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屏 上
On the Screen
今天，我们的生活被不同尺寸、材质、功能的电子屏幕包围着：手机、平板电脑、桌面工作站，抑或越来越流行的各类可穿戴设备……简而言之，屏幕已成为我们和世界建立连接的主要界面，“屏幕生活”更是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本期《画刊》特稿“在屏上”探讨的内容，就与此种状态密切相关。
“截屏”是我们高频使用的功能，“截屏”这一动作记录的即时图片，不仅留存下屏幕上的丰富信息，也折射了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贴近这一微小的动作和它捕获的日常瞬间，从不同的“截屏”切片里反观个体面对屏幕的多种心态和观念，即是我们策划“在屏上”特稿的主要诉求。
因此，我们邀约了8位来自艺术界的作者，每人提供一张或一组截屏，再给出一篇和截屏内容相关的文章。作者中既有艺术家（芳翎、张钊瀛、洪磊、胡佳艺），也有评论家与策展人（张晨、郑梓煜、海杰、管郁达），他们分享的视觉与文本，展现了各自对“在屏上”命题的不同理解，呈现出由“截屏”引发的不同价值主张。无论是对互联网“廉价”高效社交背后冷漠人情的症候危机的疑问（张钊瀛），还是将屏幕视为个体与真实世界的“屏障”（胡佳艺），或者把截屏看作图像的自体繁殖，是关于图像的图像（郑梓煜），甚至由截屏虚构的关于表演未来的人与AI的对话（芳翎），都引发我们思考个体和媒介之间的复杂关系。
有趣的是：特稿中的这些截屏，无一例外地来自手机，大部分内容都关涉社交媒体。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统一性”，也启发我们正视屏幕生活的局限与自由。我们既要减少人机交互带来的忘我沉沦（张晨），也需审慎地看待截屏存证的便捷和冰冷（洪磊）；既要警惕自己成为屏幕的药渣（海杰），也得以在满屏的点赞中回味“喧嚣中的孤独”带给内心的慰藉（管郁达）。这就是我们“在屏上”面对的复杂处境和移动互联时代的深刻现实。套用凯鲁亚克《在路上》的话说，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不过没关系，“屏幕”就是生活。
屏
十几岁在新疆，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邵忆丹，我一度怀疑这个名字是她自己起的，我看到她写名字会写成“邵一丹”“邵忆丹”“COLD”“邵”。同时她患有精神疾病，发病时会扯掉自己所有的头发，平时见到她通常戴着假发，有时戴着有很自然的卷度的灰棕色长发，有时戴深酒红色的直短发，也有不戴假发直接来教室的，可以看到她参差不齐的寸头和因为撕扯留下的血痂。她是少见的非常好看的女孩，不是普通的好看，不是现在大多类似的、化了妆的面孔。她长得像精灵。
之所以我们开始有交集，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我也是寸头，跟老师赌气剪的。我们见面常常随意坐在地上，她起来时不整理衣服，裤子总带着土，我不提醒她，不是想看笑话，我挺喜欢她这个状态。后来我们分别到了不同的城市上学，很默契地几乎没有再联系。
我留意她的动态，她有了男朋友，减肥到有些病态的瘦，这极致的瘦我并不觉得奇怪，她对待事情是很偏执的。她的头发慢慢长出来，寸头、短发、长发，头上的疤被遮住。再后来她代理了一种美国的减肥药，开始做微商，为打广告常发自己减肥前后对比的照片。我从没留过言，但是通过屏幕上的一切信息在关注她。她的变化太大了，相册中的照片是很普通的微笑、普通的姿势，化了妆的眉毛和眼睛，美甲，精心的、女性化的装扮。我离她越来越远了。
再后来这种减肥药被查出有违禁成分，她关了微店，微信停用，删除了消息，或者是她换了微信号。我去其他网站和社交软件搜索她的消息未果，她真的从我的屏幕中消失了，能查到的信息都是很久之前的。
从这时开始，我在生活中对外界长期会使用“邵忆丹”这个名字。不熟悉我的朋友一定不会想到我是个不逛街的人，能在网上买的东西都会在网上买。如今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我尤为严重一些。出差前我也会买东西送到即将要到达城市的住宿点。另外我常常点一两家店的外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总是害怕接电话，电话在响，我看着电话在响，一直看到铃声结束就是没有拿起手机来。商场的店员会迎上来问我想要什么，陌生人会热情地拉着我去坐车、美发、学英语，餐厅服务员冷漠的表情……这些都让我感到紧张。这种局促感通常是很隐秘的，我不会说不会表现出来，同时尽量在避免。
快递地址栏我会写“邵忆丹”这个名字，外卖订餐我也这样写，有时候偶尔需要登记或签名，也顺手写了“忆丹”。有次，我甚至用这个名字参加过展览。
邵忆丹逐渐成为我和外部世界一个虚拟的“屏障”，在屏幕这边我虚构了一个故事，我扮演邵忆丹；但她可能并不是邵忆丹，而是一个抽象的形象。屏幕真真假假记录了一切。
胡佳艺，艺术家，2018年毕业于四川美院新媒体艺术系，获硕士学位
《画刊》2019年第10期特稿“在屏上”纸刊内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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