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 》 ∣ 特稿 · 中国古代壁画的复制与修复 · 永乐宫的壁画临摹与摹品修复

中国古代壁画的复制与修复

Facsimile and Restor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ural Paintings

本期《画刊》特稿，我们邀约了王颖生（中央美术学院修复研究院院长）、侯黎明（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青（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陈列展览部主任）参与话题讨论。

王颖生围绕中央美术学院修复研究院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介绍了目前修复学院主要的教学方向、教学方式和师资力量的情况。同时对中西方壁画修复理念和技术方式的差异，以及壁画复制工作对于塑造公众审美价值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侯黎明结合自己多年的敦煌壁画临摹经验，分享了他关于复制和保护敦煌壁画的深入思考，并强调了系统临摹敦煌壁画对于学习和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价值。

罗世平从艺术史研究的维度，对壁画复制与修复工作的方法、技术、理念等问题作了详细阐释。他尤其提到建构中国壁画的常识谱系是壁画复制与修复最基础、最根本的学术支持，是展开壁画研究和各项保护工作的前提。

张青以《永乐宫的壁画临摹与摹品修复》为题，介绍了永乐宫迁建前后的两次重要的壁画原尺寸临摹复制项目。文章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梳理了这两次临摹的来龙去脉，指出临摹品不仅保留了重要的历史图像资料，还具有“再生文物”的珍贵价值。

复制与修复作为最常见的壁画保存手段，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劳动，它们是需要跨学科配合、具有复杂诉求的创造性工作，有很强的学术含金量。因此，希望本期特稿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有助于更多读者建立对于古代壁画复制与修复工作价值的正确认知，并增进对这项工作的关注和理解。（孟尧）

注：本期特稿配图由中央美术学院修复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授权使用，特此感谢！

永乐宫的壁画临摹与摹品修复

Yongle Palace Mural Painting’s Facsimile and Restoration

张青（Zhang Qing）

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局部）   图片来自网络

永乐宫地处晋、秦、豫三省交界的古河东大地芮城县，北依条山，南邻黄河，风景秀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创建于公元1247年至1368年间，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元代全真教祖庭，也是唐末著名道学家吕洞宾的祖庙，距今已有800年的历史。

三清殿西壁《太乙真人》（原画）

三清殿斗心扇面墙西壁《玄元十子》（原画） 

永乐宫保存了四座典型的元代木结构建筑以及1005.68平方米的元代壁画，绘画风格有工笔重彩人物画和青绿山水连环画两种风格，遍布于四座殿宇中，尤以三清殿的《朝元图》最为珍贵，整幅作品长近百米，高5米，描绘了道教290位天神地祇朝拜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盛大场景，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古代最大单幅人物壁画。画中人物个个面型丰满、表情生动，衣冠服饰无一雷同。庄严肃穆的主神、美丽文雅的玉女、飘飘欲仙的真人、须眉飞动的武将，各种造型不同的人物均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跃然于壁上。人物冕旒、衣袖、璎珞、花钿，以及各种器皿，都用沥粉贴金装饰，可远观亦可近睹，郑振铎先生称之为大规模的汉宫威仪展览，大组织的人物画汇集。戏剧学家马少波曾赋诗赞颂：“永乐三清铁画钩，曹衣吴带兼刚柔。唐宋遗风满壁是，堪称天下第一流。” 从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卷》到北宋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朝元图》集唐宋绘画风格之大成，构图宏伟、人物众多、工笔线条勾勒精美、画作颜色绚烂沉着，是中国工笔画到达顶峰时期的艺术佳作，也是世界美术史上13、14世纪极为重要的美术作品。      

永乐宫纯阳殿内景原貌（1957年）

三清殿壁画揭取前、支撑壁画板（1959年）

壁画揭取前，技术人员对原壁画裂隙进行加固（1959年）

揭取壁画用刀开缝（1959年）

工人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安装壁画（1965年）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兴建三门峡水库，永乐宫正处于水库淹没区内。为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经周总理批示，将永乐宫原物原貌全部搬迁至县城城北2.5千米的西周古魏城遗址。1957年，由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国家水电部、三门峡工程局、国家黄河管理委员会和省、地、县各级文化部门组成“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投资220余万元，开始了耗时10年的搬迁。直至1966年，终于成功完成了永乐宫的整体迁建工程。

迁建过程中，因为壁画面积较大，专家采用的是将壁画切割揭取、于新址再重新复原安装。尽管专家们已经考虑到壁画的珍贵艺术价值，避开了所有人物的脸部，从衣纹处不规则地进行切割，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但搬迁后至今历经60多年，切割痕迹已经非常明显，在高清数码扫描技术尚未成熟的年代里，为留下永乐宫壁画的珍贵影像资料，也为日后可能的修复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了推广学习使用，国家曾两度组织对永乐宫壁画进行原大比例临摹。

三清殿斗心扇面墙西壁 《东极太乙救苦天尊》（局部）   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临摹   476cm×178cm

