深厚的语言积淀,具有很强的语势。中国高中、大学、研究生使用的文本,行政、科技、人文等各个层面使用的文本,绝大多数是汉语普通话写成的,极少数是英语或其他语言或方言写成的,汉语方言人或少数民族要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学习汉语普通话。掌握普通话后意味着至少可以和8亿以上的普通话人交流。


从整个华人文化圈的情况看,学会汉语通用语意味着可以和华人圈(包括大陆、台湾和其他华人区)会汉语通用语者交流。汉语通用语在海外华人圈扩散的具体机制是不断取代汉语区域通用语。以马来西亚为例。马来西亚汉语方言有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哪个方言语势强,人口是重要因素。如怡保、吉隆坡多通行粤语,新山、槟城和巴生多通行闽语。从全马看,闽南话人口最多,粤语次之,更大范围的方言通用语早期多是闽南话。100多年前出现用汉字闽南音给马来语注音的《华夷通用语》(1877),也证明了闽南话当时在华人中的通用语地位。1926年的《巫来油通话》用闽南话给马来语注音,也显示闽南话当时通用性比较高。现代马来西亚语中的汉语借词以闽南话借词最多,占90%以上,可能也反映了闽南话的早期通用语地位。20世纪50年代,由于香港音像影视的传播,加上100多万的粤语人口,粤语的通用性得到提高,已经超越了闽语。闽语、客家话都不像粤语有丰富的影视,粤语影视是粤语语言积淀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粤语通用性得到提升的一个因素。


华语出现在马来西亚也比较晚,但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化趋势,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人之间的地域通用语逐渐开始让位给了华语。华语可以把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十多亿华人联系起来。汉语在整个海外华人聚集区的情况与马来西亚类似。汉语通用语在世界华人聚集区的通用性还在提高,其语势是相当强大的。


尽管汉语通用语在华人圈的通用性很高,但汉语的国际通用性明显不如英语,这主要是通过二语人口数量体现出来的。Kachru(1983,1985,1992a,1992b)比较早地提出了三圈理论,他把说英语的地区分成内圈(inner circle)、外圈(outer circle)和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英语作母语的国家称为内圈,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作二语并被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称为外圈,比如新加坡、印度;英语作二语并且只作外语的国家为扩展圈,比如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大陆很多国家。根据这个理论原则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看出汉语二语人口和英语二语人口的差距。Weber(1997)以类似的方式做了具体统计,他把说英语的国家分成核心国家(core countries)、核心外国家(outer core countries)和边缘国家(fringe countries)。Weber的统计显示英语用作二语的人口多达20亿以上,包括核心外国家和边缘国家,他的二语标准显然比较宽泛。Crystal(2003: 107)用Kachru的方法又做了统计,给出了三个英语圈的语言人比例(如下图),他的二语标准更严格一些。内圈(inner circle)是英语母语人口,约3.2亿—3.8亿,外圈(outer circle)是英语作为工作用语的二语人口,约1.5亿—3亿,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是把英语作为外语的英语二语人口,比如中国会说英语者,这样的人口约1亿—10亿。根据 Crystal提供的数据,各种类型的英语人口加在一起 约5.5亿—16.8亿之间。


尽管Weber和Crystal的统计数据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把汉语作二语的异族人口远远低于把英语作二语的异族人口。如果考虑不同地域分布和不同领域分布,比如在科技、学术、贸易、外交等领域,英语的通用性也显著高于汉语。科教文化等各种出版物的种类中,英语文本也要远远高于汉语文本。


