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新闻：概念界定、实践模式与生活美学指向
摘要：对“慢新闻”的概念界定有文体、载体和价值三种标准，这里采取价值界定，认为慢新闻是通过对新闻事件的多方调查，完整、深刻地揭示出其原因、结果、趋势与影响，以故事讲述的手法，唤起受众的反思与同情的新闻类型。国内外现有的慢新闻实践可分为产品为本、故事为媒、赞助为主和公众为王四种模式。慢新闻的美学指向有叙事、批判和生活重构三个层次，慢新闻运动/革命是与慢生活、后物质主义思潮相关联的一种文化实践。
关键词：慢新闻；叙事；深度报道；生活美学
作者简介：林玮，男，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7）
2016年2月，美国传记剧情片《聚焦》（Spotlight）获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原创剧本奖。这部电影让新闻传播界同仁颇多感慨。片中《波士顿环球报》4位记者花费数月寻找选题，再用整整一年时间来调查研究，最后发布一篇现象级深度报道的新闻采编模式，更让同行“恍如隔世”。
随着互联网的广布，新闻采写的速度越来越快，以自媒体、个性化为代表的公共新闻，以权威性、可视化为代表的数据新闻，乃至调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摄像头裁剪出家长里短的“行车记录仪新闻”逐渐成为社会新闻传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时间的现代性出现了内外分离，即戴维·哈维所说的“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之差异。他说：“公共时间在空间中变得比以往更加同质和普遍”，而私人时间则变得不再真实。因为“如果个人体验是可靠的，那么它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倘若一种内容相同的科学或者认识的方式是真实的，那么它就被个人体验忽略了。”［1］在社会新闻洋溢与个人日常生活体验并存的时空中，私人时间是一种生命节奏，而公共时间则更像是工业产物。一旦二者出现质的背离，传统新闻写作的叙事模式也就难以为继。诚如学者所言：“具有煽动性的真人秀场景、24小时滚动播报的极端新闻场景、实时体验的电子游戏，都解构了传统的线性叙述，导致‘叙事结构的崩塌’，造就了‘一个不再熟悉的世界’。”［2］
晚近以来，不少媒体都尝试倡导回归新闻叙事的传统，以“慢新闻”作为其理念，力图在百G带宽的“快时代”中寻找重新契合时间之个人体验的传播方式。学界对此也多有关切，英国新闻学期刊《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与《数字新闻学》（DigitalJournalism）都在2016年第4期开出专栏，予以讨论。在这场“慢新闻运动”中，“慢新闻”一般被视为一种写作策略，将其看作是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者有之，视其为“比快新闻更容易赚钱”者有之。［3］不过，国内讨论多是理念倡导，而深入新闻学本体，就其概念与价值进行分析的研究却殊为少有。本文尝试从“慢新闻”的概念界定入手，对其实践模式和价值指向进行初步分析，意图为新闻嵌入日常生活的方式与方法提供一种参照。
一、什么才是“慢新闻”？
在国内为数不多的“慢新闻”（Slow Journalism）讨论中，对慢新闻的概念界定往往模糊，不少学者用“清楚、准确、深入、全面地报道”来加以概括。[2]事实上，无论国内外，对“慢新闻”的界定都是模糊不清的。澳大利亚学者Megan Le Masurier就指出目前对慢新闻的讨论不但数量少，而且定义不清。而她则尝试从慢新闻使用的术语来描述这一新闻类型的某些特征，以此替代传统的界定。参见Megan Le Masurier, “What is Slow Journalism?”,Journalism Practice 2015(2):138-152.事实上，传统新闻学中，“准确、深入、全面”等多是对通讯或深度报道的界定，如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无不要求深入、全面。那么，另创“慢新闻”这一概念，其界定标准究竟何在呢？
1.文体标准
