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数万、顶流推手？综艺编剧：“我们只是明星出气筒”
在今天，一档呈现在台前的当红综艺，其背后是数十人乃至数百人长达数月精心协作的成果。而这套由人搭建起的庞大系统运作的基底，正是那些隐居幕后、身份神秘的综艺编剧们。
目前，“90后”“95后”的年轻综艺编剧，已经成为节目创作主力军，他们一面享受着自我创意被明星嘉宾们精彩演绎的成果，一面厌恶着自己被高压工作打磨成了极速消耗的零件，除此之外，滚滚而来的“娱乐至死”文化洪流，更是他们需要抵御的共同敌人……
被这一事件波及到项目时，入行四年的综艺编剧邹燕正在加班，她参与的这档选秀性质的真人秀要在两周后开始录制，节目组各个工口都在紧张筹备，编剧团队更是“连轴转”了快一个月。
凌晨5点，创意园的办公楼里鸦雀无声，中央空调也已早早关停，整栋楼只有邹燕所在的综艺制作公司的会议室一直亮着灯。平台方制片人、宣传负责人、导演组和编剧组，围坐在一起召开紧急会议。
“打投倒奶事件”，把整个综艺行业，尤其是选秀综艺推到了风口浪尖。舆论沸腾，综艺圈里开录和临录的项目团队都像惊弓之鸟，密切观望着事态发展。邹燕参与的这档综艺，是某互联网头部平台的重点项目，植入和合作的品牌众多，“倒奶”事件发酵后，平台方高层要求编剧组立刻排查内容的设置隐患，进行节目赛制和评价体系的调整。
节目录制前夕从最核心的内容开始进行调整，显然并不容易。会议中，制片人快速说完自己的需求后，气氛陷入了僵局，几个编剧端着各自的笔记本电脑，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率先应声。
一位资历颇深的导演只得开口相劝：“各位编剧老师，我们这段时间就尽量不要碰选秀这个事了，原本针对一些赛制和打投的内容设计都要调整，辛苦大家修改。”
编剧组的几个人悄悄对了下眼神，胆子向来较大的“90后”编剧陈昭想要开口和对方掰扯，却被隐约带着怒气的总编剧打断，他冲开口的导演发难：“你那叫修改吗？完全就是打翻重写！”
总编剧张隽平年近不惑，曾经就职于某一线省级卫视，赶上了电视台发展的黄金时代，先后参与制作过几档爆红的大型电视综艺。2016年是电视人从体制内集中出走的分水岭，张隽平凭借丰富的项目经验，从台里离职，转做“爱优腾”三大互联网平台项目，手里积攒下了几档反响不错的S级（多指投资过亿的大型项目）综艺。
由于常年熬夜加班，张隽平看上去比同龄人更显老态，他眼眶凹陷，双颊垂得厉害，沉下脸时，更显压迫。导演见此只能诉苦：“张哥，你是老江湖，不是不知道现在的风向对节目影响有多大。我们现在也为难，上到商务、下到道具，全部都要重新对接、设计。如果你们不改赛制和评价体系，录完播不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这又不是菜市场里几毛几块的买卖。”
舆论危机和监管收紧，已经成了综艺节目最大的致命伤。在这行浸淫许久的从业者心里都明白，倘若只是艺人或商务出了差错，还能根据合同牵制调换艺人、增补商务来挽救。但被“打投倒奶”这样的行业性事故波及，除了进行自我阉割难有他法，那些录而未播，胎死腹中的项目举不胜举。
一根烟燃尽，张隽平似乎是认了命，他转头吩咐组长江黎：“你带着编剧们马上重新策划吧。”见总编剧松口，制片和导演马上挤到编剧们的电脑前，开始盯着他们修改策划方案，并随口指点起来。作为主力编剧的邹燕明白，她想要睡足六个小时的补眠计划，又泡汤了。
综艺编剧，这个职业在外界看来，或许神秘光鲜，但邹燕却觉得，编剧实际处于整个行业链条的下端——熬最长的夜，干最累的活，而苦心写出来的本子，几乎所有人都能上来“指导”。就连被她视为老前辈的总编剧张隽平，在行业内颇有声名，却也少不得要遇到这样的尴尬情境。
几年前，张隽平曾带着团队向一个老板汇报节目方案，沟通招商意向。这位大老板当时正在外出差，张隽平和几个核心成员飞到当地，在酒店会议室苦等几个小时后，才等到姗姗来迟、还带着一个“外围女”的大老板。
