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我让全世界哭泣， 是因为我美丽的故土
纸城小报：著名作家薛忆沩在其创作的《文学的祖国》中说：“语言是文学的祖国。这祖国蔑视阶级的薄利、集团的短见以及版图的局限。”
而最能见证这句话的是这部书中的四位苏联作家，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都亲身体会过政治主义的迫害和折磨。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他们中唯一没有流亡的人，却因为其具有批判社会主义精神的小说《日内瓦医生》受到西方的关注，并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却招致苏联的打压和干预，使得其被迫放弃了这一殊荣，此后也一直被苏联社会封杀，直到死去。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幸免于流亡的命运，但却依然在困顿中度过余生，这是幸运还是不幸？亦或者，被驱逐与被孤立，哪一种痛苦更残忍？
诺贝尔文学奖既给予了帕斯捷尔纳克殊荣，但又在长时间里摧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与生活。而也许正是在这样的痛苦与挣扎中，帕斯捷尔纳克通过写作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祖国”，一个自由表达的精神家园。
致命的殊荣
这殊荣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举杯庆祝，图中近处女子为其第二任妻子Zinaida Nikolaievna。
皇家文学院特别强调评委会的评估是建立在获奖者的全部作品之上，而不是专注于某一部代表作。他们想通过淡化《日瓦格医生》的影响，降低这次颁奖的政治风险。
意大利语第一版《日内瓦医生》, 1957年
《日瓦格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代表作。十一个月之前，这部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出版的小说在意大利同时以意大利文和俄文出版，并且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迅速被译成了更多的文字。当瑞典皇家文学院作出决定之时，这完美地结合了“现代抒情诗歌”与“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的作品正雄踞西方各国畅销书榜的榜首。
《日瓦戈医生》原俄语版的副本，暗中由中央情报局（CIA）出版，在法国印刷。
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等待了十二年的殊荣。他的第一次提名是在1946年。而随后连续四年他每年都是呼声很高的竞争者。然后是1953年，然后是1957年。1957年的获奖者加缪用自己的获奖来为落选的对手呐喊，再次提名他进入下一年度的竞争。经过十二年来的八轮角逐，这殊荣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当时对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
帕斯捷尔纳克马上给皇家文学院发去电报，欣然接受这在他想来也同样属于他的祖国的荣誉。他的电文是“无限的感激、骄傲、感动、惊喜、不知所措。”
但是，电报刚刚发出几个小时，住在隔壁的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费定走进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书房。简短的谈话之后，表情严肃的费定独自从书房里走出来。正忙于准备家庭庆祝活动的女主人紧接着走进去。她吃惊地发现自己刚才充满“无限”感激和骄傲的丈夫正瘫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费定的离去带走了帕斯捷尔纳克电文中的前四个形容词。
《日内瓦医生》手稿
祝贺的电话还在从世界各地陆续打来，但是面对这终于降临的殊荣，只有“不知所措”可以准确地形容帕斯捷尔纳克的心境了。这时候，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他的祖国无意与他分享这份特殊的荣誉。
著名苏联摄影师Boris Ignatovich于1926-1939年间拍摄的照片
关于第二天发生了什么，我读过的几本帕斯捷尔纳克传记都没有任何记载。第二天是沉默的一天。这是在准备爆发的沉默，又是在准备死亡的沉默。
第三天，沉默首先被从“专业”一翼打破。很有影响的《文学报》这一天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反动势力的挑战》的社论和一封口径统一的读者来信。《日瓦格医生》被定性为一个“堕落的”诗人对“十月革命的中伤”和“对社会主义的诬蔑”。与此同时，莫斯科一些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愤怒地走上了街头，高喊“将叛徒（犹大）赶出苏联”的口号。
《时代周刊》封面
第四天的炮火来自“制高点”。一篇题为《围绕一部文学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的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这篇署名文章的作者从早期作品入手，分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全部作品”，并且将他的创作全盘否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在攻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动机之后，为获奖者指明了唯一的出路：如果他还有苏联公民“最起码的良知”，就应该拒绝这“肮脏”的奖项。
少年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左）和弟弟，其父创作的油画
这篇文章让帕斯捷尔纳克进一步知道，这殊荣不仅不属于他的祖国，祖国还希望它同样不属于他自己。与这来自最高层的炮火相配合，更多的读者来信在各家报纸上出现。这密集的火力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各行各业。因为四天前降临的殊荣，帕斯捷尔纳克这时候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敌”。
1957年，改编的电影《日内瓦医生》，电影在苏联同样被禁，直至1994年才在俄罗斯上映。
