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 》 ∣ 特稿 · 公共教育：美术馆与社会公共空间 · “小众”的公共教育

公共教育：美术馆与社会公共空间

Public Education：Art Museum and Social Public Space

本期《画刊》特稿，由4篇文章与1篇访谈构成。我们分别邀约了李雯（浙江美术馆教育推广部主任）、刘端玲（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杨紫（UCCA公共项目部总监）、宫林林（前OCAT上海馆公教媒体主管）、艺术教育小组（张滨、叶洪图）参与“公共教育”话题的讨论。

李雯的文章《为什么中国的公共美术馆教育，需要更用力？》，以 “安格尔的巨匠之路——来自大师故乡蒙托邦博物馆的收藏”和“民族翰骨：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纪念大展”两个展览的公教项目为案例，具体介绍了浙江美术馆的公教活动如何应对“作品的诠释、鉴赏与观众间的沟通”关系。并指出塑造民众公共礼仪“教养”、引导观众走近艺术是中国公共美术馆重要的社会责任。

刘端玲的文章《研究性策展与公共艺术教育：以“南国——谭华牧的画日记”展览为例》，结合一次公教项目深度参与展览策划的案例，探讨了在展览策划的最初，公共教育以创意性角色参与其中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对杨紫的访谈，主要涉及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公共项目部的人员结构、项目类型、公教方式以及受众定位等方面的内容。杨紫也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谈到了跨部门合作与协调、项目可持续发展、扩张公共项目核心观众的重要性。

宫林林的文章《“小众”的公共教育》，以项目执行者和学习者的双重视角，反观自己曾经参与的OCAT上海馆公教活动，呈现了一种基于行业经验的个体化思考。

艺术教育小组的文章，则具体介绍了他们通过“公共教育”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并特别指出他们对美术馆外的社会公共空间（书店、酒吧、公园、广场、过节通道等等）发生的教育项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重。这种来自艺术家的公教视角，对我们理解公共教育活动的发生、发展状况也有一定启发。

在我们看来，特稿里的这些具有案例价值的文章，是谈论“公共教育”话题的一条捷径，它绕过了缺乏方向和大而化之的简单定义，面对的是真实语境的具体问题。无论它是发生在美术馆还是各类非美术馆社会空间，不管它是机构发起还是个体实施的。对于公教活动来说，真实的问题才具有借鉴、参考和讨论的价值，真实的空间才体现出文化和选择的差异。

“小众”的公共教育

Public Education of “Minorities”

宫林林（Gong Linlin）

“疆域——地缘的拓扑”展览系列讲座，曹寅：“天下与当代中国”，OCAT上海馆，2018年1月19日。

作为观众和学习者，丰富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当代艺术机构的公共教育项目，曾经拓宽我的眼界、激发我的思考，从而获得一种自我满足。虽然艺术行业的从业经验让我对当代艺术机构的公教工作多少有所了解，但我几乎没有仔细想过其中细节，也甚少关注这项工作对他人的影响。直到我进入OCAT上海馆承担起公教工作，来到一个反客为主的位置，才对公共教育工作有了具体的认识，也获得一个从内而外的视角体验并思考当代艺术机构的公共教育工作。

邀请专业学者或机构针对特定话题策划年度性的系列公共学术活动，是我加入后与团队共同进行的尝试，更为常态的工作则是与展览相关的公共教育项目。在围绕一个展览制定公教计划时，对展览的主题、概念、策展人、艺术家及作品进行了解是馆方人员必不可少的准备功课。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根据展览周期规划公教活动的频率。如果在一个展览周期内的每个星期都有相关活动发生，当然最有利于保持展览的受关注度，但是这样的状态在实操层面不容易做到。那么在一个2-3个月的展期内举办4-6场高质量的公共活动，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宜的节奏。

导览现场

“疆域——地缘的拓扑”展览现场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与展览的策展人深入沟通活动的内容和方式。由策展人主导公教策划是基于我们对于展览与公教之间关系的理解，通常我们的展览并不只是单纯的视觉呈现，展览多具有很强的话题性或是表达明确的学术主张。其他形式的活动有时是展陈现场不可或缺的延伸，与视觉展示部分相辅相成，它们或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或补充未尽的观点，或提出多样的视角审视展览所关注的问题。策展人是对展览课题最为了解的人，最清楚哪些专业人士的观点切合展览、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梳理以增进观众对展览的理解。尤其是具有很强的论述性质的展览，更需要策展人对公教活动的规划。比如去年举行的“疆域——地缘的拓扑”，策展人对公教活动的设计有着很清晰的层次：从政治、历史的宏观角度，到视觉、叙事等特定角度，再到艺术家的具体实践，从各方面展开“疆域”这一宏大课题。再如刚刚落幕的建筑展“基建江山”，策展人也对相关公教进行了从宏观到个案的层次设计。在以论坛形式对基础设施的概念进行探讨之后，建筑学者鲁安东老师对于南京长江大桥的象征性的研究、建筑师朱起鹏对北京“私搭乱建”的城市历史的回顾，都是既有趣又富有启发性的分享。馆方人员基于机构自身条件、自己对展览的理解，以及各自的专业背景，应当积极提出建议。不过更重要的工作则在于保证公教活动的落实，以及展签、导览、宣传等不构成“事件”。但对于公共教育同样意义重大的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并不困难，但是要达到一定的专业度，则需要足够的细心和严谨的态度。