陈保亚老师在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进行学术讲座


三、语势和政治军事实力

通用性并不总是能够通过政治军事力量实现的。满语和汉语的接触是一个典型的范例。清朝前期,满语曾被作为“国语”加以推行,以便用满语满文作为管理国家的语言工具(滕绍箴 1986)。但是,汉语语势比满语语势强大得多,满语推广未能实现。首先是汉语积淀比满语积淀要深厚得多,教育、科技、医学、农业、贸易、政治、诗学等在汉语中也有几千年的积淀。满人从中获取的知识比汉人从满语中获取的要多得多,因此汉人学习和学会满语的人并不多,倒是满人开始大批学习汉语。从母语干扰(陈保亚 1996)的角度看,满语对汉语的结构有一定的影响,但清朝实际的通用语是汉语不是满语。最后的结果是,清朝推行满语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因为汉语强大的语势最终被汉语替换。


另一个类似满语情况的是蒙古语。蒙古人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蒙古语并没有成为中国的通用语,汉语仍然是中国的通用语。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把蒙古人的疆域一直扩展到了中亚、南亚、西亚和中欧,这些地区的蒙古人在一段时间内是说蒙古语的,并且坚持在统治阶层用蒙古语通信(Sinor 1999)。但是,我们从11世纪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所记录的大量阿拉伯语借词可以看出,阿拉伯语通用性很高,围绕古兰经的伊斯兰教文本在阿拉伯语言中有很深厚的积淀。另外,该地区以伊朗语、突厥语、斯拉夫语系统为主的本地语言至少在唐代就有了文字,具有比蒙古语更深厚的语言积淀。伊朗语、突厥语中有大量阿拉伯语借词,说明这些语言还传承了伊斯兰文明黄金时代科学人文的深厚积淀。《突厥语词典》是突厥语深厚积淀的证据(赵明鸣 2001;陈保亚 2006)。另外,以基辅为中心的斯拉夫文化也得到过充分的发展,有比较深厚的语言积淀。《蒙古秘史》是最古老的蒙古语传世文献之一,成文是在13世纪,因此蒙古文的出现要比被占领区语言的文字晚很多。有文字的语言积淀和没有文字的语言积淀有很大的区别。蒙古军队进入中亚、南亚、西亚和中欧等占领区时,蒙古语更多的积淀还是通过口语记录的。加上被占领区的突厥语、伊朗语、斯拉夫语的语言人口多于蒙古语人口,结果这些地区的蒙古人后代大都转用了突厥语、伊朗语或斯拉夫语,比如帖木儿(Timur)所属的巴鲁剌思氏部落(Barlas)就属于这样的情况(Findley 2005: 101)。有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蒙古帝国伊尔汗国的汗王合赞(Ghazan)先皈依基督教,后又皈依伊斯兰教(Foltz 2010: 120—121),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语势中丰富的语言积淀是实现通用性的语言条件,英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由于殖民行为,英语在世界很多地方被作为通用语使用。殖民行为容易让人把政治军事力量看成是提升通用语的直接原因。其实殖民行为是给英语和土著语提供了接触条件,英语自身强大的语势才是英语在殖民地上升为通用语的语言条件。在殖民地争夺战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语势都很强大,都可能上升为世界通用语,在这样一种相同语势的背景下,政治军事力量就显出了作用,英国在和其他殖民者的争夺中逐渐取胜。美国从英帝国中独立出来并没有影响到英语的继续扩展,因为美国仍然是英语为主的国家。正是英国殖民地的扩大,英语比其他强势语言更有机会和土著语言接触,逐渐取代其他强势语言的通用地位。但如果英语没有强大的语势,即使覆盖到广大的地区,通用性也不会得到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英帝国称霸世界本身也得益于英语语势中深厚的科学文本积淀。如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拉丁语版1687年,英文版1729年),以及后来人们对电和蒸汽动力原理的认识,这些科学知识极大地推动了远航技术和贸易,因此公认的近代科学革命的源头也率先出现在英国。