当他把方案的PPT投影到液晶屏上，给对方详细阐述完节目的模式和内容后，那位老板却拍了拍“外围女”的肩膀，嬉笑道：代我去给编剧们提提意见。在场的几位编剧难掩错愕，而打扮暴露的女人却大大方方站起来，一板一眼地点评起编剧们的方案。
此事被张隽平视为“奇耻大辱”，他常和邹燕她们聊起这个故事，末了总不忘语重心长地向后辈们感叹：“做编剧，没意思。”
比起职场歧视，年轻的综艺编剧们，其实更怕“猝死”。邹燕今年30岁，包里常备护肝片和维生素。同为90后的组长江黎，随身带着一个大药盒，里面是各种保健药丸，手机里还设置了闹钟，“到点就吃药”。哪怕需要长期熬夜创作，她也坚持不抽烟、不喝咖啡，保温杯里常年泡着枸杞和杭白菊，用她的话说，这是“在熬夜猝死的边缘修仙养生”。
江黎是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中文硕士，和总编剧张隽平一样，也是某省级卫视的离职人员。在综艺圈里，江黎花名“江神算”，除了做节目，她在“星盘算命”这件事上也颇有研究，常给一些同行算运势。她草草统计过，同行问询最多的就是：江老师，我要进新项目了，你帮我算算累不累，熬不熬？
“能熬夜”已经成了综艺编剧的“标配”能力，但在2013年之前，情况并非如此。那时，国内还没有综艺编剧这个岗位，电视台制作节目的人统称“编导”，兼编剧、导演、后期职能一体。节目内容也相对格式化，一档电视台著名的脱口秀，单期台本内容大概只有两张A4纸。
2013年后，本土电视台大量引进韩国综艺版权，诸如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等，大批韩国编剧进驻内地电视台，把他们成熟的工业生产体系带到内地综艺圈。之后，网络平台崛起，市场资本入局，电视台体系之外的专业制作公司大量涌现，综艺节目制作环境开始发生较大改变，制作工序和流程越来越繁杂。以真人秀综艺为例，现在单期节目剧本一般在万字以上，有的甚至需要把嘉宾说的每句话都标注预设。
制作上，综艺节目也被切分得更加细致，光编剧这一工种，就分成台本、艺人和选手编剧三大类。其中，台本编剧是节目核心，承担的工作也最多，要负责节目框架搭建、环节赛制设置。
艺人编剧又称艺人Follow PD（Producer Director），负责在节目框架内为艺人“立人设”，给艺人导戏，引导他们表现出节目组预计的综艺效果。选手编剧则集中在近两年大火的选秀节目中，为素人选手做剧本，也叫选手Follow PD。
所有编剧都归属导演组，而三类编剧间，存在的是彼此依赖又互为角力的博弈关系。日常录制时，台本编剧为实现最好的综艺效果，会瞒着另两组编剧，加入一些激发人性和情绪的环节。这种临场设计，容易惹怒嘉宾和艺人，造成的后果却都要由跟随的PD承担。在录制一线的艺人和选手编剧，为保住各自负责嘉宾的镜头露出，会预先拆解台本编剧设计的环节，私下透露给嘉宾们。
很多项目里，台本编剧数量最为有限，因人员紧缺，不少编剧需要“从头跟到尾”，从前期策划到完成台本，再到现场录制Follow艺人。和马拉松式的策划会相比，录制开始后，编剧的工作强度更大，昼夜赶工的情形并不罕见。
项目组年龄最小的编剧于多多，初入行时做的是一档卫视综艺节目，节目开录后，几天几夜没睡上觉，唯一的喘息之机是“（节目组）给你半小时，回棚旁边的酒店洗漱，然后立马回来”。那次录制还没结束，一向不长痘痘的于多多就发现，自己半张脸都爬满了红疙瘩。
电视综艺圈的人常挂在嘴边的吐槽是，台里“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牲口使”，但从电视台跳槽后，江黎发现，市场化的制作环境中，这样的工作强度更是常态。
作为台里资历较老、有热播作品的编剧，江黎在两年前被外部制作公司高薪挖角，然而高薪的背后，是对编剧时间、体力和精力的极致压榨。初到这家综艺制作公司上班时，老板热情地带江黎参观了一圈办公区，最后指着休息区放着的两张高低床说道：“我们公司很人性化，特意给编剧组准备了床，免得大家熬夜开会后还要回家。”