第五天，苏联作家联盟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声讨作家阵容里的“败类”。帕斯捷尔纳克不仅以缺席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同时他还给会议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他在信中为《日瓦格医生》辩解，并明确表示自己绝不会放弃刚刚获得的殊荣。他还提醒自己的同行不要仓促做出任何对他过火的决定，以免造成今后“平反昭雪”的麻烦。紧急会议没有顾及这未来的“麻烦”，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苏联作家联盟。这意味着帕斯捷尔纳克从此不再能够用自己的名字在自己的祖国发表作品。
电影《日内瓦医生》创作班底
苏联作家联盟的决定第二天正式见报。这是1958年10月28日，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降临到他头上之后的第六天。如果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坚持自己前一天信中的立场，等待他的只有两个对立的结果：或者“出去”（流亡）或者“进去”（坐牢）。这一天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在这一天，他必须做出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
《1930—1960：帕斯捷尔纳克的悲剧岁月》是传主的儿子为他撰写的传记的第二部。传记作者在最后一章记录了自己在那“第六天”的中午与父亲在街上相遇时的情形。他写道：他举世瞩目的父亲头发花白，神情呆滞，衣服脏乱……他都几乎认不出来他了。
Yevgeny Pasternak,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 2004年
当儿子准备与父亲讨论一下越来越紧的风声时，面目全非的父亲沮丧地说：“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因为他清早已经给瑞典皇家文学院发出了获奖后的第二封电报: 谢绝这殊荣的电报。他的电文是：“考虑到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这个奖项的看法，我必须放弃这一我不配接受的荣誉。这是我的自愿放弃，请不要见怪。”
在做出这个实际上是生死攸关的决定之前，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他对殊荣的放弃因此很像是出于“自愿”。他无疑相信这历史性的“自愿放弃”会结束六天以来外界的喧嚣和内心的狂躁。但是，他错了。
他完全错了。他没有想到他的祖国对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会因此而陷入更深的狂躁。
用自由捍卫爱情
史称“诺贝尔奖危机”的历史事件并没有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自愿放弃”而结束。在他发出第二封电报的当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由六位苏联科学院院士署名的文章。文章高度赞扬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苏联科学家，认为那是客观公正的选择。而同时，文章再次严厉谴责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认为将它授予那三位科学家的同胞却充满了政治上的偏见和图谋。这堪称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范例。如此的文风再现了辨证唯物主义的“魅力”。
1982年起，苏联开始逐步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图为1990年发行的纪念邮票
自杀性的决定让帕斯捷尔纳克痛苦不堪。他马上想到了二十世纪上半页苦难的俄罗斯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前车之鉴，也想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痛苦。但是，他的祖国及时发现了这一动向。祖国认为，家喻户晓的作家用这种“快捷方式”来终结自己的痛苦等于是“从背后”再给苏维埃政权一刀。“有关方面”运筹帷幄，巧妙地利用帕斯捷尔纳克最亲近的人，制止了他对祖国的另一次“行刺”。在当时写给表妹的一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无可奈何地表白：“现在最好的事就是死，但是，我也许不应该亲手来实现它。”
伊文丝卡娅与帕斯捷尔纳克
而同时，不允许他走上绝路的祖国对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他最亲近的人带来了针对他的“最高指示”：仅仅放弃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向祖国和人民公开悔过。很快，一份由组织上代写的“悔过书”摆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眼前。他开始无法接受其中那些“自我”诋毁的文字，拒绝在上面签字。而接踵而至的第二份“悔过书”更具侮辱性。这一次，帕斯捷尔纳克却不得不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因为这时候苏联作家联盟已经“一致通过”给苏维埃最高法院的请愿信，吁请执法机关剥夺帕斯捷尔纳克的公民权，并且将他立即驱逐出境。刚刚“自愿放弃”了殊荣的作家已经别无选择。他的“悔过书”于11月6日在《真理报》的显著位置上发表。
帕斯捷尔纳克“悔过书”的公开发表标志着历时十四天的“诺贝尔奖危机”正式结束。通过“自愿”的放弃和公开的“悔过”，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成功地降低了他对祖国的危害。与此相应，他也失去了他的政治资本和剩余价值。他的名字从苏联的各大媒体迅速消失。怒不可遏的文学界突然变得风平浪静。很清楚，他的祖国并不想让举世瞩目的作家作为“头号异己”而出尽风头。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帕斯捷尔纳克精通多种西方语言，年轻时还在德国留学，有多年西方生活的经验，而他的代表作又正雄踞西方畅销书榜的榜首，正在同时丰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不堪皮肉之苦，害怕“进去”似乎不难理解，但是他为什么还害怕“出去”，害怕被剥夺苏联国籍，被驱逐出境呢？
德国马尔堡大学，帕斯捷尔纳克1912年曾在这里攻读德国哲学
对祖国的信念也许是他这种恐惧的部分原因。他的日瓦格医生认为：“一个成熟的人必须咬紧牙关，与他的祖国同度患难。”这大概也是作家本人的信念；而年龄和健康也应该是值得考虑的因素：帕斯捷尔纳克此时已经六十八岁，并且顽症缠身，他应该已经没有再去西方“潇洒走一回”的精力和兴致.