谈及“慢新闻”，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快新闻”。台湾学界对“慢新闻”的研判，也是以“翻转即时新闻”为指向的。它“与传统新闻大反其道而行，不再要求即时、快速报道突发事件，而是要求准确、深度、周延的报道，分析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4］。所谓“快”与“即时”本是时间体验，而在文体表现上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新闻报道的篇幅短，在传统新闻学的界定中，短篇报道的题材一般都界定为“消息”；二是报道迅速及时，这也是“消息”的基本要求。
与之相对，人们对“慢新闻”的直观认识多为报道篇幅长、以叙事为手段、故事讲述完整、报道内容发生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前。如香港一家倡导“慢新闻”的网站“寻源”在其“发刊词”上就宣称：“让事件沉淀一段时间，换个角度再看看”，或“整理一系列同类事件过后，可以发现当中关联之处”[3]。但显然，报道篇幅长、故事完整与报道内容是“旧闻”等文体特征并不足以支撑“慢新闻”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毋宁说，这些都是“非虚构写作”或“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
2.载体标准
在对“慢新闻”的讨论中，还有一种常见的认识，就是把“慢新闻”看作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独有的竞争优势，认为“严肃的专业理念和严谨的专业规范”是“慢新闻”的特征，而迅速、及时则是互联网的所长，“要与网络竞争，不能盲目比快，更不能比‘烂’”。这一观点在三位学者于2013年刊发的同题文章《“慢报道”：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中均有所体现。[4]
但是，这一观点很可能源于中国大陆的独特语境。无论我国台湾地区，还是英美国家，“慢新闻”运动都主要源于互联网。2016年6月，我在台湾世新大学任博士后研究员时，曾参与组织了一场题为“反转即时新闻：慢新闻的实践与前景”的工作坊，同事黄顺星研究员在这场工作坊的说明中写道：“台湾近年出现不少的网络新闻媒体，相当大的原因是不满传统媒体过度偏重市场，也无法回应公众的资讯需求”。事实上，在融媒体语境中，新闻载体并不具有新闻本体的区分意义。虽然传统媒体在深度阅读体验上占有优势，但互联网与无纸化却是实然的未来。2015年2月，台湾记者钟圣雄等人创办慢新闻实体双月刊《眉角》，就通过SOS新闻募资平台赢得2500多人、超过500万元的支持。［5］新、旧媒体并不必然界定快、慢新闻——一如俄罗斯学者Renira Gambarato在对2014年索契冬季奥运会跨媒体报道进行研究之后指出：“慢新闻并非专属传统媒体，而正相反，它乃是传统媒体与新技术相结合所提供的新的可能性。”［6］
3.价值标准
根据美国学者Michael Blanding的说法，“‘慢新闻’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2007年2月英国政治文化刊物《前景》（Prospect）上，其作者Susan Greenberg博士任教于英国罗汉普顿大学英文与创意写作系”。［7］考诸Greenberg的文章，她所提出的“慢新闻”乃是参照“慢食运动”（Slow FoodMovement）而来的。后者是针对“快餐”而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的一种社会思潮与实践。这为理解“慢新闻”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新闻（资讯、故事）之于人的生活价值。
Greenberg按照获取的难易程度，把新闻分为三个层级：“最易获得的基本资讯来源于互联网”，其次是“传统印刷媒介，它的读者正在消失”；而“处于高端市场的是正在不断增长的报告、评论和其他非虚构写作”。在她看来，这些可以囊括于“慢新闻”概念之中的新闻写作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被众人忽视的故事”，并将之“传播于大众”［8］。如果把Greenberg的新闻层级与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相比较，可以认为“慢新闻”对应的情感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等人生价值。
