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报价低?不如深圳?全国所不来?我就是这样的广州律所

2017-10-12 吴剑霞 智合法律新媒体

作者 / 吴剑霞

来源 / 智合法律新媒体


作为广州第一CBD,珠江新城的诸多高楼大厦已运营了好些时间,但在今年才集中等来了几十家律所的入驻。周大福金融中心现在是广州市第一高建筑,据悉目前已有15家左右的律所入驻,大成广州去年即入驻了,广信君达是今年6月份迁过来的,盈科广州则将计划于本月月底搬迁至凯华国际中心。

前些年,北京、上海法律行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律所提高了对办公室选址与装修的重视程度;广州律所也越来越讲究律所环境,纷纷往珠江新城集中。当下广州1.1万的律师中,大概有两千余人在珠江新城上班;预计明年这个数字会攀升到3000+。




在早期,广州律所似乎并没有那么注重办公室选址这件事,且分布相对较散。办公室集体搬迁至CBD是广州法律服务市场发生改变的一个缩影,这意味着广州律所也如北京、上海的律所一样,开始向现代化的律所管理方向发展。

不过,选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体现,在市场活跃度、律所规模、专业化程度等方面,广州与北京上海还存在差异,同时因融合了岭南文化而显得与众不同。

1

市场活跃度


根据2017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GDP(经济总量)数据来看,排名靠前的依次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但是,按照律师行业的创收来看,深圳恐怕是排在广州前的。目前法律界并没有单就法律服务创收进行的城市排名,不过从一家律所的两地分所(创收人数规模相当)收入对比也可窥得一二。


以北京、上海为例。根据北京、上海两地的律所年创收数据统计,年创收在一亿元以上的律所,北京有34家,上海有32家。在这两个数据中有很多重合的律所,如金杜、大成、中伦,是北京办公室的年创收均高于其上海办公室,一大原因是创收人数前者也高于后者;再如国浩、方达,则是上海办公室年创收水平高于其北京办公室,这同样与人数相关。若是创收人数规模相差较大,则很难断定两地的市场活跃程度哪方更胜一筹。事实上确实也是如此,北京与上海各有各的优势与活力来源。一位执业二十余载的律师曾说过,北京是政治带动经济,上海是市场带动经济,且这两股力量都很强大。


再说广州与深圳。十年以前,在广州的全国性大所是比较少的,因此,本地客户更愿意选择本地律所,这也就抑制了全国性律所在广州开设分所的需求。但这十年,观念开始发生转变,金杜、君合、中伦、大成、德恒、国浩等纷纷入驻广州。不过有个现象蛮有意思的:方达、竞天公诚、环球、通商、海问、锦天城等全国性律所皆有在深圳设立分所,但目前尚未在广州设立分所。据悉,锦天城广州分所将于年底开业,方达也计划入驻广州。


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说明,深圳法律服务市场比广州活跃些。据一位广州律师透露,广州去年整体创收三十多个亿,而深圳比广州高出大概20%到30%。以盈科为例,按执业律师人数排名,以2016年5月6日数据为准,盈科广州以320人位列第一。以2016年5月1日数据为准,盈科深圳共有执业律师306人,比盈科广州少14位。而这一年,盈科深圳的年创收已突破2亿,盈科广州还尚未突破。

2

律所规模


目前,广州共计有大小律所约600家。以2016年5月6日执业律师数据为准,广州律师事务所中百人以上的前十二家律所中,本地所占10席,外地分所占2席——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这个占比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广州还是本地律所的天下,至少在人数规模上。这与广州市司法局和广州律协近年的抓“律所做大做强”工作不无关系。不可否认,广东法律服务市场确实与北上有距离。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扩张的多为北京律所,而在广州范围内,律所规模、业务增长较快的也是北京律所。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司法局与律协会采取一些策略去扶持本地律所品牌,例如有些政府招投标会明确限定参与投标律所的资质。


广信君达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合并,一跃成为广州地区规模最大的律所(有时人数会被盈科广州超越)。广信君达是广东首家设立资产达人民币1000万元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率先在广东采用特殊普通合伙形式、实行公司化运作。2012年11月29日,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广东信利盛达律师事务所、广东安道永华律师事务所三家“广州十佳”律师事务所联手,其他优秀律师团队加盟,共同合并成立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除此之外,法制盛邦也是广州本地的老牌律所,发展势头曾盛极一时。


而盈科、大成这两家有巨大人数规模优势的律所,也将占据前十的两个席位;至于其他全国性律所的广州分所能否有所突破,就目前情况而言,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这与广州的市场活跃程度有关。律所的分所布局最看重的因素之一即是当地的业务量与客户量,倘若该地释放的信号并非十分积极,也会抑制其规模。锦天城广州分所将于今年年底正式开业,但可预见的是,至少前期规模不会很大。