与电视台稳定宽松的运行结构不同，不少制作公司采用的是互联网大厂的管理模式，编剧几乎被挤压掉了所有私人生活空间。江黎常凌晨四五点下班，回家简单洗漱后倒头就睡，第二天中午12点前又要到办公室，和同事开碰头会、策划新内容。
网上刚流行起“抨击‘996’工作制”的风潮时，江黎看到社交媒体上网友的激烈抱怨有些好笑，她向好友吐槽：“‘996’才哪到哪啊？”
和江黎不同，目前最困扰邹燕的问题是：自己“不断被边缘化”。她不是专业编剧出身，从武汉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去了地面频道当记者，做新闻访谈，手里握有让无数同行艳羡的内部编制。
但近几年，新媒体异军突起，地面频道的影响力不断走弱，营收大幅缩水。经历两次降薪后，邹燕在2017年接到一家大型综艺制作公司抛出的高薪橄榄枝，让她转行做综艺编剧。她没怎么犹豫，用了一周时间办理离职，马不停蹄去了新公司。
在电视台时，邹燕擅长的新闻、访谈类节目，在招商上其实不占优势，目前市场上的主流综艺制作公司，基本上以制作选秀、真人秀、脱口秀三大类节目为主。邹燕刚进公司就感到严重的水土不服——她加入的是语言类节目组，团队里一半是脱口秀和相声演员，平时聚在一起开策划会，大家尺度很大，说话荤素不忌。在邹燕的印象里，她的同事们玩过猜对方内裤颜色这类的“游戏”，每当这时，她都感到强烈不适。
曾让邹燕在电视台快速得到认同的名校背景，也成了让她无所适从的“缺陷”——在邹燕看来，综艺制作并不讲究逻辑严格，放飞的脑洞和“好笑的梗”反倒更重要。公司里，编剧这样的核心岗位，从业人员水平不一，在脑洞和“制梗”上天赋异禀的编剧们，往往是职校和艺术类专业出身，他们“和大众审美的联系更紧密”。
每次例行汇报创意时，邹燕的方案都容易被“卡住”。她曾提交过一个“经典影视剧性别转换”的拍摄创意，同事们看完她在B站找的素材参考片后，集体沉默了。一位男性领导含蓄提示：“这不适合做节目啊，太小家子气了。”
“小家子气”，意味着节目不够大众化，而能否让更大体量的观众接受，是这一行里不少老前辈奉行的“创作铁律”。同是名校背景的江黎，也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她曾长期参与一档现象级喜剧类综艺的制作，这个节目成功推出几季后，面临着模式固化、亟需升级改版的问题。
江黎和几个主力编剧在头脑风暴会上，共同选中了一个有些文艺气质的方案，却被总编剧一力否定。“他说所有东西都要大众化，所有人都爱看的节目，就是好节目。”江黎据理力争，总编剧没被说服，反倒评价她：就是文青思想，太矫情。
“我当时特别生气，问他，‘有文艺思想是件可耻的事情吗？’”但江黎的质问没得到回答，僵持的局面，很快就被同事的笑话遮掩过去了。
文青思路的策划案，是否注定不能打造出爆款综艺？邹燕不知道答案，但来制作公司三年，接连换了几个团队磨合，她始终没能做出一档有影响力的节目。因为无法在公司的员工互评中拿到全优，合同里承诺的高额薪水，她也未如数拿到手。
被团队排挤、工作不顺时，邹燕动过当自由编剧的心思，就像她很多同事、朋友一样，不进制作公司，只签单独的项目。她畅想着，只要能稳定接到项目，转型做自由编剧，或许就能走出目前的职业困境。
同组的陈昭，是邹燕比较羡慕的人。陈昭才27岁，却入行七年有余。他是项目制编剧，不属于任何一个制作公司或电视台，只和单独的项目签短期合同。尽管没有稳定的五险一金，但只要手头项目不断档，收入要比普通在职编导高出不少，而且自由度更大，能挑选自己喜欢的项目。
陈昭参与过很多S级综艺录制，也跟业内最出名的制作人合作过。他来项目组的第一天，是总编剧张隽平亲自下楼接引上来的。