以英国著名的慢新闻季刊《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2016年夏季刊（4—6月）的刊载内容为例，其主要文章包括英国退出欧盟、奥巴马退休、杜特蒂出任菲律宾总统、新几内亚拘留所的生活等相关议题。对于一般新闻受众来说，这些信息本身可以通过其他即时性的媒体报道而获悉，而季刊要以长篇大论来分析，并不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而是为了激发他们对国际形势背后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涵之关切，满足他们情感归属、尊重等高级需求。如该刊2016年春季号（1—3月）中对德国难民危机的深度报道，就采访了大量留德难民，从一个被主流报道所掩盖的角度分析了多元文化政策的走向。这篇名为《最长之夜》（The Longest Night）的报道不但拉近了受众与难民之间的情感距离，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他们各自的情感归属和互相尊重，还将对文化融合的思考呈现于叙事报道之中。这种兼具情感与批判价值的“新闻”，正是“慢新闻”的典型。
一句话，慢新闻的标准并不在于报道时效、篇幅长短和叙事结构，而在于对新闻事件的深入反思和对普遍价值的执著追求。它类似慢食，注重“营养”；也正如慢食对快餐的反动，它并非彻底否定快新闻的存在，只是反对其一统天下。由此，“慢新闻”可以界定为：通过对新闻事件的多方调查，完整、深刻地揭示出其原因、结果、趋势与影响，以故事讲述的手法，唤起受众的反思与同情。
二、“慢新闻”要怎么经营？
2015年1月，曾为台湾著名另类媒体《立报》记者的孙穷理离开了他创办、经营18年之久的“苦劳网”，另创“焦点事件”网站，发展图文并茂的深度报道。他广邀各类人才，以数周时间组织一个议题，从收集资料、研读讨论，到条列重点、理清脉络，再到调查走访、绘制图表，最后才撰写报道，进行深度分析。一年多来，“焦点事件”先后刊发了“记者忙盲茫”、“BOT与消失的公共性”、“废核”、“一带一路的大国博弈”等专题；其中“一带一路的大国博弈”还入围了台湾卓越新闻奖。起身于社运的孙穷理对于媒介有着独特的理解，他坚持媒体的独立性，因此以“慢新闻”为特色的“焦点事件”也以用户捐助为主要运营来源。
不过，这样的运营模式在当前的中国大陆并无足够的生存空间。“慢新闻”在失去了时效和产量的同时，如何保证其生存、发展与壮大？除了用户捐助之外，引导用户形成阅读习惯和建设融媒体平台、深耕网络商务等模式也十分重要。
1.DelayedGratification：产品为本，打造品牌
在自办网站上号称首家“慢新闻”杂志的《延迟满足》（2011年创刊，季刊），是本节讨论个案中最擅品牌建构者。该刊由“慢新闻公司”主办，而这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延迟满足》杂志出品人Rob Orchard在2014年登上TEDTalks的讲台之后，季刊的知名度得到巨大的提升。这从其网站上也可以看出，品牌建构是《延迟满足》市场营销的核心。《延迟满足》的首页不但展示了《经济学人》、《观察者》、BBC等世界知名媒体对该刊的赞美之词，还用较大篇幅讲述了“慢新闻”理念提出与季刊创办的故事。诚如学者所言，深耕网站是该杂志的“一条重要市场营销策略，旨在提高印刷产品的使用率和曝光率。因为只有在网络上，通讯社、读者和社交媒介之间才能形成积极对话”［9］。
《延迟满足》的产品质量确实较高。其编辑模式是从每个月的新闻中选取5个最值得讲述的选题，加以调研，再逐渐淘汰。这种以新闻为本、故事优先的产品制作流程，辅之以新媒体使用、数据可视化培训等线下活动，让大量订阅者愿意掏腰包。目前该刊营收大半来自一年36英镑的订阅费，而网站经营则为其拓展线上用户提供了渠道（在线订阅可享7.5折）。目前《延迟满足》的目标是在2017年前让订户翻倍，即实现订户数1万，订阅费占其总营收的75%以上。
2.The NarrativelyOnline：故事为媒，打造平台
与《延迟满足》这种纸质媒介不同，在北非注册的英文网站“叙述”（Narratively，创刊于2012年）是一个专注讲述普通人非凡故事的慢新闻线上媒体。它并不向用户收取订阅费用，而是将深度挖掘作者资源、建立作者营销平台作为经营模式。
