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纷争的另一种理解：地方性知识的视角

摘要：晚清时期的中国报业是应中西方两种地方性知识冲突融合而产生的，其发展则是由国内各种地方性知识形成合力推动的。作为清末报人代表的汪康年，其办刊才华的显示，与近代影响报业的地方性知识高度相关。文章以《时务报》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纷争为个案，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揭示了一个成功的报人对其办报空间的运作，既要有接受西方带来的新媒体环境的挑战能力，还要具有自如运作各种地方性知识权力的筹码。

关键词：汪康年；地方性知识；《时务报》

作者简介：崔波，女，教授，法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数字出版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18）

许欣雅，女，编辑。（金华快服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310012）

1898年,清光绪皇帝诏改《时务报》为官报，这份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创造了国人自办报刊发行量最新记录的刊物宣告终结，至此汪康年与梁启超围绕《时务报》引发的纷争也落下帷幕。关于《时务报》群体纷争乃至破裂的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可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是政见不同。《时务报》得以创办并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汪康年与梁启超政见一致的基础之上。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崇尚维新呼吁体制改革。而汪康年虽然早年投身张之洞幕府，但是政治取向却与张之洞背道而驰。张之洞作为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维护清朝的封建制度，而维新派主张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作为维新实干的领军人物，汪康年主张通过政府内部的自我改革，将传统帝制转换为君主立宪制度。廖梅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文中提到“《时务报》出版伊始，汪康年便在论说中提出了变法见解，与其他作者的文章共同形成了《时务报》的第一套改革方案——由上而下实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革新。第一套改革方案未见成效，汪康年又提出了另一套解决之道——自下而上先由民间社会和中下级官员进行教育、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维新运动，条件成熟后再由中央政府实行改革。［1］”刊发在《时务报》上的《中国自强策》也由汪康年亲自撰写，汪康年毫不避讳地宣传民权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由此引起了洋务派的恐慌，此时张之洞便开始采用多种手段对汪康年和《时务报》施加压力，力图干涉报纸言论。可见汪康年对维新改革乃至民权信仰的坚定。从《康有为全集》也可以看出，康有为从一开始就知晓汪康年与自己政见相同，在其给弟子何树龄、徐勤的信中提到“今彼既推汪攘卿来，此人与卓如、儒博至交，意见亦同。”［2］黄旦、詹佳如在《同人、帮派与中国同人报——<时务报>纷争的报刊史意义》中认为“康有为之所以认可与汪康年合作，在于他的判断，汪不仅与梁启超、麦孟华、何树龄‘意见苟同’，‘专持民主’，而且相信因此能够在一起办报办学会，‘有攘卿在，合攘卿举之，当得当’”［3］。综上所述，可以排除“汪梁之争”的起因是政见不同，也不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场政治搏斗。

二是学术不同。汪康年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书后》中承认他和梁启超的矛盾是“但以学术不同，加以构件，致渐乖异。［4］”廖梅在《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一书中写道：“康有为推崇春秋公羊学，倡建孔教，亟欲效仿马丁·路德，其学说带有狂热的宗教色彩，梁启超作为康有为最著名的弟子，信从老师的学说，预借《时务报》行康教。汪康年等人对‘康教’最不满的就是原教旨主义者的狂热和排他性。［1］(185)”《汪康年师友书札》中记录邹代钧曾评价康党“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其奸诡异不可不防。［5］”然而，黄旦、詹佳如《同人、帮派与中国同人报——<时务报>纷争的报刊史意义》一文却认为，学术基础和认同分歧并不是汪梁矛盾的主要因素，而是导火索。当时《时务报》报馆成员主要是粤、浙两籍，粤籍多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而浙籍则以汪康年的胞弟汪诒年为首，多与汪康年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学术不同可总结为源于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学说深信不疑、大加吹捧，浙籍馆员大为不满，导致双方矛盾愈演愈烈。最后汪梁之间的矛盾也由原先的学术不同升级为对报馆管理权的争夺。

三是管理矛盾。廖梅认为随着《时务报》声誉鹊起，梁启超逐渐不满于言论上的成功，也想参与报馆管理。而汪康年以报馆总理自居，事无巨细，必自躬问，梁启超并不满意汪康年的管理方式。传统的管理方式总是倾向于大权独揽，汪、梁在不同程度上都受传统管理方式的影响，而成为冲突的种子。黄遵宪以《时务报》报馆尊长及行动导师自居，认为《时务报》无汪则可，无梁不行，在汪梁出现裂痕之后，黄遵宪完全站在梁启超的立场，再次提出设立董事会，让汪康年交出总理一职，充当董事，这一行为间接激化了汪梁矛盾。视《时务报》为身家性命的汪康年显然不能接受，《汪康年师友书札》记录梁启超曾提出“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5］（1854）。《时务报》收归官报之后，汪康年在《国闻报》刊登告白，声明“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此告白意在表明《时务报》创办者为汪康年本人，梁启超当天撰写《创办<时务报>源委》予以反驳，宣称《时务报》并非一家独创，而是众人集资合力而办。说到底，汪梁之争只是个人意气与权利之争，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认为“康党欲逐汪穰卿，以夺报利”［6］。学者们的最终观点都偏向汪梁之争是时务报馆管理权之争。

