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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不是遗言的遗言:我的书都是国家的

杜羽 光明阅读 2019-06-01


▲温州郑振铎纪念馆


他是出生在温州的福州人,无论身处何方,都心系故土。温州人纪念他,福州人也纪念他。

 

他是藏书家、文物学家,一生致力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不惜毁家纾难。图书馆人纪念他,文物学界也纪念他。

 

他是文学史家,创办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写下《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名作。文学界纪念他。

 

他不以出版名家,却做过《小说月报》主编,参与制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出版人纪念他。

 

…………

 

2018年是郑振铎诞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日前,国家图书馆主办的“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郑振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展览集中回顾了郑振铎为文化、为民族的人生历程。 


 

“狂胪文献耗中年”


▲郑振铎藏《十竹斋笺谱》

 

一走进展厅,就可以看到郑振铎手写的一幅大字——“狂胪文献耗中年”,出自清人龚自珍的诗《猛忆》。大字左右有几行小字,末句写道:“诵定庵此语,深喜之,爰书置座右,以自劳焉。”借这句诗,郑振铎总结了自己抗战期间的经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为“孤岛”,很多文化人转移到大后方,大家劝郑振铎也走,郑振铎心里也想走,但他最终选择了坚守。

 

当时,江南藏书家纷纷售书逃难,郑振铎亲眼目睹大量典籍文献流向海外,不禁发出“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的慨叹。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看到日寇、汉奸及一些美国的单位、个人疯狂抢掠古籍,郑振铎认为,以个人的精力和财力无法做到力挽狂澜,于是找到当时留沪又很关心古籍的名士,商讨抢救民族文献的良策。”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郑振铎与张元济、张寿镛等人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专门收购抢救古籍文献。

 

展览上展出了郑振铎旧藏的部分购书单据:

 

“兹收到元刻《中峰广录》十本、殿版《盘山志》十本、《宝鸡县志》六本、《泰山志》廿四本,四种共伍拾本,价款国币伍佰圆整……”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焦循撰,稿本,陆册;《毛诗地理释》,焦循撰,稿本,贰册;《南游集 坦庵三忆草》,焦循手写本,壹册。以上共玖册,实价洋捌佰圆正……”

 

这样的购书单据,现存680种1069张,它们见证了郑振铎与文化掠夺者之间的较量。

 

“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没有人来做,我只好来做,而且做来并不含糊。”郑振铎在《求书日录》中写道,“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

 

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在两年的时间里,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同人一起,抢救了包括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藏书在内的大量重要文献,其中善本古籍多达3800余种,这个数量已接近当时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的总数。

 

“最初,郑振铎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不愿浪费时间。他说:‘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是,当民族危难来临时,当国家工作需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记得,郑振铎1946年曾在《民族文话》的序言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


▲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右二)

    

  


化私为公续书脉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


在展览中,一纸“褒奖状”十分显眼:“高君箴同志暨其子女郑小箴、郑尔康同志继承郑振铎同志毕生为文化服务的精神,将其生平收集的中外文图书全部捐献国家。除在北京图书馆设立专藏外,对高君箴同志等化私为公的精神特予表扬,并资纪念。”

 

高君箴是郑振铎的夫人,签署褒奖状的,是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时间是1958年11月5日,距离郑振铎10月17日,遇难不足一个月。


▲沈雁冰签发的褒奖状

 

“我祖父郑振铎的私人藏书将近有10万册,他1958年突遭空难而牺牲,走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他在世时,经常和家人说: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于是,家人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将这句话作为他的遗言。”在郑振铎的孙子郑源看来,把祖父毕生收藏的10万册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实现了他书生报国的最后心愿,也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一颗虔诚的报国之心。”

 

“学是公物,古物是公器,亦万难把持在一二个人的手中。为了爱护古物,发展学术,也应化私为公。”这是郑振铎一贯的主张。

 

为表达对郑振铎的尊崇与感佩,国家图书馆将他的藏书设立为专藏,集中排架庋藏,并用他的笔名“西谛”将其命名为“西谛藏书”,这是国图唯一一个以人命名的专藏。多年来,人们对这批赠书的整理与研究未曾止步,《西谛书目》《郑振铎藏古吴莲勺庐抄本戏曲百种》《国家图书馆西谛藏书善本图录》等陆续出版,部分藏书已经实现了数字化,世界各地的读者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欣赏这些钤着“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长乐郑氏藏书之印”的郑氏藏书。


▲抗战时期的购书单据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 福州长乐政府捐赠国家图书馆的郑振铎铜像 

展览中最多的展品,自然是书。有郑振铎藏的书、编的书,也有他写的书、译的书,几乎每一种书就代表着一个学术方向,其内容之丰富,让很多人想起作家端木蕻良的那句话:“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


▲郑振铎译《飞鸟集》


郑振铎嗜书成癖,但不盲目追求古本,而主要是为了阅读和研究之用,当时许多藏书家不曾经意的戏曲、小说、宝卷、弹词以及版画、外国文学译本等,都在他的视野之中。郑振铎所关注的许多领域,如今已成为热门的学术话题,其藏书的独特价值更为突显。

 

“郑振铎对于宝卷、弹词、鼓词等讲唱文学的收集,既全且早。比如,《三笑姻缘》《玉蜻蜓》《珍珠塔》等弹词藏本,福州本《荔枝陈三歌全传》、潮州本《双白燕》等鼓词藏本,这些民间创作,如果没有他的搜访发掘,或许早就湮没无闻了。”陈红彦说,历代版画书籍也是郑振铎收藏和研究的重点,“他注重收藏徽派版画和宗教画,还广泛收集有插图的木刻书。他编写的《中国版画史图录》,多是流传孤罕的珍本。”

 

“郑振铎先生以献身的精神编纂这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建设工作。这是应该国家做的工作,而郑先生以一人之力要把它完成;每一个中国人,凡有力量的都应该赞助他这项工作。”这是几十年前郭沫若对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发出的赞誉。

 

“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共约80万字,这实在是一篇呕心沥血的巨著。我认为,这不仅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也是整个东半球较早出现的此类专著,而且还是世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史。”对于《文学大纲》的贡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福康如此评价。

 

“关于中外文学经典研究,郑振铎有着庞大的计划。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就提出编纂《古本戏曲丛刊》的设想。到他逝世那年,丛刊完成前四集的编纂。此后60年间,《古本戏曲丛刊》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尽管中间历经波折,余下的最后几集,即将在2019年画上圆满句号。”对于《古本戏曲丛刊》这项未竟的事业,刘跃进和他的同事们正全力以赴。

 

生于戊戌,殁于戊戌,又至戊戌。时光往复,郑振铎的著述犹在,精神犹存,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蛰居散记》之十三《“废纸”劫》手稿。《蛰居散记》记录了抗战期间郑振铎蛰居上海的生活。


(本文作者杜羽,为本报记者)

 

 



郑振铎 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学者、翻译家、考古学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区乘凉桥),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12月28日9版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责任编辑:侯珂珂   汪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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