朱起鹏：弹性城市消亡史，OCAT上海馆，2018年8月5日。

我所参与组织过的公教项目多是专业性较强的讲座和小型论坛，缺乏互动性强的活动。这一方面基于深化展览主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公教空间局促、设施简陋等客观条件所限。在举办摄影展“听我说”期间，我们尝试做了一次摄影书工作坊。然而在工作坊的第二天，老师和学员就跑到了附近的咖啡馆上课，他们的理由是公教空间的光线太暗了。我们观察了每场讲座的“上座率”，除了几次极端情况（超级学术明星的出场让公教空间人满为患；有次年轻艺术家的对谈，台下却只坐了两名“亲友团”成员），来到讲座现场的观众一般在20-40人左右且以年轻人为主。这些观众多是抱着对讲座话题的兴趣专程前来，而且不同的话题会吸引到不同的群体，我们很少见到重复的面孔。

摄影师工作坊招募，言由：叙事图录——以三本“假杂志”出版物为例，OCAT上海馆，2017年7月15日-16日。

讲座后的录音和文字整理、通过各种媒介进一步传播是每场公教活动的后续工作。出于工作需要，我们回听录音或回看视频，请嘉宾修订文字稿、进一步编辑文字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常能够温故而知新，比如发现在现场听时漏掉的观点，或是通过搜索不熟悉的专业名词发现了新的知识领域。我的一位前同事曾告诉我，公教工作她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做录音整理，我想便是由于这道“工序”促使我们转换为更积极主动的学习者，从而收获了求知的乐趣。这也让我意识到，有效的学习不仅仅是听讲座，每个人都需要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去寻找主讲人话题的上下文，去学习研究者的工作方法，甚至将若干碎片化的讲座整合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让讲座的内容通过微信等平台被进一步传播，也是为这种学习提供一种便利，因此讲座内容的文字整理和媒体传播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从微信平台显示的数据来看，这些文字，特别是学术性的讲座内容基本上阅读量都很低，开拓更多传播渠道让有价值的思想触及更多受众是机构面临的任务。与此同时，这些工作成果被认真阅读、充分利用，还需要有心之人。

“重叠与反向——艺术史中的媒介问题探究”系列讲座，薛墨：展示文化与博物馆时代，OCAT上海馆，2017年11月12日。

在一场题为《展示时代与博物馆文化》的讲座上，艺术史学者薛墨借由布迪厄的“区隔”“文化资本”等概念，指出美术馆或博物馆的观众，仍然以中上层阶级，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为主。相对于庞大的博物馆体系，当代艺术的受众面无疑更为狭窄。特别像OCAT上海馆这样规模有限、专业定位明确（媒体艺术与建筑）、学术性较强的艺术机构，公教活动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又较低，现场人数和传播数据似乎也印证了其“小众”的性质。尽可能突破文化上的区隔，让更加广泛的群体了解当代艺术、关心当代议题、参与知识分享与公共讨论，是一家当代艺术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薛墨老师还讲了一个小故事，雷诺阿的画作《布吉瓦尔之舞》，让一个富贵人家的女佣在痛苦和绝望的时刻拥有了支撑下去的精神力量，“真正感受到艺术力量的人，才真正拥有了艺术”。这一反身视角对于公共教育工作同样具有提示意义。

公共教育面向的是一个个鲜活、能动的个体。在一年多的工作里，我虽未遇到过类似薛老师所讲的故事，但仍有一些时刻不仅让我在当时体会到了工作的成就感，也时不时在我的记忆中重现。满头白发、走路颤颤巍巍的老爷爷专门坐到第一排，拿出写好的纸条向历史教授发问时充满了活力；一位学电影出身的实习生本来对必须参与的建筑师讨论社区改造的论坛兴趣无几，却兴奋地发现了电影与建筑的相通之处。公共教育工作或许更多是在努力构建便于进入的学习与交流情境，不管是不是仍然小众，在每一个从中真实受益的个体身上，它都实现了一次价值的最大化。

“基建江山：共同体话语的空间根基”展览系列讲座，鲁安东：镜头中的纪念碑性：南京长江大桥与红色未来主义，OCAT上海馆，2018年7月8日。

“基建江山：共同体话语的空间根基”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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