固然，《时务报》最终是因汪梁对管理权的争夺而瓦解掉的，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者对管理权的争夺呢？如果依照政见不同说，怎么可能让人确信两个政治观点不同的人能合作办一张制度性的报纸呢？而学术不同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并且提及到纷争主体的细节，一方为粤籍人，一方为浙籍人，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想象空间：为何在汪康之争中能形成两个以地域为特征的对立群体，并加剧了两人反目成仇的进程？学界已有的研究尚未触及两个对立群体所拥有的地方性知识对纷争的影响，本文尝试从岭南和江浙两种地方性知识入手，对这一历史事件做补充阐释，希望就教于方家，以期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一、两种地方性知识

何为地方性知识？以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认为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与民间性模式有关的知识概念。格尔茨认为“人是置身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这种意义之网就是文化。……据此我们将形式、秩序、意义、方向赋予我们的生活。由于不同的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对其所处世界的不同理解的产物，文化的各种符号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文化中行为者的行为组织方式，因而文化模式并非普遍性规则，而是具有多样性的特殊意义系统，并由此构成了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知识形态及构成方式”［7］。地方性知识这一意义被科学知识社会学扩展为“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导致知识具有地方性的特征”［8］。本文采用广义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即“地方性知识是指在一定的情境(如历史的、地域的、民族的、种族的等)中生成并在该情境中得到确认、理解和保护的知识体系”，“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地域性格，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9］

（一）具有神秘倾向的岭南地方性知识

人们通常把近代中国最先独立地达到进化论的荣誉归于康有为，他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以著名的“公羊三世说”的新诠释为外形。但是，“进步”的公设一定要先于这种诠释。我们有理由把部分原因归诸康有为的创造力，也有相当的理由归因于他对基督教的某种汲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康有为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保持着相当密切的私人交往，曾经广泛阅读所能搜集的西学著作。尽管他惯于不透露其思想的来源，但我们仍然可以推论他的“枕中鸿秘”——三世说，与其所处的岭南地域的宗教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岭南知识群体将传教士来华布道的几十年的成果应用于和岭南地域化的知识接轨，这种方式正是传教士盼望的，但是接轨的形式却是传教士始料未及的。事实上，岭南知识群体并没有接受基督教内容，而是主张把中国固有之学宗教化。有人主张把儒家上升为宗教，康有为孔教的言行，则代表这一倾向；有人主张综合科学、佛学、儒学和基督教建立一种新式宗教，维新派领袖之一的谭嗣同所作的《仁学》代表了这种见解；还有人主张复兴佛教，早期章太炎持此说。这些思想家之所以将中国固有之学宗教化，一是认识到了宗教的教化作用，二是这些学者所处的地域化知识有着宗教倾向的特质。

杨念群曾条分缕析了岭南学派的宗教化倾向的来源。一方面从岭南的地理环境看，濒海粤人视野宽阔，“工习技巧，商勤逐末”，世风侈靡，喜尚新奇。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构成了濒海粤人的鲜明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岭南又是文明开发较晚的百越之地。蛮荒之地容易滋长出神秘主义的价值取向与非理性的情绪，正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认为，“关于巫术和宗教仪式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它只有在知识退步不前的地方才能登堂入室”。自慧能创建南禅宗一派以来，禅学逐渐渗入岭南知识分子群体的思维意识中，明代中叶，陈白沙的崛起把“援禅入儒”之风推向了顶峰，并逐步将岭南儒学导入神秘主义一途。这种神秘倾向的地方性知识在近代岭南知识分子中表现突出的莫过于康有为。梁启超曾经对康有为进行过这样的评论：“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学，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始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10］

