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新冠“超3万例！北京迎800万返程，而武汉外漂族“无工可返” | 调查

今天（2月8日），卫健委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34546例、新增3399例，而除湖北之外的新增病例已经四连降。这些数据在武汉人许晴眼里看来，却是另外一番意义。

从上海返回武汉过年的许晴，正在经历工作三年以来最长的假期。2月2日，这是她原本预计返回上海的时间。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7日国务院通知延长春节假期，许晴接到公司通知，返工时间延长至2月10日。

两天前，许晴的公司开通了华为WeLink，同事们进行线上会议。许晴就职的公司是一家互联网企业，正常上班状态虽然不要求职员进行正装打扮，但是同事们见面时也都是自然大方，服装整齐，线上会议的时候许晴第一次见到了老板的睡衣。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春节，阿里钉钉、华为WeLink、E-mobile 7、沃克校园、哆点等远程线上沟通系统使用率大幅提高。阿里钉钉数据显示，2月3日全国上千万家企业、近两亿人在家办公。华为云WeLink提供的数据显示，2月2日当天有1.5万企业新开通使用华为云WeLink。

可处在武汉，许晴比其他同事有着更多的职业焦虑。

随着春节返程客流高峰期到来，国内各大城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疫情防控措施。北京、上海机场、高铁、火车站设立了电子人体测温热像仪、健康观察点，工作人员穿戴了防护服与护目镜，地铁必须佩戴口罩才能乘坐。

各城市一系列举措在尽力降低春节返工潮带来的疫情传播可能与心理上的紧张感，但这些某种程度上与武汉无关。

许晴自我调侃，“武汉外漂族，无工可返。”与此同时，数据显示800万北漂族，即将返回北京。

疫情之下：

房租、宠物、工资……外漂族的烦恼

截至今天，武汉封城15天，尤晨亮年前从北京回武汉后，已经在家呆了22天。他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北京租房已经到了交租的时间。

“我的公司其实没有给我很大压力，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传媒公司，公司内部制度的自由度比较大，我基本能够在家里完成大部分工作。我烦恼的是房租和我养的猫。”尤晨亮说。

尤晨亮的公司在北京望京SOHO附近，公司写字楼楼层高，夜晚公司从窗户里看出去，可以看见SOHO那两座椭圆扁平的大楼。他带着他养的一只布偶猫“大雄”，在望京地铁站附近找了一个二居合租房，住在侧卧里，房租每个月算下来达到了5000元左右。

（尤晨亮的布偶猫“大雄”）

“5000元/月的房租对我而言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是我一个人，可能就不会找一个离公司这么近的房子。但我带着大雄，有比较宅，就想找一个合租环境相对好一点房子，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尤晨亮按季度交租，2月9日是尤晨亮到交下一季度房租的日子，他内心有些挣扎。“我不知道武汉什么时候能够解除封城，原本我只打算在家呆10天左右，但现在不乐观估计，我可能到4、5月才能回北京，这一个季度的房租就相当于白费了，可我又不能不交。”

在北京部分小区已经进入了半封闭状态，如天通苑等居住密度较大的小区都在张贴出了通知，返京租客需进行自我隔离14天，进出通道都被严格把控，有些小区租客在正月十五之后才被允许进入小区。

（图片来自网络）

“我居住的小区目前还没有进行封闭，但我也回不去。”尤晨亮试图跟房东商量减少这季度的房租，房东拒绝了。“这也是正常的，我不能去住，但是他的房子也不能租给其他人，这个损失不能避免。”

更让尤晨亮担忧的是大雄，友晨亮回武汉之时将大雄留在了北京，拜托临近的朋友偶尔去他家照顾猫，但现在他一段时间内无法返回北京，而照顾猫的朋友也因为疫情在尽量减少出门。

另一方面，远程办公虽然没对尤晨亮产生太大影响，但是却对整个行业行情造成冲击，这让尤晨亮担心起自己这一季度的薪资。

“本来春节后公司业务会相对较少，内容市场上由电影项目占大头，但是今年春节档集体撤档了，新型肺炎的影响，行业开机项目都在减少，影视剧集综艺都在找库存，并且大部分减少了宣传预算，有的小项目干脆就没有了，上游没有了，下游宣传就更少了。1月20号有营销公司跟我们对接项目，没过两天就告知我们项目延期了，我感觉公司业务数量相对之前明显减少了。”

而尤晨亮每月的薪资与项目息息相关。“项目奖金应该是会下降了。”而对于薪资的担忧，又进一步加大了房租压力。“我感觉我的2020，变得更艰辛了。”

一城之隔，

迷惶的武汉青年

回到武汉的16天里，张甘木收到福建厦门集美学村当地小区居委会、公司所在地派出所等机构的14通问询电话。

“刚开始是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后来是问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发热症状。最近几通电话是居委会通知我，我居住的社区被封闭了，回去前需要先联系房东。派出所那边是通知湖北籍务工人员何时回厦门，需要等通知。”张甘木说。

