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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选录 | 破壁与贯通:读懂中国的尝试

北大中文人 北大中文人 2023-04-27

编者按

上学期,贺桂梅老师开设的“认识中国的方法”一课要求同学们联系课程主题或课程总体关键词写一篇期末论文。在此选录一篇优秀作业,与大家交流分享。需要说明的是,作业的选择,除了写作方面的考量,也兼顾了公众号的特点,不完全代表作业的评判。


破壁与贯通:读懂中国的尝试

中国语言文学系 刘清月


有时候,追问本身也会同答案一样令我们受到触动,比如“怎样认识中国”——毕竟,这个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着相当大的跨度,纵有思绪万端却不知从哪里说起;而它又恰恰承载着“中国”一词的分量,让人不由得产生某种庄重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于我而言,这个话题曾经是遥远的——在刚过去的三年时光里,关注具体的文字和知识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回想起来,我还确实未曾从宏观上思考过如何认识身处的土地。所以,几乎没有任何预设地,我带着问题走进了课堂:既是以一个好奇的求知者身份,也是以一个茫然的求解者身份。


可以说,这门课程本身以一种凝练的形式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的范围,从而创造出一种可能,一种在有限的时空最大程度触碰无限的可能:汉语语法里的语言中国、唐诗体格律里的纸上中国、山水世界里的情志中国、民间文学里的乡土中国……当这些多元的视角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将“认识中国”的角度一一呈现在眼前时,我大概是一面感叹着认知之无垠,一面持续地聆听、记录与思考。于是,在反复的接收、整理中,有一条线索缓慢地、逐渐地清晰起来,串联起了老师们看似零落的讲述,最终成为我对最初那份迷茫的一种交代。


尽管“认识中国”这样的命题并不能在一时一地就获得某种终极解答,变动的世界也还在时刻刷新着我们的认知,我仍然希望记录下自己阶段性的思考与体悟、记录下这条线索,暂且以此作为某种回答的尝试:在我看来,在“认识中国”的道路上,我们往往容易人为地设置起种种不自知的屏障:学术与实践的悬隔、不同学科间的隔阂,以及面对真实自我的藩篱。它们或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偏狭,或是由于学科观念的固化,如此种种,不同程度地遮蔽了我们的视线。而我们要做的,正是努力认清并突破这些屏障,怀着一种不设限的思维感知身边的世界,始终保持坦诚和开放,如此不懈求索,方能看见一个更加真实、清晰而完整的中国。


01

学术乌托邦与生活的破壁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位

陈连山老师曾在课上谈及知识分子的启蒙困境:在五四启蒙逻辑的影响下,面对群众,知识分子往往习惯于采取“先进者教化落后者”的模式和姿态,“以被动启蒙代替了群众的自我启蒙”,也就是说,民众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也丧失了对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及其熟悉的一套思维模式、行动观念、行动方法的解释权,被迫转向接受种种所谓更高等的知识启蒙,接受新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实际上,“启蒙”并非强制性的观念灌输和行为改造,而是从认知上让民众摆脱一种蒙蔽的状态,“认识到能够公开使用自己的智力”,从而正确地、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尽管我们都认同知识分子并非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也能理解接触群众、体察社会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可能不自知地被这种身份所捆绑:例如,在熟习专业知识和关注前沿理论的同时,我们对于周围的世界却是一片茫然;总在忙于更深地介入某个学术话语体系,却丧失了观察和描述身边环境的兴趣,丧失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关切。借用项飙老师的描述,是一种“附近的消失”。我尚不知道将来的自己在某一时刻会不会再次无意识地陷入这个怪圈,但是回顾我以往的求学经历,这种对于周遭的无知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过。正如陈连山老师所说,“启蒙的困境”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残留有关,而对应到当下,或许与文化教育的备受重视相关,在掌握文化知识的比对下,体察生活的实践似乎可以被搁置,最后往往被尘封。这或许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知识优越感”的陷阱。