（二）以考据学为特征的江浙地方性知识

满清入关后，考虑到江浙一带儒生数量众多，为了巩固统治，清廷将部分儒生纳入至皇家组织的大规模学术事业之中。这样，三位一体的儒生阶层中，就可能分化出一批凸显其学术主导角色、而相应淡化政治身份的地域知识分子共同体。［11］经清朝确立起来的江浙儒生阶层的学术职业化，使得乾嘉以后的江浙知识生产表现出与以往极为不同的地域特色，即对经典的注释与考证代替了道德主体价值的反省与阐扬，形成了以考据学为中心的知识生产。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曾对江南学术共同体进行的考察，就是依据库恩（Thomas Kuhn）“科学共同体”理论以及福柯的“话语”理论，指出考据学就是一种话语，是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长江下游地区已存在着一个聚集了一群最优秀学者的学术共同体，“他们通过知识传播的组织与机制走到一起，就寻求、发掘知识的途径达成共识”，也“形成一个相当自主，拥有独特学术规则的社会群体。”［12］他还分析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1）考据学者占据了一个特殊的职位，这类职位是建立在持续性研究和智能训练基础之上。这使得他们能够为了得到金钱支持和庇护，而为别人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他们的学术角色和社会责任已经被职业化了。（2）判断职务的标准，已经从重视拥有广博知识和经世参与意向，转移到重视精确地考证学术的专家知识上来，标志其有向职业化方法移动的趋势。（3）考证方法所具备的专门技能，只是在大量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应用，这类知识要求被用于保证这一特殊学科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拥有这些专门知识的结果，使得这些学者与官僚、乡绅和外行区别开来。

由于制度化的因素，考据式的生产方式使得江浙知识群体陷入一种相对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之中，忽略了当时许多重要的社会理论问题。如江南一带知识分子梅文鼎、王锡阐等人常常通过数学归纳改变“理”的意义，使之变为某种易于把握的概念，至少不再使“理”成为宋代新儒家那种超自然的神秘原则。考证方法要求江南知识分子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经典问题的梳证考释上，从而使解决经典疑难困惑的专门化探索代替了对伦理的反省与形而上学的思辨。这种相对封闭的学术氛围使得江浙知识群体与政治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埋头于对经典或自然科学的考察，形成了所谓的“技术传统”。在近代西学的冲突中，有可能突破早期“专门化”学术大师所设定的界限，从而日益使研究对象脱离传统形而上学精神的羁绊，这种变化大致可以在晚清江南知识分子“格物”对象中观察到。

杨念群认为，江浙学人对“格物”对象的认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其知识群体仍然把形而上学的“义理之学”与形而下的“器技工艺”两类内容混淆在一起，作为客体认知的对象。如陆世仪已把学术研讨的范围扩大到“凡古之专家伎术，如天文、形胜、兵农、水利、医药、种树、阴阳伎巧之类”，皆认为切于世用，不可不讲。方以智也认为，“历代学术”应包括：“杨墨、名法、纵横、兵、象纬、算测量（附太西算学奇器）、医农、卜筮、艺术小说、物理全书。”［11］（195）

在“格物”认知对象演变的第二个阶段中，江浙学人力图最大限度地剔除“格物”传统观念中混淆着的“精神象征”成分，主要是指一些程朱义理之学的内容，格致的重点已经疏离形而上的内容，转向“器技之学”的一切领域。江浙学人在西学的对冲中，学会了如何用实验使得“格物”变为更加客观化的过程，从而不断拓展“自然经验的空间感”，这是江浙知识非常了不起的转折。这种技术传统，在西学东渐时与湖湘文化的实学传统有了对接之处，两派共同演绎了中国近代对西学的迎接与拒斥。

      二、两种地方性知识在《时务报》中的相遇

汪康年之父汪曾本饱尝困顿场屋所带来的贫困，汪家两代人的希望便都强烈地寄托在汪康年一人身上，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也就无法摆脱科举考试的枷锁。汪康年非常好学，对群经、诸子、历史、舆地、小学、天算以及古文、骈文、诗词等学问，都很有兴趣地研究过，可见其热爱书籍的禀性，“于书无所不览”［13］。汪康年的堂弟汪大钧对汪姓兄弟的评价则是“泛览群籍，而无专门之业”［5］（608）。“这一评价实属客观，汪康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于各门学问都不精深，但博览群书，知识面较为宽广”。［1］（10）

1890年，科举考试再次落榜的汪康年怀揣着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李文田的荐书投靠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成为其孙辈的家庭教师。1890年底，汪康年进入湖北志局，与邹代钧、杨锐等同校省志。［5］（2456）1893年，自强学堂成立，同年汪康年奉张之洞命进入自强学堂，修撰《洋务辑要》［14］。汪康年在湖北的几年里，一直从事教书校对工作，并没有进入张之洞幕府参与策划讨论，仅是其文化事业上的外围人物。并不像外界所言“张、汪素称水乳”［7］（3568）。汪康年期许的自身价值没有实现。1895年，张之洞计划改建译书局，聘请汪康年与叶瀚等人担任译攥，［7］（2538）汪康年另有抱负，谢绝了张之洞的聘请，举家迁往上海。［7］（731）

