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后，一切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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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雷也一再强调“革命”并不是他着力表现的对象，但头脑中的“暴力妄想症”必然同当时的社会氛围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小说人物是虚构的，培养人物头脑里暴力思维的土壤却来源于现实。19世纪末期，俄国的经济与民生呈现出总体萧条的势头，而社会思想却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蓬勃的发展。据统计，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政党有数百个。各政党、思想团体的行动势必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暴力革命的宣传鼓动，也塑造了人民对历史进程的想象，时刻牵动着俄国人的神经。
—张猛
安德烈·别雷：俄罗斯小说家、诗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他的小说《彼得堡》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认为是20世纪的四本最伟大小说之一。（维基百科）
安德烈·别雷最先是作为象征主义诗人在20世纪俄国文学界占据一席之地，但真正给他带来世界声望的却是长篇小说《彼得堡》。别雷将1905年俄国革命前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象——贵族参政员、平民知识分子、大学生、地下革命者和奸细等——杂揉于革命前数十天的时空环境之中，而真正贯穿全篇的，却是几个主人公纷繁复杂的意识流动。
与以往小说相比，《彼得堡》不仅叙述方式完全不同，人物形象也完全破碎，时常可以感受到马林内斯库定义“现代性”时的那种说法，“现代艺术家在其弃绝过去（变得彻底'现代'）的冲动和建立一种可以为未来认可的新传统的梦想之间受着折磨。”
《彼得堡》话剧剧照
与乔伊斯和卡夫卡等人一样，别雷在这部小说中将“人的存在状态”问题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俄罗斯文学评论家瓦伦金娜·扎曼斯卡娅在考察别雷创作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时提出，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在19世纪后半期传统文化观念中“人的危机”。这部作品在俄罗斯的接受史上，很长时间以来存在着一个误区：读者认为别雷描述的是俄国革命的一个部分，自然而然认为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如果以“彼得堡”或者是“1905年革命”作为小说的关键词来解读，会发现这种检索多半是徒劳的：文中作为地理标识的彼得堡街道、桥梁和建筑的名字并不能作为这座城市存在的依据，我们既不能凭借这些地名一窥彼得堡在20世纪初的样貌，也无法根据网罗到的零星特征来推测它代表的历史事件。最令别雷感兴趣的，还是处于历史交关时刻的“人”，是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和个人观念交叠作用下流淌的“人的本质”。
1913年，别雷在给好友伊万-拉祖姆尼克的信中，针对读者质疑《彼得堡》与历史真相之间的龃龉，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革命，习俗，1905年等因素是偶然地、无意识地进入了情节之中。确切地说，不是革命（我并没有涉及到它），而是一种“挑衅”，并且这种“挑衅”也只是另一种“挑衅”在墙上的投影。前一种“挑衅”是心灵上的，是我们曾经在内心里常年背负而未曾觉察到的，以至于它突然发展成某种心灵的疾病（非临床的），导致崩溃；整部小说是借助象征性的地点和时间，描写想象意识层面中残缺的下意识生活……而习俗、“彼得堡”，以及伴随着小说背景某处所发生的革命的挑衅行为——这些只是所有想象形式假定性的外在服装。甚至可以将小说就称作《大脑游戏》。
这个原文中斜体的词语“挑衅”（провокация）乍看有些别扭。要将它理解为与“革命”具有相似特征、而在本质上又有所区别的行为，或许我们可以尝试用“暴力妄想症”来定义它。作为一种非病理性的精神幻想，它在《彼得堡》的几个主要人物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暴力妄想症
《彼得堡》话剧剧照
阿波罗·阿勃利乌霍夫是俄国贵族官员的代表，也是整个国家机器陷入困局最突出的体现。他对于“国家几何学”表现出狂热的爱，“最喜爱笔直的大街”，无法容忍任何外在的无序和混乱状况，他甚至希望“地球的整个表面都被灰暗的房子立方体死死压盖着，就像被许多条蛇盘缠着”，作者开篇中大量渲染他的东方血统和长相，也在强调他“入侵者”的本性；尼古拉·阿勃利乌霍夫头脑中交织着各种不安定成分：母亲与人私奔带来的阴影、与父亲的关系、与革命者的交往带给他的压力、爱情的焦虑等等，他同意亲自实施炸死父亲的革命安排，也乐于在舞会上扮演“红色的丑角”，因为隐去真实身份激发了他潜意识中成为“魔鬼”的愿望；而在成长于贫苦环境中的革命者杜德金身上，展现出更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的特质，他沉浸在被迫害的妄想中，对暴力表现出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
尽管超现实主义手法与生活发生了偏离，别雷也一再强调“革命”并不是他着力表现的对象，但头脑中的“暴力妄想症”必然同当时的社会氛围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小说人物是虚构的，培养人物头脑里暴力思维的土壤却来源于现实。19世纪末期，俄国的经济与民生呈现出总体萧条的势头，而社会思想却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蓬勃的发展。据统计，诞生于世纪之交的政党有数百个。各政党、思想团体的行动势必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暴力革命的宣传鼓动，也塑造了人民对历史进程的想象，时刻牵动着俄国人的神经。
