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庆最后的“棒棒军”
本文转载自2016年6月29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重庆日志
牛丹成靠肩挑背扛的方式，沿着这里陡峭的山坡运送货物上山下山已有35年时间。他知道去长江沿岸的码头要走多少个台阶。他经常以搬运工的身份在那些码头揽活。他说，朝天门港口的八号码头有128个台阶。他刚刚从那些台阶上下来，为一艘游轮送了90磅（约合41公斤）的烤鸭。
62岁的牛丹成可能属于最后一代流动搬运工，又叫“棒棒”。他们已经成了重庆这座城市的象征。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重庆依着高耸的山峦而建，嘉陵江在这里汇入磅礴的长江。
四月，一名搬运工携带货物前往停靠在长江沿岸的一艘客船。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通常不愿干这种收入菲薄的辛苦活。
这里的街头一度满是“棒棒军”的身影。“棒棒军”是当地居民对这些搬运工的称呼。现在，他们正在消失。
“下一代肯定不会扛了,”牛丹成一边说一边轻轻拍了拍他那根结实的竹扁担。这种扁担又叫棒子，这些搬运工流传甚广的绰号就来源于它们。“我们这个职业在消失。”
这类搬运工的减少，正是社会和人口变迁重塑中国经济的缩影。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而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进程也在放缓。那些农民工正在老去。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通常不愿干这种收入菲薄的辛苦活，现代运输也降低了重庆对上坡下坎送货这种艰苦工作的需求。
穿过车流。现代运输降低了重庆对上坡下坎送货这种艰苦工作的需求。
这些变化致使“棒棒军”规模缩减、年龄老化、经济困顿。
“现在棒棒不好当，”50岁的胡祖华（音）说，他当了10年的搬运工。“有时候连饭钱都赚不够。快递员把我们的活全抢走了。”
电影制作人何长林用一部名叫《最后的棒棒》的纪录片和一本同名书籍记录了这些搬运工的世界。他估计，他们的规模已经从90年代的多达30万人，减少到了现在重庆城区不超过1万人。其中大部分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
“棒棒肯定要消失，时间不会太久，”何长林说。“这行在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相结合下，正在被逐渐淘汰。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他们不再有用武之地了。”
一名搬运工在批发市场外。搬运工通常黎明时分便开始工作。他们会聚集在市场或码头，等待顾客打电话或者呼喊，找到送货的活。
在数十年里，民众从来不用走多远，便能找到他们。这些搬运工会以一两美元的价钱搬运吃的、穿的和其他货物。
“以前这儿哪儿哪儿都是棒棒的，都担心棒棒多的能掉到江里去淹了，”牛丹成在工作间隙吸着烟说。“现在就没这担心了。”
作为一座面积广阔的工业化城市，重庆是以长江沿岸的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长期依赖人力搬运货物。但在上世纪80年代，对这种搬运工的需求迅速增加。当时，邓小平发起的市场改革增加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并允许农民进城找工作，在劳动年龄人口激增之际释放了一波渴望就业机会的农民工。
在码头等待工作时打牌消遣。在数十年里，民众从来不用走多远，便能找到他们。这些搬运工会以一两美元的价钱搬运吃的、穿的和其他货物。
来自重庆各地大山里的村民，通过靠力气送货在这座城市谋生。过去，街边和码头满是穿着已腿色的蓝色外套和帆布鞋，紧握着扁担和绳子的男子。
棒棒在很多城市都出现过，但人数多到使棒棒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只在重庆和附近其他城镇有。鼎盛时期，他们成了这座城市的象征，在众多歌曲，甚至还有1997年的一部颇受欢迎的电视喜剧中，被颂扬为谦逊、高尚的劳动者。
一名搬运工。据估计，他们的规模已经从90年代的多达30万人，减少到了现在重庆城区不超过1万人。
“你们很了不起！”中国总理李克强2014年在重庆遇到一群搬运工时说。“每一分钱都是流汗挣来的，是中国人民勤劳的象征。”
但很多搬运工表示，那些深情的画面掩盖了他们生活的艰辛。即使在这座城市工作了几十年，很少有人觉得这里是他们的家。中产阶级市民看到正在等活的衣衫褴褛的搬运工时，常会皱眉头。
42岁的廖成国（音）在楼梯间。他和女儿、妻子，以及另一户人家住在两室的屋子中。鼎盛时期，这些搬运工成了这座城市的象征，在众多歌曲，甚至还有1997年的一部颇受欢迎的电视喜剧中，被颂扬为谦逊、高尚的劳动者。
“他们都看不起我们，很少人真的尊重我们，”当了20年搬运工的唐正渠说。“一个活你要五元，老板们就说给你一元，就好像你跟乞丐似的，而不是做工的，靠力气吃饭。”五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75美分。
近年来，尽管中国其他地区经济放缓，重庆的经济却加速发展。在牛丹成工作的那座小山上，一个含购物中心和公寓楼的建筑群拔地而起。附近，标志性的解放广场周围，开满了外国奢侈品牌的门店。重庆已经成了中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官方的数据显示，在机动车制造和电子等行业的推动下，重庆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达11%。
即便如此，搬运工还是说生意已经下滑。很多人说他们现在一个月只能挣300到450美元，大约是几年前的一半。很多市民现在都有车了。快递公司的箱式货车和摩托车，以及网购和开在市民家附近的社区超市，也侵蚀了搬运工的生意。
一名搬运工携带货物前往长江沿岸的客船。上世纪80年代，对搬运工的需求迅速增加。当时，邓小平发起的市场改革增加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并允许农民进城找工作。
“我可扛不了这些货，怎么都扛不了，”35岁的快递员彭晓华说。他把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服装市场附近，那里是搬运工的聚集地。他说自己辞去了厨师的工作，因为他认为电子商务及其对快递的需求指向了更好的前途。
“那些岁数大的人只能扛着东西上下坡，”他说。“快递现在生意好，因为我们哪里都能送到。”
搬运工通常黎明时分便开始工作。他们会聚集在市场或码头，希望找到送货的活。一天中，他们很多时候都在等着顾客用直接喊人或是打电话的方式让他们去帮忙。下午随着商店关门，搬运工回到闷热、狭小的宿舍和房间。他们通常和其他几十名搬运工同住，把钱省下来寄给留在农村的家人。
20人共住两室的房子。很多搬运工说，他们现在一个月只能挣300到450美元，大约是几年前的一半。
“这种工作是没有其他工作时才会做的，”51岁的谭万成（音）说。他正在朝天门的一个服装市场外等活。朝天门是一个购物区，位于该市主要的码头附近，人声鼎沸。
他说自己和其他20个或更多的人同住一间宿舍，经常只吃米饭和南瓜粥。“现在年轻人都出去当保安、快递员或建筑工人，就是没人当棒棒，”他说。“我也想换工作，但没那个能力。”
吹牛时，牛丹成说自己要干到70岁。和很多搬运工一样，他大约五英尺（约合1.67米）高，四肢非常发达。即便如此，在给码头送了两趟货后，他似乎精疲力尽。他跑那两趟挣的钱，相当于三美元。
傍晚，向长江边的客船运送行李。作为一座面积广阔的工业化城市，重庆以长江沿岸的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长期依赖人力搬运货物。
“现在挣的根本不够，每天饭钱都不够，”他说。“我要是干不动了，就回老家村子去，住家里的老房子里。我不会想念这种生活。”
本文所有摄影图片均来自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储百亮 @ChuBailiang。
Adam W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陈亦亭
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纽约时报原文（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