青年帕斯捷尔纳克
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无疑是他公开的隐私。事实上，在给瑞典皇家文学院发去第二封电报的同时，帕斯捷尔纳克还发出了另外一封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的内容是：“已经放弃诺贝尔文学奖。让伊文丝卡娅重新工作。”很显然，帕斯捷尔纳克这是在用“肮脏”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坚定的苏维埃最高当局进行交易：他以为震惊世界的畏缩能够换取令自己心安理得的恩惠。
伊文丝卡娅
伊文丝卡娅是晚年帕斯捷尔纳克最亲近的人。她在三十四岁那年走进五十六岁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不仅成为他的代表作中女主人公的原型，而且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支柱。但是，进入“帕斯捷尔纳克的悲剧岁月”，这位才貌双全的女性自己的生活也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悲剧。
帕斯捷尔纳克1936至1960年间居住的乡间别墅，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Peredelkino
因为他们的关系，伊文丝卡娅失去了在著名出版社做编辑和翻译的公职。她的社会角色更是被简化成了当局对帕斯捷尔纳克实施调控的“按钮”。在帕斯捷尔纳克刚开始写作《日瓦格医生》的时候，三十七岁的伊文丝卡娅突然被捕，并被判处五年徒刑。当时，她正怀着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孩子后来死在劳改营里）。而在“诺贝尔奖危机”中，她接受当局的指令，与祖国步调一致，在防止帕斯捷尔纳克自杀和促成帕斯捷尔纳克“悔过”等重要环节上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很多年以后，她对自己发挥的这种历史作用深感内疚。
帕斯捷尔纳克准备为自由抛弃生命，但是却不愿意为自由而抛弃爱情。他知道自己“出去”（被驱逐出境）之后，不仅要忍受与最亲近的人天各一方的痛苦，而且，他最亲近的人还肯定会再次遭受“进去”的折磨。对这两种后果的想象都令才华横溢的作家心惊胆战。因此，向祖国和人民低下高贵的头颅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帕斯捷尔纳克,摄于Peredelkino
“诺贝尔奖危机”结束之后，帕斯捷尔纳克马上积极行动，准备与伊文丝卡娅私奔到一座偏远城市，让用自由换来的爱情不仅有文学的美感，而且有世俗的名分。但是在出发的一刻，帕斯捷尔纳克又突然失去了勇气：敢于“自愿”放弃诺贝尔奖的作家最后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第二次婚姻（他说他“不想伤害没有过错的人”）。饱经磨难的伊文丝卡娅终于没有机会肩挑起“第三任帕斯捷尔纳克夫人”的大任。
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二任妻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帕斯捷尔纳克失去了一切。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为自己的“自愿”和“悔过”而痛苦难当。他做过两次引人注目的抗争：一次是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牢骚满腹的访谈，另一次是在纽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首怨气冲天的诗歌（诗歌题目是《诺贝尔奖》）：
我做了什么恶事？
难道我是凶犯和歹徒？
我让全世界哭泣，
是因为我美丽的故土。
但是，这两次抗争都是虎头蛇尾，都以他闹剧似的辩解而草草收场。
帕斯捷尔纳克位于Peredelkino的墓地，1983年10月
1960年5月30日，也就是在他“自愿”放弃诺贝尔文学奖十七个月之后，七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悄然谢世。这特殊的一年一开始就对文学杀气腾腾：1月4日，四十七岁的加缪在回巴黎的途中因车祸丧生。加缪在帕斯捷尔纳克前一年获奖，并且极力促成他紧随其后获奖。
加缪同年死于车祸
他们的获奖与离世相距如此之近，却又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死因，尽管历史和常识会得出“非常”的结论，他的死亡证明书上注明的却只是司空见惯的“癌症和心脏病”。也就是说，帕斯捷尔纳克死得“正常”。从年龄上看，他的死也完全可以被定性为“正寝”。而加缪不仅死于意外，他的死也是毫无争议的“夭折”。但是，夭折的加缪带走了永远的殊荣，而陪葬帕斯捷尔纳克的却只是无限的遗恨。
伊文丝卡娅之后所写就的回忆录《被虏获的时间-我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岁月》
帕斯捷尔纳克的谢世使伊文丝卡娅失去了再利用的价值。而没有与帕斯捷尔纳克名义上的关系又使伊文丝卡娅毫无保护。几个月之后，她被以“倒卖外币罪”再一次被捕，并被判处八年徒刑。这一次，作为她的同案犯与她一起被捕和判刑的还有她自己的女儿。
伊文丝卡娅在接受劳改四年之后获释。她一直活到了“新思维”的年代，活到了她的祖国和人民以她的爱人骄傲和自豪的年代。
电影《日内瓦医生》剧照，1957年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自《文学的祖国》<致命的殊荣>一章
《文学的祖国》
薛忆沩/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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