双子座的陈昭为人长袖善舞，在某些方面，很有些自己的“办法”。一些熟悉的艺人在接综艺时，甚至会指明要他来当自己的Follow PD。陈昭参加的上一档音乐综艺，受邀来的几个艺人咖位相当，节目开录前，现场座位顺序排来排去都没定论。一次节目组全员大会，陈昭忽然抛出了三套艺人排位方案，一套按资历，一套按年龄，还有一套是按艺人间的谈话气场排布，总导演最后选择了第三套方案，其它PD也没提出反对意见。
直到第二天，所有艺人PD代替艺人彩排走位，大家才发现，陈昭坐的竟是正中间的“C位”，这意味着他带的艺人能尽可能获取最多曝光——而之前，因为是在白板上排位，灯光、机器和舞台不具象，大家都没有看明其中玄机。另一位艺人PD不服气，要求按陈昭的另外两套方案重新彩排，结果无论哪个方案，陈昭带的艺人都坐定了“C位”。
作为专职艺人PD，陈昭有很多机会长期、近距离接触一些活跃在荧幕上的明星，见识了不少聚光灯外的“离奇事”。在录制一档竞技类综艺时，他见过两位知名男艺人“玩游戏玩急眼”，在节目现场“一甩麦克风”，就要拳脚相向；也碰到过因为连续录制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所有艺人联合起来，集体罢录的危机事件。
碰上这种意外，艺人PD往往要充当现场“出气筒”。早几年时，陈昭做事不比今天圆滑熟练，还遇到过更尴尬的情况——录制一档真人秀时，他是一位年轻女艺人的Follow PD，女艺人和一个圈内老牌男艺人要合作一个入水的游戏环节，但女艺人却在现场告诉节目组，自己正处在生理期。
“男艺人资历挺深，直接问女艺人戴了卫生棉棒没有，用那个是可以下水的”。陈昭记得，当时现场很多人都在叫他的名字，要他赶紧提供合适的卫生用品，那时，他根本搞不清什么是卫生棉棒，当他举着一包卫生巾冲到摄像机前时，只看到了女艺人丧着的脸，对方低声向众人解释：这不是那个，我来也没准备。
资深男艺人闻言，翻脸指责，“骂女艺人说，‘你不敬业，作为一个女艺人，你知道自己生理期，为什么不带那个？’”陈昭也被迫直面了对方的怒气，“他说，‘你作为一个Follow PD，为什么没提前准备好，你们导演组是怎么干事情的？’就把对导演组所有的不满，都发泄在我身上”。
艺人PD和艺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陈昭多年工作下来，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我永远跟艺人保持一定距离，尽量保持工作关系，去跟他们平等地交流沟通。”他从不找艺人合照，不借职务之便，替朋友找艺人要签名，也不和带的艺人私下多相处。
陈昭觉得，这样能尽可能将两方的关系维持在“平等”的状态，既能让艺人更好地发挥节目效果，也让他自己感到“舒服”。
但这种“舒服的平等”，在大多时候，极易被打破。陈昭几年前参加过一档投资过亿的探索类户外真人秀，有期节目在野外录制，艺人们需要按组完成任务来获取生存物资。录制当天，夜晚温度降到零下，有两组嘉宾没凑齐必需的保暖物资，按节目设定，需要跨组合作才能度过整个晚上。
“两个队长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个男艺人跟女艺人互相生闷气，女艺人说，‘我不去求他，我觉得我们组能过得去。’男艺人说，‘我也不求她。’实际上，晚上非常冷，我们知道谁都过不去。”导演组撒手不管，照常录制，只有同组冻得直哆嗦的年轻艺人和两个Follow PD在中间传话，帮忙沟通。
陈昭作为其中之一，出面调停时，却成了这位当红女艺人宣泄情绪的对象。“我觉得她不是在录制的状态里面发泄这个情绪，就是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陈昭苦笑道。
因为一直走项目制，陈昭虽不是现在编剧组里资历最深的，但做过的节目数量，却是数一数二。他能细致地向邹燕描述全国不同综艺团队的工作风格：“北京、上海和长沙三个主要地区，上海团队最精致，开会时请大家轮着点咖啡；长沙是点奶茶，只有北京，领导什么都不给点。”在陈昭常年观察下，长沙和上海的团队，工作强度基本不分彼此，北京团队轻松稍许，但无论在哪，编剧都算是综艺行当里最难做的岗位之一。