为什么实践体验同文字知识同样重要呢?为什么以交流者的姿态与民众平等对话是有必要的呢?如果不想清楚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就仍有可能再次陷入同样的遮蔽中。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谈及“文字下乡”问题时,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记事是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而乡土社会却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这样看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情达意的唯一象征体系。”也就是说,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在文化知识上的差距,并非源于绝对的智识水平差异,而很可能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需要这种知识。相反地,“教授们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捉不过乡下孩子”,二者的不同,仅在于环境的需要。我也记得贺老师在课上提到的小细节:中文系的学生在走进基层参加实践时,尽管受到当地人的高度尊重,却可能并没有办法让农民们确切地理解“知识”到底“有用”在何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学者”和“群众”获取的知识,只有领域和方式之别,而没有高下之分。


学习是一个不断接受刺激和积累经验的过程,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民众习惯于从日常实践中习得直接经验,然而人的实践经历毕竟受限,因而知识分子能够通过阅读、积累和思考,在有限的时空中掌握丰富的间接经验,从而获得对世界的更加广阔而深入的认识。这不过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对直接经验的获取。既然如此,我们更应关注自己所处的环境,珍惜从当下直接获取经验的机会,因为每一种特定的经验都有其价值,也都会呈现认识中国的某一个侧面。事实却是,我们往往生活在当下,却习惯了在字里行间跳跃和思考,从而丧失了对所处环境的体察与探问。学术的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捆绑我们的认识,让我们不再那么重视直接经验的获取。


我们真正特别的,除了向更深更远处勘探的视野,应该就是对专业领域独有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行为方式的把握:比如,作为中文人,我们经受了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有着对文本本身细腻的感知力、对文化传统准确的理解力、对文字资源高效的处理能力,以及相对优秀的思维组织和语言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察人、理解人、处理“人的问题”的能力。它们都是认知的技能和辅助,却不是某种身份或特权。借助这些“专门知识”,我们能够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以更清晰、更深入的形式反映出来,传达开去,最终服务于人类认知的推进——我们的学术成果,正是综合专业特长与实践感知的结果。在我看来,这应当是知识分子真正的身份定位,也是我们追逐的方向。


02

学科领域的破壁

——关于专业的理解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孔江平老师讲述的“基于认知科学的语音乐律研究”。记得最初是在学习语音相关知识时,我首次体验到了一种类似理科的思维模式,它具有分析、归纳、逻辑类推等特征,而不同于文学的偏感性认知。直到孔江平老师采用提取共振峰、腭位模型以及田野调查中的录音采集等形式将实验语音学直观地展现在课上时,我才进一步认知到学科交叉在专业学习中的独特作用。而也正如孔江平老师在《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中首先指出的,“现代语音学是一门文理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快速发展,使得语音学研究者的背景知识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展,这就需要学习更多的理工科、医学、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


在传统的认知中,中文大概是人文学部最具有文科特色、本学科特色的专业。至少我曾经这样认为。矛盾的是,我喜爱中文系,恰恰也是因为它的“通”——不仅仅是博古通今,而且,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本身可以与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艺术等诸多方面都发生有机的联系,创造出无限的解读可能。在我个人的阅读体验中,解读特定的文本,除了细读原文外,往往需要借助大量的辅助文本来协助理解,从而由一个固定的圆心逐层向外推阐开去,所能到达的距离也就关系着理解的深度。这些辅助文本通常牵涉到对于特定领域知识的理解,由此实现了跨领域的贯通。现在来看,这种贯通应该不止于人文社科各领域的贯通,而是还包括与自然科学的贯通。


“认识中国的方法”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为认识对象,以‘专业’为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融通理论与实践、古与今、中与外、心与物,读懂中国。”我们都理解聚焦“专业”的重要性,却可能会不自觉地忽视“融通”,甚至正是因为长期深潜专业领域而将自己的目光局限于此。这并非意味着专业学习不重要,相反,专业知识正是我们认识中国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永恒的视角,是我们感官最敏锐、思维最清晰的场域。而“专业”与“融通”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主次或交互的关系;专业不会成为打通各领域的障碍,反而呼唤各方融通以带来新的理解和发现。其实,中文系内部各专业分支的交叉也是如此,文学、语言、文献,彼此各有侧重又密不可分。“认识中国”这样宏大的命题,也不会仅仅依赖某一领域的知识就能够得到解答。


