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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灵魂,是那些在此闪耀过的人类群星

2016-09-20 郑实 纸城




纸城小报:我们碰巧被生在一个地方。另一些人被生在别的地方,在写到一个德国优秀人物的精彩人生时,我会感受到一种力量涌入我的血液,所谓醍醐灌顶之悟;写到柏林的某段历史时,我会突然忍不住哭泣。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任何境遇都不只是别人的故事,而是属于我们每个人。柏林,地球那边的一个城市就这样进入我的生命,这本书就是让我和更多人一起分享:它曾经辉煌的文化,它的高傲、挣扎和绝望以及它现在的重生。

---郑实《在绿荫天使的羽翼下》




2005 年11 月,200 名新纳粹乘火车去一个城市参加示威游行,到达后,他们发现2000名反对者将所有可能的游行路线都堵住了,双方僵持站立了4 个小时。最终新纳粹放弃了,掉头离开。我偶然在一本书中读到这则小事,它让我觉得特别温暖,并对我曾短暂停留的那个遥远国度产生了怀念。

 

2014 年7 月德国足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一时间微信上都是关于“德国战车”式打法和德国人性格的议论。德国人如此纪律严明,如此具有团队精神,如此坚韧不拔,如此一丝不苟,真是让我们中国人叹为观止!但我同时又禁不住想到,也正因为这些特点,德国在“二战”中对欧洲的破坏力才这么强。



 柏林墙倒塌


如果不了解近一百年来德国曾有过多么荒诞的经历,就无法理解这个奇怪的地方、奇怪的民族。是的,德国和德国人都很“奇葩”。我在大街上很少看到德国人说笑,哪怕只是向上翘一下嘴角。连坐在婴儿车里的孩子都很沉默,一脸的不高兴,好像生下来就在思考哲学和他们的沉重历史。


在柏林,一位中年妇女在我前面吃力地提起大箱子,我主动伸出援手,她很生硬地,或者说很生气地说了声“谢谢”,便快速离开了。我的一位朋友想挑个西瓜,刚一伸手,摊主就向她挥舞起切水果的刀。旁边的好心人立即解释说,只能摊主亲自动手拿给顾客。我还能讲出一堆这样的例子,表明德国人(主要是北部普鲁士人,印象中巴伐利亚人要好得多)何等不易亲近。但这些都没有让我对德国,尤其是柏林产生丝毫反感,相反,越了解德国,我越感到亲切。为什么?答案在我逐渐深入得了解后越来越清晰。 




下面小编精选了四处作者在书中介绍的柏林不可错过的景点,这里不同于旅游攻略冰冷的介绍,这里有柏林的历史,辉煌和黑暗,团结和分裂,当我们身处柏林这座古今交叠的城市,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那些曾经在此闪耀的群星们灵魂的气息。旅行的感受永远大于留念。


新岗哨




新岗哨(Neue Wache,New Guard House) 完全可以从字面理解它原初的功用。因拿破仑入侵而逃亡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 威廉三世终于回到柏林,他住在对面的王储宫(Palace of the Crown Prince)。为了加强警戒,就在马路这面的军械库旁修建一个新的警卫所。这是在将拿破仑打败的“解放战争”(或称第六次联盟战争,Wars of the Sith Coalition)之后,柏林兴建的第一个公共建筑。它的另外一个“第一”是申克尔首次在柏林设计大型建筑。


弗里德里克· 威廉三世看到过申克尔的绘画作品,便雇用他作画。而如今能给申克尔一项设计建筑的任命,非常难得。年轻时曾游历大半个欧洲,四处临摹建筑杰作,满脑子灵感的申克尔当然也珍惜这个机会。新岗哨一建成,立刻被当作古典主义的典范,申克尔利用了古老的建筑语言,开创出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公共建筑的新风格。

 