四、语势和经济实力

后殖民时期以后,英语的国际化程度仍然在提高,这使很多学者开始考虑语言通用性和其他因素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因素。Edwards(1985)认为经济因素是语言传承的重要原因。很多学者,包括Crystal(2003),进一步认为经济因素也是提升语言通用性的重要因素。我们认为经济实力和政治军事实力一样,仍然是提供了语言接触的条件。一个实体由于经济的强大,就有更多的贸易和交流,语言因此接触,但一种语言能否因此提高通用性,没有足够的语势仍然有困难。中国的GDP已经连续几年排列世界第二,但汉语在国际上的通用性并不容乐观。俄语的通用语地位特别值得思考。苏联解体以后,独联体各国试图避免使用俄语以加强自身独立性。但这些独联体国家的语言语势不够强大,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充当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通用语。就拿科技教育来说,俄语中有多年积淀深厚的科技教育文本,这些都是首例人造卫星和人类登月的认识论基础,这样的文本是一个现代化国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很少有其他独联体国家能够迅速把众多的俄语科技教育文本翻译成本国语言文本。结果是,尽管俄语不受欢迎,却仍然保持了通用语的地位。其实自全球去殖民化运动以来,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殖民者已经广泛退出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但这些殖民地国家仍然有很多保留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殖民者语言作通用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殖民者语言语势强大。马来西亚、越南、老挝等新独立的国家,都属于这种情况。有学者认为,在一些多土著的国家和地区,用英语、法语等作通用语可以避免任何一个土著语凌驾于其他土著语之上。其实即便强制性地把某个土著语规定为官方语言,都会因为语势太弱而难以应付现代科技教育的需求。Schiffman(1996: 16)提到,印度政府曾经力图提升印度本地语在科学、医学和技术等方面的地位,但都不成功。其实我们从各种印度本地语词典可以看出,这些语言在现代科学、医学和技术等方面的词汇量和英语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本质上也是语势中的语言积淀问题。


英语通用性在越南的上升就是值得认真分析的个案,人们容易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崛起的结果。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不仅仅经济崛起,其科技也在崛起,甚至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科学研究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这些都必然在语言中积淀下来,所以英语是带着很强的语势来到越南的。


世界上国际化成功的语言,在国际化之前都已经是积淀深厚的语言。相反,积淀不够深厚的语言,即使经济实力强大,国际化都未成功。近代殖民者由于其语言积淀深厚,因此经济也比较发达,军事实力也比较强大,其语言在殖民地得到广泛使用,语言通用性得到提高。纵观印欧语文化圈科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般是科学先于应用,因此欧几里得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力学、相对论、现代数学,都领先于应用。这些人类智慧活动早已经在印欧语言中有了深厚的积淀,形成了强大的语势。近代印欧语文化圈的殖民化运动所带来的印欧语言扩散,本质上是强大语势的实现。


如果没有强大的语势做基础,即使经济实力再强大,汉语的通用地位也不一定能够上升。很多走向国际化的中国公司中,中方在经济上是强势,但通用语言往往仍然是英语而不是汉语。甚至研究中国文化方面的国际会议,只要有外国人参加,通用语往往也是英语。这是应该认真反思的一个现象。


五、英汉语势比较

任何通用性高的语言一开始并非通用性就很高。


汉语和英语在马来西亚的竞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汉族来到马来西亚时间很早,汉语的语言积淀很深厚,但汉族人口不占优势,因此汉语的语势和马来西亚语的语势应该说各有优势,双方都有不少相互借用的词。英语进入马来西亚后,通用性迅速扩展。汉语中经络学说、针灸理疗、草药理疗知识很丰富,都有大量词汇和文本的记录,汉语中诗词文本和诗论文本甚至比英语要更丰富,但英语的科技文本很丰富,是汉语无法相比的。马来西亚人掌握了英语,就有了通向现代化观念的条件,这应该是英语的通用性在马来西亚不断得到提升的语言因素。即使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语被提升为国语,此后不断颁布法令提升马来语的地位,但英语通用性仍然继续在上升。汉语通用语的通用性也在提升,但主要限于华人圈(Wang 2010; Wang & Siew 2011)。语言的规划确实对语言的通用性有所提升(Xu & Li 2001),这是一种行政行为,而深厚的语言积淀则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在提升语言的通用性。