选择专业,应当只是选择了我们擅长、热爱或愿为之奋斗的角度,然后发挥其独有的优势来提供自己的一种解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体之别恰如学科之别,不过是各有其专长的领域和独特的思维,而后来自不同领域的解读共同汇成人类认知的整体。而跃迁往往发生在思维的交汇和碰撞处。贺老师提到,“人文学的特点正在于其无限的‘想象力’,可以从个体的经历、有限的当下推及芸芸众生的终极关怀、广泛联系的无穷远方,从而由‘见自己’、‘见天地’达于‘见众生’。”那么,深耕本专业的土壤,亦不忘博观约取,打通学科林立的壁垒,或许才能更好地践行“以专业为研究方法”的要求。


03

自我的破壁

——关于反思

“怎样认识中国?”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答案往往产生于“接受新观点——回忆旧观念——更新旧观念”这样的反复中:通过对以往不成熟观念的觉知、审视和修正,得以不断形成新的、清晰的逻辑链条。我想,这或许就是在许多老师讲述中都流露出的,一种人文学者的反思与自觉意识。最后的障壁仍然来源于我们自身,如果缺乏反思的意识和勇气,便会对既往的缺漏无所觉察,为窥探真实的自我设置起心理防线,进而蒙蔽认识中国、认知世界的双眼。


回避反思其实包含两种可能,一是对既有的不足无所觉察,二是有所觉察却视而不见。无论是意识的缺乏还是勇气的欠缺,都不利于认识的坦诚和开放,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可能。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正是不断通过犀利的批判来审视自身,从而保持清醒与谦逊的态度;相反,沈从文先生曾经批判所谓“新文人”:“看事既朦朦胧胧,作事皆马马虎虎。”“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若有人指摘到这一点时,他们自会援引典籍,保护自己,由于设辞巧妙,反而能令一般人十分同情。”批评一针见血,也足以给我们警示:我们是否会陷入自我的辩护和蒙蔽之中,陷入人性的弱点,从而欺骗他人、欺骗自己?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正如方法支配着调查,如果做不到在认识中国的过程中时时反思,调整思路、完善方法、校准航向,可能就会落入惯性的窠臼,视野也随之永远局限在自己划定的一隅。


毫无疑问,作为生活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青年,“认识中国”是一个内省的过程。它意味着,面对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我们既要借助参与者的身份获得更加细微真实的体察,也要能够以旁观者的视角摆脱“身在此山中”而习以为常的蒙蔽。也就是说,反思的主体除了个体之“我”外,还应当是国家、民族、时代之“我”——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上,反思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所存在的问题,并为此不断探寻可能的出路与解答。“认识中国”不应仅仅是一个看见成就、心生欢喜的过程,而更应该是一个透过现象发现问题并为之苦苦求索、在共时与历时的比较中尝试突破的严肃过程。在深入、有效的反思过后,我们将收获更加清晰的自我定位、更加明确的前行方向与更加充沛的前进力量。


在博尔赫斯的意象里,宇宙是一座“通天塔图书馆”,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六角形回廊中,是万千中心里的沧海一粟,而螺旋楼梯上穷碧落,下通深渊,圆周远不可及。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会离开自己出生的六角形,奔走于寻找“珍本”的路途上,因为无限的未知永远迷人、永远富有希望。“认识中国”也是这样,古往今来,尽管这个话题已经被不同身份的人们反复讨论,却不妨碍我们每个人在其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尽管它看起来宏大、郑重、遥不可及,却也意味着无限的探寻可能。此外,认识置身其中的土地,以便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也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人类正是这样在好奇与责任的推动下持续地探索,在雨果的迷宫中越走越远。不仅如此,建立起一种“破壁”的思维,一种全局式的视野与思考方式,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中国意识”被不断提及的当下,似乎也是时代的呼声。读古今、读中外、览书册、观实践……在认识中国的道路上,我们大概永远是行旅之人,然而脚步所及便是责任所在、收获所在、无限的希望所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孔江平:《实验语音学基础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晋)陆机著;张怀瑾译注:《文赋译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4.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续小强,谢中一编:《沈从文自叙传 上》[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5.(美)赫尔伯特·A·西蒙著;曹南燕,秦裕林译:《我生活的种种模式 赫尔伯特·A·西蒙自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供稿:贺桂梅老师“认识中国的方法”课程

审稿:中文系学工办 李涵宁

编辑:中文系团委媒体中心  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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