“叙述”公司总部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已有超过2000名擅于使用文字、摄影、视频、插画等多种媒介工具的自由职业“说书人”加入其中。这些作者为“叙述”制作产品（篇幅介于2000-5000个英文单词之间），只能得到象征性的稿酬，他们获得的主要回报是通过“叙述”的运作，将其列入通用电气、林肯金融集团、智游网（Expedia）等国际知名企业的猎头名单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叙述”更类似一家人才中介公司，通过经营故事创意，进行人才开发，既为企业提供公共关系和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服务，也为企业提供创意人才，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多元的营收来源，包括网站的品牌赞助、卖票的线下活动、原生广告以及会员制读者。［10］其实，会员收入也是“慢新闻”媒体的主要盈利模式之一。如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慢新闻线上杂志《锈带》（Blet Magazine，创刊于2013年）就以每年40美元的会员费，来为底特律、辛辛那提、匹兹堡、水牛城等“锈带”（Rust Belt）城市的读者提供在地故事讲述，以及超市购物打折优惠等商业活动。
3.The Big Roundtable：赞助为主，打造象征
位于纽约的慢新闻线上杂志《大圆桌》（The Big Roundtable）创办于2013年6月，现有专职编辑2人，插画师1人。《大圆桌》的盈利收入主要是读者的“打赏”。在《大圆桌》的每篇故事中，都有一个黄色的标签，注明“打赏作者”（Support this Writer’s Work），同时在页面底端说明赏金的10%将用于网站平台建设。读者也可以选择专门订阅某位作者的文章，而一次性给出较高金额的赏金。此外，《大圆桌》也向哥伦比亚评论、纽约时报等主流商业媒体卖故事。
从以读者赞助为主的运营模式可以看出，《大圆桌》是一个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平台，更带有俱乐部的性质——其名字“大圆桌”的创意即来源于20世纪20年代纽约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媒体人沙龙“阿尔冈琴大圆桌”（The Algonquin Round Table）。他们在公共空间聚会，以言论构造社会影响力，积累象征资本。而在百年之后的今天，这一模式转移至网络上，但依然带有“同人刊物”的影子。
4.WeReport：公众为王，重建信任
2011年12月，由台湾新闻传播学界部分学者与从业者联合组建的“WeReport深度报道公众委制平台”上线。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而是一个通过公众集资来支持“慢新闻”产制的平台。由于依靠广告或发行收入来运营媒体的模式在当代遭遇了巨大困境，以美国Spot.Us为代表的新闻类集资平台开始出现。“WeReport”以“你支持，我报道”（You support, We report）为理念，要求募款人先提交计划调查报道的选题专案，经专家审核后在平台上发布，面向公众集资。
至2016年6月，平台共累计67个项目提案，捐款人次为1168人，集资总额（含平台基金）为36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72万元）。虽然募款能力不强，但WeReport平台已经资助和培养了台湾公民行动影音资料库、上下游新闻市集、台大意识报、莫拉克独立新闻网、韩半岛新闻平台等知名独立媒体，其所资助的慢新闻报道项目也多次获得社会和官方奖项。从角色定位来看，WeReport平台类似于新闻业的“育才”温床，以多个民间奖项评选、公民记者训练营、调查性报道工作坊等方式，将“好新闻是需要付出”的观念植入民心。只有让受众养成“为好新闻付费”的习惯，才能使深度报道得到可持续发展。
三、“慢新闻”的美学指向何在？
作为一种新闻学运动，“慢新闻”（Slow JournalismMovement 或Slow Journalism Revolution）并非一般新闻写作手法创新或采编模式变革，其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价值取向，体现出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关怀，以及新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美学意义。讨论“慢新闻”，除了技术层面之外，其美学指向或许更为重要。
1.叙事美学指向
从以上“慢新闻”媒体的实践模式可以看出，其营销已经不再侧重吸引广告、贩卖注意力，而是重视新闻产品质量，以“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来赢得市场和口碑，同时也赢得生存空间。这样淬炼出来的新闻产/作品，集中表现为对讲故事（叙事）的执著。快、慢的时间之差，在新闻作者的个人体验直接呈现为对新闻事件完整度的把握，而在新闻文本中则呈现为整个叙事作品的完成度。于是，一篇慢新闻文本的基本要求就是遵循长篇幅的故事驱动模式（long-form, narrative-driven modes of storytelling），［11］而其质量目标则是要达到“讲故事这门手艺的最高标准”［12］。澳大利亚学者Megan Masurier在对“慢新闻”三要素（调查与合作、慢叙事、慢新闻价值）的界定中，也将重点放在“讲故事”上。［13］