编剧的收入和付出不一定成正比，很多时候，也难有保障。一个节目组，最难收到项目尾款的就是导演和编剧——摄像收不到钱，可以中途以“扣卡”要挟；艺人可以等“钱到位了”再拍摄，但编剧呢？台本一给，节目一录，“人家说不给你，可能真就不给你了”。
相较其他工种，编剧也没太多能用“灰色收入”找补的空间。陈昭入行后，一年到头，休息的日子十个手指头就能算过来，但直到去年，他的存款才超过五位数。
刚入行的几年，薪水稀薄，陈昭还勉励自己“少拿钱多干活”，积累经验以待未来发展，但后来他又发现，“这是个天花板极其明显的行业，缺乏晋升通道。你要么是个编剧，要么是总编剧，中间，没了”。总编剧是“攒项目的人”，而其他编剧和底层实习生，一概都是待遇不能被完全保障的“干活的人”。
江黎离开电视台之前，是台里知名工作室的主力编剧，在入台之初，就备受领导器重。她一度非常满意自己在电视台的工作环境，最终选择跳槽离去，高薪只是部分原因，迟迟无法解决的编制，才是她的“心病”。
她所在的省级卫视，早些年就关闭了内部编制渠道，新员工多采用劳务派遣模式，由工作室的大制片人发放工资，没有五险一金，也无法享受在编员工的多项福利。江黎的薪资属于无编人员中少见的优渥，她曾为此内心得意过，直到三年前，她在医院检查出了肾结石。
江黎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医生拿着她的CT片子看了看，安慰道：不是太严重，外科手术和激光都能治疗，而且你是电视台员工，可以用医保报销。
那一瞬间，江黎感觉自己“好像是做梦忽然醒了”，她清晰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电视台员工身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个底层的临时工而已。
“现在卫视就是论资排辈。”在台里待了几年的江黎清楚，电视台体系里，一个老人把“山头”占住后，新人就没机会再上去，可能需要十年、十五年，才能爬到相对具有话语权的位置。
而在外面的市场环境中，综艺这一行晋升的机会可能更渺茫。“再好的公司，一年做三个节目都累死了，三个节目至多需要仨总导演，一般一个总导演全干了，你在他下面干十年，只要他不退，你还是干那活的”。陈昭觉得，问题的核心在于，综艺行业与很多行业不同，并不能通过成熟的架构来大幅提高生产规模，“人才是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因素。”
陈昭见过优秀的编剧，“眼睛很毒，一堆素材，能在里面挑出三个素材给你，最后你发现，就是那三个素材”。还有的好编剧，“脑洞特别大，有无数的方案在面前，但他永远能再给你搞一个出来”。但一个既懂管理、能整合资源，同时还兼具内容创作天赋的人，本就是稀缺资源。大多数人，哪怕在这行混一辈子，也做不成总导演和总编剧。
陈昭也不觉得自己适合这个行业，他看上去极擅交际，可每次见艺人前，都需要把自己关在事先为对方定好的酒店房间里，一遍一遍原地转圈，做心理建设。
近两年，陈昭频繁思考起转行问题，因职务便利，他总会收到一些艺人团队的“挖角”，但最后都被他一一婉拒。陈昭知道，综艺行业与他不是百分百适配，可他却始终无法轻易跳出眼前的圈子。
身边亲近点的朋友曾好奇问过原因，他只答：我在这个领域可以做得很好，别人也会看到你的好，但如果换到艺人团队，我的能力，我的优秀，可能就没办法展示了。
离原定的开录时间只剩最后一周，整个导演组将按计划，全体迁往一个南方城市录制节目。凌晨3点，出差录制前最后一次编剧会结束，编剧组决定集体去海底捞吃顿火锅。
录前吃火锅是行业惯例，祈祷节目能红红火火。由于疲惫，大家聚在一张桌上异常沉默，为活跃气氛，邹燕抛出话题，问大家为什么今天还在当编剧？
“不做编剧能做什么？我跟你们又不一样，年纪轻轻还有得选。”总编剧张隽平摊手反问道。