张甘木是厦门一家电商平台公司工作的合伙人，公司处在创业阶段，主要经营按摩椅与燕窝买卖生意，商品在阿里巴巴天猫、京东、拼多多等都个电商平台售卖，而他负责的平台是阿里巴巴、拼多多等。

他居住的小区位于厦门集美学村，入住前每个住户都在社区登记了户籍所在地，疫情爆发后，张甘木成了居委会、所在地派出所的重点关注对象。

1月22日，他从厦门回到武汉，此时武汉内部疫情已经有些严重，全国范围有了大规模的新闻报道，但是张甘木身处厦门，武汉的紧张氛围并没有感染到他。“回武汉的时候没有觉得特别严重，虽然看到了报道，但是觉得都是暂时性的。我在厦门工作了一年了，就计划着春节能回家休假，至少一家人在一起。”

事情的发展很快超出张甘木的预料，他回到武汉后4个小时，武汉对外宣布封城。这瞬间他意识到这次新型肺炎比想象中严重，“武汉这样量级的城市封城，是破天荒的大事。”

疫情新闻每天连番报道，确诊数字快速攀升。整个春节，张甘木家里没有人走动拜年，15天里他只和家人出过一次门，趁着阳光好，他和家里几个小孩戴着口罩在空无一人的小路上散了一会步。

这是张甘木工作五年来最长的一次休假，但是随着各地返工时间的临近，张甘木开始对武汉的封城状态感到焦虑。

“虽然我的工作大部分是线上操作，不像实体行业需要长时间线下工作，但是我们需要去仓货监管发货。这段时间公司燕窝的仓库我们公司大股东都自己帮忙发货，按摩椅是工厂发货，但政府管控防疫现在不能开工，缺货严重。”

同时，各城市加强防疫管控，不少地区物流运输暂时停闭，这让张甘木公司的运输流程延缓，对整体的货品售卖产生影响。

“线上办公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工作监管、沟通成本、员工办公效率都是很大的问题。”这场疫病让张甘木感受到了压力，“我是公司合伙人，项目有股份，项目进度影响着公司收入，落实到薪资也受到影响。现在最大的期待是恢复正常生活。”

这或许是大部分武汉外漂族的状态，无法离开武汉，其它城市也不敢接收，横亘在城市中间的是外漂族们逐渐失序的生活与工作。

春天已至，

武汉市内何时复苏？

相对于外漂族无法顺利返工的担忧，武汉本地工作的人们面临的则是另一种茫然。

李扬青在武汉远城区小县城的一家私营酒店里工作，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酒店进入停闭状态。本来春节期间正处在餐饮业增利时期，但这个春节李扬青所在的酒店休假延长，没有确定具体开工日期。

“老板处在观望阶段，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正常营业。”李扬青说。而这个状态直接影响到了李扬青的收入。“其实年底大部分员工都想回家休息，但这段时期正好是酒店最忙的时间，老板为了稳定员工，事先宣布12月份的一半工资会延长到正月初四（1月28日）发放，但疫情的原因，这部分薪资现在又被延长了。我们休假期间员工没有薪资，这意味着普通员工这两月的收入大幅减少了。”

这不是一个个例，疫情爆发后，武汉餐饮业意料之中进入低潮期，西贝、真功夫等连锁餐饮品牌都面临周转不灵的困局。而这段低潮期何时能渡过，谁也不知道确定日期。

另一方面则是武汉的公共交通，城市进入休眠状态，武汉地铁、公交到高铁、火车、机场全线停摆，这降低了肺炎病毒传播的几率与范围，也让武汉市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静状态。

“我原本是轮班制‘白夜休’，白班与夜班交替，武汉封城了之后就开始值班了，每天轮值，大概10天左右值一次班。”张雨山说，他在武汉地铁运营公司工作，封城之后他进入休假状态。

（武汉地铁值班供给泡面）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公司内部消息是2月12日地铁恢复运营，但是现在疫情发展情况，我觉得不太可能。公司现在也是朝令夕改，大家都不太确定，因为我们值班表已经排到月底了。”

同样的情况方鸿也遇到了，他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工作，武汉宣布封城以后他的轮班周期从4天变成12天。“这是工作之后最长的假期了。”方鸿说。“机场每天还是有人值班，为了负责物资运输或者撤侨工作。”但机场何时能够恢复正常运输，谁也不知道。

2月10日这场全国范围内动员的返工潮即将到来，但一切与武汉无关。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隔绝与孤立，而是为了这场灾难能够更快的结束，所有人恢复正常的运行轨迹。这座城市里依旧存在着付出与呼救、希望与泪水、失去与得到，春天已经来了，希望武汉樱花盛开的时候，武汉也能真正复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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