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新岗哨都用于驻扎警卫。威廉二世退位、第二帝国结束后,这个建筑失去了功用。此前,它在一次戏剧性事件中知名度陡然提高。在骗子福格特所进行的“可佩尼科上尉”(captain of Köpenick)表演中,新岗哨成为他导演的闹剧舞台之一:职业骗子福格特购买了军服化装成上尉,到军营中命令几名士兵跟随他一起占领了位于可佩尼科的市政厅,扣押了市长和财务主管。他从他们那里支取了4002 马克37 芬尼,甚至还给对方签收了收据,当然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他曾被关押的监狱主管的名字。然后他叫了两辆马车,命令士兵把市长和财务主管带到新岗哨审问,剩下的士兵原地待命。他自己则换回平民的服装后消失了。被抓获后福格特因此获刑两年,最后得到威廉皇帝的特赦。民间将他称作“可佩尼科上尉”英雄。他的故事被多次改编成戏剧和电影,在可佩尼科的市政厅前还有他身着军服的雕像。德国还以他的漫画形象发行过邮票。



 市政厅前骗子福格特身着军服的雕像,还挺威武的



1931年,建筑师特斯闹(Heinrich Tessenow)受命把新岗哨改建为阵亡战士纪念馆,用于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战士。此次改建最重要的环节是在建筑正中凿了一个天窗,使自然光线从上面直落下来。“二战”中建筑受损。20 世纪60 年代东德政府将它修复,改为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受害者纪念馆。

 

1969年东德成立二十周年之际,建筑正中点燃了长明灯,守护着不知名的战士和来自集中营的死难者的遗骸。

 

两德统一后,1993 年,这里被开辟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战争和暴政受害者纪念中心(Central Memorial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or the Victims of War and Tyranny),现在供免费参观。偌大的展厅中只有正中一座珂勒惠支的铜雕:《母亲和死去的儿子》的放大版。这个布置虽简单,却非常震撼。雕像上方是天窗,没有封闭,无论雨雪都会淋在雕像上。在阳光灿烂的时候,明亮的光线洒下来,可以看到母亲用外衣裹住儿子蜷缩的躯体,似乎还想为他保存体温。曾经在战争中有丧子失孙之痛的女雕塑家珂勒惠支非常善于表现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不需要呈现任何残酷的场面和细节,便足以传达出内心无法弥合的创伤。

 

希望所有来参观过这里的人都不会参与战争和暴政。


洪堡大学



 

新岗哨西侧是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这所大学比起欧洲那些古老的大学来说,创建较晚,历史不过两百年。但是在近代,它的模式对一批西欧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曾吸引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级学者。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中共产生了2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幢建筑的主体建于1748 年到1766 年,是为弗里德里克大帝的弟弟亨利王子(Prince Henry)所建。我们可以看到屋顶和墙体上有精美的雕像装饰。1809 年弗里德里克· 威廉三世将这所宫殿给予即将成立的大学,最初叫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从流亡中归来的国王支持威廉· 冯· 洪堡的教育改革,面对法军留下的残破河山,弗里德里克· 威廉三世曾说:“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因为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对于创办大学,国王也有鲜明的理念,他认为大学应是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

 

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总是产生各种矛盾,何况这所大学创立在德国哲学的黄金年代,一批最具独创思想、强烈个性的人在此各领风骚,互不相让。除了费希特、施莱尔马赫之外,曾在此执教的还有哲学家黑格尔(G.W.F. Hegel),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文化批评家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诗人海涅、小说家杜布林、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也曾到过这里。


 

纳粹上台后,颁布了新的职业法《重新安置职业公民法》(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 在1933 年到1934 年间有250 名犹太学者被解雇。被认为反对纳粹的学生和老师则被驱逐出境,三分之一的学校员工被开除。大学校园在“二战”中受损,战后进行了重修。1949 年,大学更名洪堡大学,以纪念它的创立者。战后,地处苏联占领区的大学因卷入政治运动遭到整肃。从1945 年到1949 年,政府几次以政治罪名逮捕学生,有些被判处二十五年强迫劳动,有些则消失了。在美国支持下,一部分学生和老师到美占区成立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东西方冷战导致原来的大学从此分裂为两所大学。

 