英语强大语势后面还有更深厚的基础。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同属于印欧语系的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等大语言,这些语言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意大利语有文艺复兴时深厚的艺术与音乐的语言积淀,尤其是歌剧。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也都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化学、科学哲学积淀,俄语有深厚的数学积淀。印欧语还包括古代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两者更是语言积淀深厚。古希腊语有丰富的科学、数学、哲学、政治学、诗学、建筑等语言积淀,古拉丁语有丰富的医学、神学、生物学、法学等积淀,古希腊语、古拉丁语长期被广泛用于欧洲学术领域。现代人基本上没有用拉丁语作母语的,但作为二语学习的人仍然很多,尤其是在学术界。英语由于和这些语言同源,词根传递和文本传递非常容易,英语容易从同源语言中吸收深厚的语言积淀,因此英语中有大量其他印欧语语言的借词,尤其是拉丁语词和法语词,这些印欧语语言的文本也被大量翻译成英语文本。汉语属于汉藏语系,除了汉语,汉藏语系积淀比较深厚的语言还有藏语、彝语、缅甸语等,藏语在佛教、传统医学方面有丰富的语言积淀,缅语在佛教方面有丰富的语言积淀,彝语在传统医学、天文学方面有丰富的语言积淀,但是,这些语言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语言积淀和印欧语比较起来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汉语从这些语言积淀中得到的支持显然不如英语从印欧语语言积淀中得到的支持力度大。即使把侗台语、苗瑶语包括到汉藏语中,汉语语势在科技方面得到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侗台语的西南语支诸语言大多有文字,比如泰语、老挝语、傣语,语言积淀比较深厚,但主要体现在佛教、天文和农业方面。苗瑶语则没有自己的文字,语言积淀要相对弱一些,主要靠史诗等口语文本的传诵来积淀文化。侗台语、苗瑶语的语言积淀在科技方面和印欧语诸语言仍然有距离。


像美国、英国、法国这样一些经济强国,都经历了近代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和启蒙运动(Enlightment),科学革命所形成的思想成果都会积淀在语言中,也会体现在经济上。但经济发达并不等于语言积淀一定深厚,因为资源的丰富,资源的过度消耗,对贸易的高度重视,廉价劳动力的使用,都可能使经济发达。这样一种经济实力超前于语言积淀的发展,往往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语言通用性并不会由此得到提升。很多依靠石油提升经济地位的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实力现在排列世界第二(GDP),其中很大部分是以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代价的。


语言积淀深厚是语言通用性得以提升的语言因素,英语就属于这种情况。现代人掌握英语后意味着至少可以和几亿英语人交流和分享知识,可以直接进入浩瀚的英语文本世界获取科技人文知识。学会汉语通用语,等于和十多亿人有了分享知识的机会,也可以直接进入浩瀚的汉语文本获取丰富的人文知识,至于科技知识,则比通过英语获取的要少得多。


陈保亚老师在201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典礼上发言


六、语势的提升:翻译文本与原创文本

从语言层面看,要使汉语走向国际化,可以从提升通用性和提升语势两个方面入手。


提升语言通用性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推广汉语教学。从多方面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汉语的国际化地位正在上升(郭熙 1999;李宇明 2005)。目前的对外汉语学院、海外孔子学院等所做的工作是提升汉语通用性的一种尝试,这是有价值的工作,因为通用性的主要参数之一就是汉语二语人口的增加。提升汉语通用性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有效合理利用媒介。媒介的作用很早已经被注意到(Giles et al. 1997)。充分利用网络、影视等各种媒体展现汉语,提供汉语教学和使用平台,其意义至关重要,马来西亚粤语电影在粤语传播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在利用媒介方面需要认真考虑汉字字体的选择。文字是语言积淀最重要的载体,要提高汉语的通用性,提高汉字的通用性是一个重要条件。汉字的连续性又是汉字通用性的重要条件。简化字为书写汉字和学习汉字带来了方便,但对传承繁体字文本中的深厚语言积淀、对汉字文化圈的持续有负面影响。网络的畅通也是汉语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人们通过汉语展开交流和获取知识的网络通道一旦受阻,自然会选择其他语言展开交流和获取知识。网络不流畅或受阻对汉语通用性的提升是致命的障碍。