第一次临摹就是搬迁切割壁画前由潘絜兹、金维诺、陆鸿年等美院专家教授，率领中央美院及当时的华东分院师生自原壁画上透稿，1:1等尺寸临摹完成，既可做复原依照，又保留了最原始的壁画摹本。这套珍贵临摹作品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第二次临摹是1985年，时任永乐宫文管所副所长范金鳌教授向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提交申请，其中提及：“为了更好地保护元代壁画，减少游客参观重复开关各大殿门窗引发殿内空气干湿度变化异常，再有全国各大美院师生每年都要于殿中进行讲课临摹，所用画具、颜料、水难免对壁画造成污染和损伤，对殿内壁画进行多次观察比对不断发现墙体画面不同程度形成起甲、龟裂、颜色脱落等现象，加上客流量逐渐增大恐怕对壁画及古建筑带来危害，特申请把各大殿壁画1:1临摹复制两套，其中一套陈列展出对外开放，另一套作为资料保存或巡回展览用。”国家、省文物局接到申请报告均非常重视，同年即下达批复，并拨付专款特聘国内专家、各大美院教授着手筹备永乐宫壁画的大型临摹工程，并于1989年完成两套原大临摹品。当年参与临摹的专家有中央美术学院董华三、宋悠明；广州美术学院曾洪流；四川美术学院杜显清、傅仲超、李彤；天津美术学院刘泉义、杨顺和、周晓东、高博；解放军艺术学院王天胜、刘鸣宽；山西大学焦国辉；包头师范学院王小立、宫艳丽、张利敏；太原理工大学郑坚定、范莹；以及永乐宫壁画研究室王毅、李武学、刘康生等师生。这两套临摹品也是采用原画上套稿的形式完成，准确度非常高。临摹完成后即建成临摹室，提供一套摹品供全国各大美术院校临摹学习，另一套已经在全国多地巡回展出。

这两套临摹作品自创作完成后，因全国巡展需要反复搬运、陈展，以及受条件限制贮存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如今已发生了显著的劣变反应，所有托裱作品出现不同程度的托裱纸张分层、霉变；装裱完成作品由于展出时反复收卷，多有破损、画面龟裂、残缺、颜料脱落等现象；悬挂于壁画临摹室中的作品则因环境潮湿、紫外线辐照等原因可见色变、断裂等，破损现象严重，已影响实际临摹使用。2016年，研究院曾对临摹室中29幅作品做修复处理，然而修复状态不是非常理想，至今再次出现严重断裂、破损等现象。为尽快制止各种病害现象的继续发展蔓延，避免整幅作品彻底毁坏，延长作品的艺术寿命，保护重要艺术价值，今年我们已经着手对其实施进一步的彻底保护修复。

由于绘制完成后，临摹品始终张贴于临摹室中供美院师生学习使用，并未加以过多保护，且环境相对开放，人员流动频繁，因此保存状况堪忧，已出现了明显的劣变现象，尤其是因湿度变化造成收缩应力等原因，致使作品大量开裂，甚至有部分残缺，严重损害了其艺术价值，也影响了其使用价值，需要对作品本体、保存环境、以及病害成因等加以科学的检测分析，并设计有针对性的保护处理方法以及预防性保护措施，以延缓作品劣变进程，消除保存隐患，延长艺术生命和使用寿命，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

永乐宫壁画是中国道教艺术最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其造型特征明显，绘画工艺精湛，题材丰富，既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更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随着时代发展，其最初的宗教意义已逐渐削弱，艺术审美价值日益凸显。新中国成立后，经历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与冲击之后的中国画家们又重新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更迫切地希望在中国艺术文化脉络中寻求滋养和灵感。而壁画这一最为古老且延续至今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成熟的艺术语言符号，成为了艺术研究者和绘画创作者们学习和借鉴的珍贵宝藏。

这两套临摹作品依据永乐宫壁画原尺寸复制，完全遵循壁画原貌，尽可能多地保留细节，在扫描技术发展不完善的当年，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这些作品今天已经成为了美院学生们的临摹范本，不仅承载了先辈致敬传统文化，保护艺术遗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也让美院师生学习到他们当年的临摹手法和技巧。因此，对这批作品做适当的保护修复，使之适于拍照、陈列、观摩、学习，既可以恢复其艺术生命力，充分展现艺术价值，也能够保存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为文化艺术的传承提供极其重要的原始依据。保护艺术品的实质，是保持艺术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只有保留艺术品本来面貌，才能保存其珍贵价值。

山西永乐宫壁画临摹教学基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世纪80年代复制的永乐宫壁画临摹品，如今已是再生文物，我们应当像对待文物一样对其进行保护跟传承。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使得今天以高清数字复制技术还原壁画的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2017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永乐宫的高清数字化扫描，现在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正着手筹建数字化复制研究室，供更多美院学生临摹学习。我们期待数字化复制技术能让永乐宫这一珍贵的艺术殿堂长存于世，历代传承。

三清殿西壁南段《白虎星君》（原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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