综艺讲求时新创意，节目是否能成为爆款，更是一门“玄学”。但创作节奏始终“熬人”，张隽平年至不惑，处在从业年龄的天花板位置，如果不转岗或者转行，更大的可能性是慢慢往下走，最终被这个系统代谢掉。
他不是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几年就尝试过开过火锅店、儿童用品店、网吧……都是不出几个月就关门大吉，到头来发现，还是得靠做综艺赚钱，来填补亏损的大洞。
对张隽平来说，综艺编剧就是一份打工挣钱的职业，创作的意义早已淡褪。邹燕对此也有共鸣，当初从地面频道离职时，她心里还抱着“要做出作品”的信念。前领导说她“被做综艺迷昏了头”，早晚会后悔，邹燕也不理会。
加入语言类节目的团队后，邹燕却总写不出让领导满意的台本和段子。有次，她把自己写了几天、反复修改后的脱口秀稿件发给行业里一位知名编剧，对方看完后回复：段子怎么这么硬核，有种新闻稿的味道。邹燕一瞬间就对自己死了心，很快主动换到了现在的真人秀团队。
“真人秀好歹只要会写点剧情就能干，脱口秀真的太难了。”邹燕感到沮丧，支撑她留至今日的，不再是初时的信念，而是每月如期而至的工资。
节目录制，成了邹燕现在为数不多能感到快乐的工作环节。看到自己写的剧本，被那些知名艺人在节目中演绎出来，甚至呈现出超预期的效果，那一刻，邹燕心中，还是能隐秘涌出一些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陈昭最喜欢的也是节目录制的过程，他自嘲是“两个箱子走天下”，每年跟着项目满世界跑，却是个“连家都没有的人”。和邹燕这种呆在制作公司里的编剧不同，陈昭参加的项目多，却很少能遇到同一个团队。他需要在短短几个月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团队，和所有人快速熟稔起来，然后再很快进入下一个项目，重新面对一群陌生的同伴……如此，循环往复。
早四五年，节目录完杀青，陈昭还挺开心，“终于完成一个项目。”但渐渐地，每次录制结束，杀青宴一散，看到有人立刻拎着箱子走，他心里反而生出了一种凄凉感。
综艺的圈子说大不大，但有的人，合作过一次后，却很可能再不会相见。短时间密集地经历离散，致使陈昭有个时期，每天起床时都要花好几分钟思考，“我要先想我在哪，我的终点又在哪？这让我觉得很难受”。
母亲不止一次抱怨过他的工作不稳定，每当这时候，陈昭又总能找出反驳她的理由。“我说有些人，一辈子像你们一样，可能都没有离开过家乡，但我要现在就去死，我去过那些地方、经历过那些事情，可能有人两辈子都没有经历过。这不够有意思吗？”
陈昭也不是总是和艺人打交道，几年前录制节目时，他遇到过一个男孩，父亲早逝、母亲瘫痪，唯一的舅舅也有精神缺陷，差点意外纵火烧死男孩母亲，只能用麻绳拴在房间里。男孩当时七岁半，却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节目组拍摄时，这个被陈昭形容为“世有七分苦，他吃了六分半”的男孩，却能开朗地和几个导演聊天，还用政府送来的“电锅”，主动给陈昭他们做了一道拔丝地瓜。
“那一刻我哭了，因为他做得太好吃了！”红油火锅翻滚，浓郁的水汽蒸腾而上，染红了陈昭的眼眶：“这孩子一定是给妈妈舅舅做了很多回，慢慢改进，才会做得好吃。”
一时间，饭桌上再次陷入沉默，直到张隽平抬手，将剩下的涮菜倒入锅中，轻快地招呼道：“聊得有点沉重了啊，赶快吃，等下回去收拾完，还要赶飞机。”
年轻的男女们回过神来，江黎拉着于多多再去拿些小吃，邹燕坐在窗边，转头看向窗外，天空依旧是乌沉沉的，只是眼力所及的边缘处，隐约泛出了一抹浅白，又是新的一天。
(应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采访 Z.Y
撰文 Z.Y、黄熙熙
编辑 Chryseis
插画 刘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