从长远的观点看,要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汉语和使用汉语,提高汉语语势最为根本。汉语母语人口众多,对提升语势不是迫切问题;语势中语言积淀的因素、尤其是汉语文本中的科学积淀需要迫切提升。


汉语文本的扩展可以分为原创性文本扩展和译文扩展。通过译文扩展,世界上任何语言的原创性文本,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还是国外的,就有了汉语通用语版。佛教文本的汉语翻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由于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语,甚至很多重要的佛教经典只保存在汉语中,朝鲜人、日本人可以通过汉语学习佛教及其相关的医学、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知识,不必一定要学习梵语或其他中亚语言,于是唐代有很多朝鲜人、日本人来学习汉语,汉语成为当时获取佛教和汉学知识的工具,这应该是汉语后来成为在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通用性高的语言的重要因素,也是汉字文化圈形成的重要因素。从现有记录看,古代亲自去印度学习语言和佛教的新罗、高丽、日本僧人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罗的慧超、日本的真如等,其他学者都基本是从汉语中获取佛教思想。有不少藏语佛经也是译自汉语佛经。自唐代以来,藏语中有不少汉语借词,可以证明汉语在藏区有一定的通用性。汉语佛经译文应该在这方面有贡献。古代的汉字文本在东亚和东南亚有较高的通用性,比如琉球国古籍《历代宝案》记载了古琉球国与周边国家来往文书,该书收录了1424年到1867年琉球国和中国、日本、暹罗(今泰国)、满剌加(马六甲王国)、苏门答腊、爪哇等国的外交贸易往来公文,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文本,这说明汉字书写的文本在这一带有较高的通用性。


通过翻译提升语势还可以吸取阿拉伯人的经验。阿拉伯人广泛翻译了古希腊、印度、中国的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数学、物理学,这对后来伊斯兰文明黄金时代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阿拉伯语成为伊斯兰文明的重要通用语。


汉语语言积淀提升的另一个方向是增加汉语原创词汇和文本。提升汉语语势,汉语母语者的文化科学素质教育最为根本。有了高素质的人群,才会有更经典的人文文本和科技文本出现,汉语语势才能够得到提高。汉语原创性文本是用汉语组织科学和人文认识活动而得到的文本,只有这样的文本大量出现,才会有汉语自己的新词出现,才会有非汉语人来学习汉语并翻译汉语文本。原创性的智慧贡献增加了,汉语的语势才可能提升,才有足够的力量使汉语通用性得到提升,否则,汉语国际化只会停留在教学层面。


如果汉语文本足够丰富,世界上其他语言有的原创文本汉语也一定有译本,其他语言没有的文本汉语也有,学会汉语就进入了最大的图书馆,这样就有更多的人学习汉语和使用汉语。人们也因此可以用汉语组织各个层面的思维活动、管理活动和交流活动。人类任何一种智慧活动的展开、诠释、传播和记录,都不可能离开语言。甚至视觉艺术和音像艺术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离开语言而得到充分的理解。只有通过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增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原创性贡献,汉语的语势才可能逐渐追上英语的语势,汉语国际通用性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升。如果汉语积淀中有很多类似欧几里得、牛顿、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高本汉这样的人所写出的文本,汉语的国际通用性肯定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汉语教学就会很见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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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02期;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整理:中文系团委微信平台 王少坤 朱泽明

编辑:中文系团委微信平台 王少坤 朱泽明

审核:中文系团委主席团 覃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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