就一般新闻美学而言，新闻活动的“内容凝聚”与“形式积淀”是其美学内蕴的两个来源。［14］而“慢新闻”极度张扬“内容”，执著于叙事，恰证明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而后工业时代人类社会出现了对天性的返璞归真之需求：“我们对故事的欲望反映了人类对捕捉生活模式的深层需求，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和情感化的体验”［15］。以“慢新闻”在21世纪头十年于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可以看出，这种美学体验正在成为新的受众需求。因此，Narratively旗帜鲜明地将其作者称为“说书人”，美国另一家完全靠受众订阅的慢新闻媒体《隔代遗传》（Atavist）仅靠每月出版一篇5千到3万字如电影情节一般充满戏剧性冲突的非虚构故事，就能完全拒绝商业染指，赢得市场和受众的青睐。法国慢新闻媒体《21》（XXI）的主编Beccaria与Saint-Exupery说得更加直接，他们认为让受众觉得新闻故事“有用、好看和必要乃是唯一值得考虑的商业模式”，因为“它与这个世界一样古老，与商业活动的诞生一样古老”［16］。
2.批判美学指向
单从体裁与题材上看，慢新闻与深度报道或调查性报道之间确有重合之处，后者“通过深度的调查，揭示隐蔽的事实和问题”，“在西方尤指揭露权势机构和人物的腐败、违法行为，因此又称‘揭丑’报道、‘扒粪’报道”［17］。可见，深度报道往往具有批判性，其引人反思之处正是一种独特的新闻阅读审美体验。具体来说，这种深度报道的批判美学指向包括批判性思维及其情感倾向（批判精神）两个方面。读者可以藉由新闻阅读而产生对社会现象、结构、运作机制的质疑，并在质疑中激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吁求、向往与想象。2015年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华商报等先后撤销了深度部门，引得一时舆论哗然。而进入2016年之后，南方都市报率先恢复深度版，中国青年报深度调查部也重新开张；特别是腾讯“棱镜”“探针”和网易“路标”、搜狐“新闻当事人”以及澎湃等新媒体平台频出的优秀深度报道，都让人对其批判价值保持充分信心。
但是，深度报道的批判意义并不能完全概括“慢新闻”的批判美学指向。虽然“慢新闻”也带有上述特征，［11］但在互联网时代，媒介已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语境，“慢新闻”的批判美学指向更在于开放、透明和公众参与。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量“慢新闻”媒体以众筹方式，吸引用户参与其创建；二是当媒介成为普通公众随手可得的发声工具时，教会其认识媒介、理解媒介，通过媒介讲述个人故事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此，方兴未艾的媒介素养教育或“作为公民教育的传媒教育”［18］，正多用武之地。上文简述我国台湾地区的“WeReport平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教导民众认识新闻产制过程，监督媒介运作，反思舆论走向，反对网络暴力，最终得以驾驭媒介。
3.生活美学指向
上述慢新闻的两种美学指向，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读到好故事、讲出好故事。而在慢新闻看来，所谓“好故事”，除了叙事完整、富有悬念等形式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激发人的生活热情，促使他们对社会、对他人产生情感关联。正如英国学者Paul Bradshaw所言，对于“慢新闻”来说，“讲故事并不是目的，形成沟通、结成社群（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才是”［19］。