在对着菩提树下大街的大门两侧有洪堡兄弟的雕像,是师徒二人的作品。西边的是哥哥威廉· 冯· 洪堡,大学的创建者之一。他高坐在古代的王座上,右手拿着一本书,象征着对知识的探索。基座上的浮雕象征了考古学、法律和哲学。雕像是由政府向雕塑家贝加斯(Reinhold Begas)的学生奥托(Martin Paul Otto)订制的,在基座高层有铭文,标注了雕塑家的名字、制作地点和日期。

 

东边的雕像是弟弟亚历山大· 冯· 洪堡,这尊雕像是哈瓦那大学委托雕塑家贝加斯制作的,可以在基座看到两行西班牙语铭文,将他描述为“第二个发现古巴的人”。雕塑家让自然学家右手戴着手套,拿着异国的植物,以象征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探索。基座上的浮雕是学生奥托的作品,其寓言含义与雕像相同。

 

威廉·冯·洪堡像


亚历山大·冯·洪堡像


两座雕像都是1883 年被放置在这里的。在学校大门正中有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亥姆霍兹的立像。在西边的草坪上还有普朗克的铜雕。和其他几位学者的伟岸风度不同,他被雕塑成一个干瘦老者,弓背驼腰,似乎依靠着讲坛才勉强站立,看上去就是一位付出了巨大精力体力、极度操劳的学者。




菩提树下大街: 曾经的王权长廊



我们在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找不到菩提树,只有一些电线杆般粗细的椴树。它们年过半百,是“二战”后栽植的。不知从什么年代起,菩提树下大街在中文里就成为柏林中心区的代名词,现在已经无法用更准确的翻译来代替这个习惯称谓了。一种猜测是,这个称呼是从日语转译而来,因为在日语中,椴树(linden)被译成菩提树。遗憾的是,两种树的叶子的确有点相像,但不同种。菩提树在东方文化中带给我们的联想和柏林这条大街一点都不沾边。



菩提树下大街,油画

 

在16 世纪,这里只是约翰· 乔治勃兰登堡选帝侯(John George of Brandenburg)的一条骑马小道。出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街是从大选帝侯下令种植椴树和胡桃木开始的。但它在柏林的地位越来越最显赫,无疑是因为其东段被一系列王家建筑包围。


1900 年的菩提树下大街,从西向东望,可以看到歌剧院、王储宫、宫殿桥和被拆毁的城市宫,以及远处的红色市政厅塔楼、尼古拉教堂双塔。18 世纪普鲁士王国的实力逐渐增强,柏林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兴城市,菩提树下大街也进入欧洲最著名的大街之列。



战后,在四国分区而治时,这里属于苏占区;东西德分别成立之后,这里属于东德;柏林墙砌成后,这里属于东柏林。两德统一后定都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再次成为聚焦点。现在所有的规划都将陈列在历史面前,供后人评判。经过不同观念的交锋、各种方案的汇聚,看来目前的结果是,虽然古典建筑的修复和维护费用颇高,却没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祖先的遗产,把普鲁士王们的石头纪念碑拆掉换上今人的现代建筑。如果有人做出那样的决定,肯定要承担被后世子孙唾弃的风险。

 


所以,菩提树下大街,至少西段,还在努力回归20 世纪战争之前的模样。已经复原的部分是柏林最吸引人的区域。只有站在这里,人们才会觉得柏林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混淆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在这里,一群德国最杰出的建筑师、艺术家、科学家和政治家或是曾经留下他们的身影,或是作品被保存。一条大街、一个城市、一种文明正是因为一些无可替代的名字才会生发令人仰慕的光辉。我之所以把这一长串名单陈列于此,也是为了让大家在游览之初,心中就有一个轮廓: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曾经雄踞于欧洲文化之巅的国度,人杰地灵,俊采星驰。柏林之所以跻身欧洲著名都市之列,正得益于这些灿烂群星的闪耀。而今他们的后代继续从他们的遗产中汲取养料,我们的柏林之旅,也是在享受他们共同的创造成果:



音乐家贝尔格(Alban Berg)、指挥家兼音乐教育家比洛(Hans von Bülow)、哲学家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剧作家及诗人霍普特曼(Gerhart Johann Robert Hauptmann)、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语言学家和外交官威廉· 冯·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的弟弟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 冯· 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画家及雕塑家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建筑师克诺贝尔斯多夫(Georg Wenzeslaus von Knobelsdorff)、剧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画家利伯曼(Max Liebermann)、作家亨利希· 曼(Heinrich Mann)、哲学家马克思(Karl Marx)、音乐家门德尔松· 巴托尔迪(Jakob Ludwig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画家门采尔(Adolph Menzel)、雕塑家沙多(Gottfried Schadow)、建筑设计师、雕塑家施吕特(Andreas Schlüter)、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音乐家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


勃兰登堡门和巴黎广场



菩提树下大街的最西边,就是柏林最著名的地标: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和巴黎广场(Pariser Platz)。德国历史上无数重要政治事件以此为背景,这里因此被看作是德国的名片。德国制造的欧元硬币背面就印有勃兰登堡门。而曾经承载了一百年多来德国沉重历史的巴黎广场,现在是到柏林来游玩的人们必要一逛的。



在修建勃兰登堡门之前,柏林还是个中世纪小城,由砖石构筑的城墙和堡垒构成。也就是说,从大选帝侯到弗里德里克大帝,他们所居住的柏林还是以防御外敌入侵为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勃兰登堡门是普鲁士统治下的柏林走向现代的标志。随着时间推移,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在这里发生,它在德国历史中越来越有权力的意味。勃兰登堡门建成于1788 年到 1791 年间,和平女神的雕像完成于1794 年。它被赞誉为“施普尔河边的第一个雅典建筑”。

 

巴黎广场曾是普鲁士、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权力的象征。1933年,当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国家总理后,纳粹冲锋队在巴黎广场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的照片非常壮观,火炬组成的方阵长龙穿过勃兰登堡门,向菩提树下大街进发。两旁的观众举起手向他们行纳粹礼。这是一个恐怖的开端,想到此后十二年中发生的事,真让人不寒而栗。而战后归来的难民依然要从勃兰登堡门穿过,回到已成为废墟的家。

 


巴黎广场宫现在是个休闲场所,里面有家咖啡馆以迈耶贝尔命名。位于勃兰登堡门北边的肯尼迪博物馆,是家私人性质的档案馆,存有肯尼迪家族的珍贵档案,现在对公众开放。



“二战”后,整个菩提树下大街都处于苏军占领区。1961 年,在苏联的默许下,东德政府封锁了和西柏林的边界,并迅速筑起一道围墙,将柏林一分为二。勃兰登堡门正好位于东柏林。围墙站立在它的西侧,一站就是二十八年。在柏林墙建立的第二天,西柏林市长勃兰特就和西柏林市民来到勃兰登堡门那一侧举行了抗议示威。但是这显然于事无补。



1989年柏林墙说倒就倒了。当时的电视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东德政府发言人宣布不再限制东德人离开自己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柏林墙可以自由通过,绝大多数人都不敢相信是真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柏林墙的检查站聚集,有西边来的柏林人,也有东边来的柏林人。站岗的东德警察虽没有接到允许通过的命令,但并不打算用自己的性命冒险。人们顺利通过了检查站,标志着柏林墙不再成为隔绝东西柏林的障碍。彼此陌生的人们在勃兰登堡门后的柏林墙上手拉着手为团聚欢呼以及在勃兰登堡门前挥舞东德和西德国旗庆祝统一的场面令人热血沸腾。它们也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

 


1989年平安夜,在柏林墙倒塌一个多月后,指挥家伯恩斯坦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巴黎广场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然后象征性地重新开启勃兰登堡门。《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唱出了柏林人的目标:从追求“自由”到享受“欢乐”。



本文及部分图片由出版社授权转载,节选自《在绿荫天使的羽翼下》


《在绿荫天使的羽翼下》

郑实/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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