在《彼得堡》这部作品中，笼罩全城的暴力情绪首先表现在对整个城市潮湿环境的渲染。湿漉漉的房间和耳边淙淙的水声，潮湿的雾气为“北方威尼斯”营造出不安的氛围。作为具有强烈革新愿望的革命政党代表，平民革命者杜德金脱胎于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塑造的“小人物”叶夫盖尼。这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形象，他经常在黑夜出现，仿佛是一种怨恨情绪酝酿出来的幽灵。
与原诗中洪水泛滥的彼得堡相对应的，是带有象征意味、泛着莹莹绿光的涅瓦河，杜德金在黑夜里穿行于涅瓦河上，从工人和贫民区向彼得堡官僚家中输出恐怖主义。杜德金虽然打着正义的旗号，但他所从事的恐怖行为却引发了他的精神危机，最终发疯。这可以说是被“暴力妄想症”毁灭的典型形象了，与之相似的是，俄国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中也出现过一个形象——赤卫队员彼得鲁哈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恋人。
另一个具有强烈“暴力妄想症”的人物是年轻知识分子尼古拉·阿勃利乌霍夫。对于尼古拉对父亲阿波罗的仇视、对消失的母亲的依恋，读者尽可使用精神分析著名案例“俄狄浦斯情节”来解读，不过需要注意，这里主人公要谋杀的不仅是血缘关系上的父亲，它也是以父亲为代表的、陈旧的国家体制。沙丁鱼罐头盒装的炸弹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一条隐蔽线索，这枚炸弹也从侧面反映了尼古拉懦弱的一面，在最终引爆它之前，炸弹已经在尼古拉的头脑中爆炸了无数次。别雷刻意凸显了尼古拉分裂性格的两面，一方面，他渴望家庭生活的温情脉脉，对外部的秩序和神奇的爱情也抱有幻想；另一方面，他热衷于突破内心的虚弱，十分渴望像自己扮演的“红色丑角”一样特立独行。
这几乎是社会动荡时代所有年轻人的梦想，譬如讴歌革命与斗争、最终自杀身亡的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尼古拉虽然没有自杀，但他内心深处的煎熬和精神上的热病，足以令他无数次走上绝境。当炸弹在家中突然爆炸时，尼古拉陷入了完全的慌乱之中，直至晕倒在地，丧失了知觉。别雷为这个人物安排了一个充满悖谬色彩的结局：“暴力妄想症”带给他的梦魇正式结束，他旅居国外，从事起考古，成了一个终日阅读古书的白发老人，与那个披着红色斗篷扮演丑角的年轻人判若两人。
别雷与詹姆斯·乔伊斯
有意思的是，另一部意识流小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同样以一对父子的精神历程作为创作主线。这部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小说”的作品写作于1914年，故事发生在1904年，也与《彼得堡》十分接近。
探究乔伊斯和别雷之间的联系，有一个颇有趣的历史片段——乔伊斯在巴黎时十分热爱俄国导演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而爱森斯坦则将别雷称作自己的老师，并明确表示自己的电影受到了他的影响。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历史巧合，《战舰波将金号》也同样以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题材，展现了沙皇海军舰队上水兵们的罢工。“波将金”号战舰上的水兵不满战舰上的饮食待遇，提出罢工抗议结果遭镇压，全体水兵联合起来对抗海军将领，并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爱森斯坦十分讲究拍摄技巧，譬如在表现水兵和民众骚动时，多次采用俯拍，乌压压移动的人头造成了强烈的视觉效果，隔着屏幕，观众感受得到暴力来临前的惴惴不安。电影史上最经典的片段“敖德萨阶梯”用时六分钟，共切换了150多个镜头，军警的枪口、满脸血的母亲、从阶梯上滚下的儿童、恐惧的群像，镜头与镜头迅速更换，对暴力的想象不断冲刷观众心理承受的底线。
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剧照
在小说《彼得堡》中，那些人群是这样进入尼古拉·阿勃利乌霍夫视线中的：
跑着的人们用胳膊肘推他，从商店、院子、理发馆、交叉路口，显露出一个个黑黝黝的身形；一个个黑黝黝的身形又急忙消失在商店、院子、两边的大街上；喧哗、嚎叫、跺脚：一句话——恐慌；从远处人们的头顶上，好像血在往外涌；发黑的烟子中不断飘出迎风起伏的红色鸡冠状波浪，它们像一道道跳动的火光，像一根根鹿角。
这些支离破碎的人群和象征革命的红色，有别于爱森斯坦在黑白电影拷贝上一格格涂抹的红色旗帜，是尼古拉意识加工后的产品。德勒兹在评价福柯的书中，曾指出“福柯不再仅是果戈理式的档案学者与契诃夫式的地图绘制学者，而是如别雷在伟大小说《彼得堡》那种方式的拓扑学者：他使大脑皮层皱褶进行域外与域内之转换，使得第二种空间中只是互为正反面的城市与大脑能相互贴合。”
《彼得堡》话剧剧照
结合别雷本人所谓的“大脑游戏”，这种“域外”与“域内”的转换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大程度还是来自于20世纪初俄国社会现实的诱因。正是“暴力妄想症”携带的破坏欲刺激了压抑的意识，这种“病症”在文学史催生出《彼得堡》这样的作品，在俄国近代历史上则促成了更为举世震惊的变化。
事实上，作家本人也曾忍受过这种热病的折磨。1918年4月，在“十月革命”的余焰还很强盛之时，别雷曾创作长诗《基督复活》，作为对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的回应。像大多数俄国人那样，他焦灼不安地憧憬着通过一把“手术刀”，换来崭新的时代。在诗歌的结尾他写道：“我知道：盛大的氛围/像光芒/洒落在/你我身上，//每个人的/头脑/被上百年/烧焦的痛苦/照亮。”
然而很快他便明白，一切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社会的变动和混乱导致更为严峻的问题，文学艺术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从此，他开始不断往返于俄罗斯和国外，先前的革命热情也仿佛头脑中短暂升温的幻象，最终彻底冷却。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原文名为《《彼得堡》与沙皇俄国“暴力妄想症”》
《彼得堡》
（最早中译本出版于1996年）
（俄）安德列·别雷/著 靳戈/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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