3

专业化程度


在与诸多一线律所的主任、管理合伙人交流沟通时,常常听到一个词——“专业化”。当时内心诧异,这本来是律师执业的基本要求,为什么会一再地强调这件事?好歹中国律师业也发展了三十年了。后来,我弄明白了,之所以强调,是因为还没有全面做到。


在广州,什么样的律师算得是一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有人说,如果这位律师的知识产权业务能占到其业务总量的一半,就可以认定为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了。听起来有些心酸。知识产权一方面让人觉得“高大上”,但其收费远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高。知识产权代理现在利润是很低,诉讼相对会高些,一般一个案件可收五到十万,特别复杂的或者标的比较大,收费会更高一些。若仅做知产业务,可能“没法儿养活自己”。盈科广州主任牟晋军的知识产权团队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靠知识产权养活自己的一个团队。“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年做两三百件诉讼案件;比较多的一年做了八百余件诉讼,那一年几乎占了当年全国一审知识产权案件的0.7%。”


做知识产权业务的,通常也与公司法业务分不开。正见永申是如此,立方也是如此,恒都亦是如此;牟晋军的知识产权团队也同样为客户提供股权架构、股权激励等方面的法律服务,这与很多客户属于科技型、初创型公司有关。


不过,广州有一个独特的地缘优势,它与香港说同一种语言。香港的文化很有意思,写的是英文,说的是粤语,而这个语言优势是北京、上海、深圳所不具备的。此外,地理距离上也是一个优势,广州距离香港仅2小时车程,出差非常方便,便于及时沟通。这对于涉外业务的开展非常有利,例如跨境的银行与金融业务。


大成广州的高级合伙人周亮说,从银行的角度而言,如果是国内业务基本靠内部合规部即可处理,但如果涉及到国际业务,对律师的依赖程度就非常高了。“比如说一个境内银行贷款,就算是十亿的贷款,境内银行通常也不会请律师,它会自己消化掉;但是一旦涉及跨境,境内银行就处理不了,就会请外部律师来帮他们完成。”而鉴于这种地缘优势,广州的律师团队会更容易打入市场、占据份额。目前,大成广州周亮团队已是四大行之三(建行、工行、中行)的长期法律顾问。


不过饶是如此,专业化建设仍然是他们当下的重要课题,定期的全国性培训、团队培训等都旨在提升专业化水平。

4

分配机制


与“专业化”一词同时被频繁提及的,是“公司制”。中国律所分配机制的形成,与改革开放初期施行的“承包制”“分田制”这个大背景有关,也因此,各自为战的“分账制”(又叫“提成制”)成为了普遍模式。直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律所仍是沿用这种机制,广州法律服务市场更是如此。


广州的提成制律师事务所仍占据绝大多数,且诉讼律师的比例仍然远高于非诉律师,如盈科广州,其诉讼律师的比例在70%-80%之间。受限于这种制度,团队分工作战的意识并没有那么强。面面俱到的结果就是,哪一面都只是顾得上,但顾不好。虽然有些律所已经从“一个人各自为战”演变成“小团队各自为战”,但是由于彼此之间缺乏合作,还是不能形成大的团队。要合作,则要解决分配问题。


一位在广州执业十年有余的合伙人律师告诉我,整体来讲,与北京、上海相比,广州法律服务市场的专业化水平还是有较大差距。“十年前我开始做律师的时候,大家都在讲专业化,但是真正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北京、上海做得比较好一点,因为北京、上海有比较多的公司制律所,广州比较少。”


胜伦是广州为数不多的施行公司化的律所。在胜伦的官网简介上,有这么一句话——“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摒弃传统律所单打独斗式的承包挂靠松散型管理模式,采用全员授薪制的公司化管理模式(采用该模式的律所在全国不足1%)”。创始人肖胜方之所以在胜伦创立伊始便采用公司制,原因是在于他看到了律所主任管理缺失现象(有名无实无权管、动力不足不愿管、责任不实无须管、缺乏经验不懂管、底气不足不敢管、自由职业不好管),且欲对此作出改变。


广州律师常给人以一种务实的感觉。据广州律师反馈,其实是因为他们服务的客户更务实。广东是岭南文化,在这个文化中务实是第一位的。客户要节约成本的心态基本上决定了广州律师群体的报价偏低。哪怕是本来按小时收费的外企,在岭南文化的渗透下,也使得律师与之沟通时很难在合理范围内抬高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这样的局面:某些专业领域的律师收费正在逐年降低,例如房地产项目的尽职调查、PPP服务、新三板等领域。


从整体而言,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律师报价都会高于广州。这种局面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闭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广州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务实是一种优势,是律师保持或提高专业水准的基础,若能在这种务实文化中注入一些创新与开放的因素,扩大格局与视野,将大有裨益。



责编/Ethan 编辑/Angie  分类/原创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