可以说，就慢新闻的美学指向而言，要紧的不是其叙事、批判等社会功能，而是它暗示了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众多慢新闻媒体在新世纪头十年前后于世界范围内兴起，与慢生活或慢运动不无关联。这一运动反对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鼓吹“让速度具有多种可能，变得可思考、可改变（do-able），而空间的缓慢也被认可”［20］。“慢新闻”无疑是其内在概念之一，慢图书（slow book）等也是。它们用缓慢的叙事，来对抗飞快的日常生活。而就“快新闻”“快生活”的消费主义取向来说，这也说明了一种“后物质主义”的生活观念正在兴起。这种观念“不仅限于维持生活，而且要改变和改善生活本身：创造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方式，引入来自生活的新期望，开发新的由价值观驱动的政治观”，它“将个人与远远超出了工作场所和家庭、超出了进步的人文主义范围的人际和目标网络连接了起来。”一如澳大利亚学者富兰克林所言：“因为超越了对人类需要的获取和利用的问题，后物质主义取向涉及品质、可持续性、伦理、道德、快感和美学等问题，他们深入地改变了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关系，远离了一种单一的消费者和可消费的现代主义模式，而转向了有关共存、相互渗透、可持续性及感觉关联等更复杂的生态学问题。”［21］
“品质、可持续性、伦理、道德、快感和美学等问题”，无不是本文开篇所言“私人时间”或“个人体验”。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共存”和“相互渗透”成为了可能。社交媒介聚沙成塔，让抵抗低劣资讯，获取能够反映人类真实、多元面向，展示作者“个人体验”和读者“私人时间”之“新闻”的生活理想也有了实现的可能。诞生于荷兰的慢新闻APP“De记者”（DeCorrespondent）就是一个典型例子。2013年9月，在短短8天时间内，“De记者”APP就通过网络众筹，募集到了超过百万欧元的创业资金。5个月后，“De记者”正式上线运营，为初期的众筹者提供终身免费且去广告的英荷双语“慢新闻”服务，同时对新加入的订户收取每年60欧元的订阅费。目前，“De记者”寓居于阿姆斯特丹的一家画廊里办公，共有14名全职记者，用户突破4万人。
另一方面，传统新闻的专业主义取向又通过种种渠道介入公共新闻之中。除上文提及的台湾“WeReport平台”借重新闻学者、新闻专业学生、退休新闻工作者进行慢新闻产制之外，“De记者”也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合作，接受其赞助。按“De记者”的创始人兼发行人Ernst-Jan Pfauth的说法，“De记者”寻找的是“合作伙伴而非广告商”。［22］正是这些专业新闻从业者保证了“慢新闻”与社会公众参与之间的通畅，也使慢新闻与传统新闻产制之间有了必要的衔接。
全球新闻业正遭遇着互联网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是不争的事实。“死守‘财团模式报业/新闻业’的贫乏想象，无法把握这场危机可能带给报业/新闻业体制改革的转机，或是流于蹈空的‘新科技乐观论’，盲目相信明天必然会更好”，将会“失去及时与必要的行动力”。［23］仅就新闻实践内部而言，“慢新闻”大概是新闻业自主生发出的一种危机应对，只是这一应对显然不限于传统媒体。至于这一应对是否有效，我们不妨也保持“慢”的态度，一如电影《让子弹飞》所言，让“慢新闻”飞一会儿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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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像表达与美学诠释”(16YJC760035DE)的阶段性成果。
[2]罗曼、张春泉：《慢新闻：传统媒体的应对之道》，《编辑之友》2015年第1期。
[3]“寻源”发刊词，http://getthesourcecom/archives/20（2016-05-04）。
[4]参见林晖、胡蝶：《“慢报道”：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新闻大学》2013年第4期；姜新：《“慢报道”：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的竞争优势》，《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