汪康年6年的湖北生涯，并未实现自己的初衷，但为他之后的报刊事业搭建了意义非凡的社交网络。汪康年1884年由粤返杭，在杭州生活了近六个年头。在此期间，汪康年仅仅作为地区性士大夫，通过同乡、亲戚关系和参加科考，结识了许多在晚清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物，“如吴庆坻、夏曾佑、叶瀚、叶尔恺、叶景葵、吴士鉴、章炳麟等。张元济、蔡元培则是汪康年乡试的同年。王文韶、李文田则都算是汪康年的恩师”［1］（19）。

湖北经由张之洞的运营，汇聚了国内五湖四海甚至海外归来的学有所成、有所特长的文人志士。“其中包括讲目录校勘金石的缪荃孙，讲舆地的杨守敬，讲边疆史地的屠寄，通测绘的邹代钧，同光体代表诗人陈三立，通佛学的杨文会，精数学的华世芳，通制造的徐建寅，满腹吸氧奇事的辜鸿铭等。在封疆大吏手下，更有大小官员黄绍箕、钱恂、梁鼎芬、吴德潇等人，或多或少都懂得政治的实际运作”［1］（20）。汪康年交往的有识之士大大增加，但是从他交往的人的籍贯来看，大多是江浙籍，浙江籍占到一半以上，与汪康年同属一个地域，这些江浙士人对汪康年的影响可以从其诸多信件中反映出来。

“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汪康年便萌生了办报、开办学会的想法。汪康年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政法不明，而政法不明的缘由，则在于不讲学术”。［15］因此，汪康年设想成立“中国公会”，旨在通过联合知识阶层，互通有无扩散学术，进而参与政治，关切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届时，成功开办学会和报刊的关键一点是有政府做靠山。汪大燮曾言：“万不可无援，否则终恐受祸”。［5］（695）夏曾佑也曾劝诫汪康年：“公会已得一策，不求官长筹款，而但求其保护”。［7］（1515）以汪康年的身份来说，他只是区区一名未受职的三甲进士，并非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人学者，更缺乏像康有为“公车上书”这样的历史机遇，因此组办学会之事只能暂时搁浅。邹代钧建议汪康年：“若能先译西报，以立根基，渐广置书籍，劝人分门用功，互相切磋，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13］（45）。同时，汪大燮也提出了一致的意见：“译报馆能开，甚好甚好，公会不必别立地，广学会即在《万国公报》馆内，可以为例，先开报馆，逐渐廓充可耳”［5］（693）。经过数番讨论，汪康年好友吴德潇、陈三立、邹代钧、叶瀚等都主张先办译报。

创办报刊经费与人员缺一不可，汪康年设想通过招股集资筹集费用。但凭借汪康年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加之并不宽松的政治环境，民间结社议政，可谓清廷大忌，筹资工作并未取得如料想中的顺利进展。此外，汪康年致函小师弟梁启超（汪、梁先后从师广东番禺衡文专家石德芬），邀请其来沪协助办报。比汪康年小十三岁的梁启超表示愿意加盟，“此事甚善，中国命脉所系也”［5］（1832）。此时凭借“公车上书”名噪一时的康有为正如火如荼地筹办学会与报纸，并吸引了沈增植、陈炽、丁立钧、杨锐、文廷式等多名朝廷官员入会，更得到了李鸿藻、张之洞等人的支持，募集到了巨额捐款，创办公会与报纸指日可待。梁启超最终选择留在北京，投身公会与报纸的筹办工作。汪康年的办报活动因人员和资金无法到位而受到了阻碍。

京师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南下说服张之洞出资创办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强学会成立之际，康有为致函身在湖北的汪康年“仆急须还粤”，“沪上事待之穰卿矣”。［5］（1664，1831）上海强学会成立之后，康有为、梁鼎芬、张謇、黄遵宪、黄少箕积极参与筹备策划，无形中将地位略逊一筹的汪康年排挤在外，最后汪康年只是列名《上海强学会章程》发起人之一，并无实际插手强学会工作。随后，京师强学会因内部不和遭封禁，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随即停办，汪康年被张之洞指派收拾残局。汪康年不顾张之洞的反对，执意办报，与黄遵宪、吴德潇等好友共商办报之事。康有为一派提出与之合作办报，梁启超致函汪康年表示报馆若成，当惟命所示。好友吴樵认为“康徒惟此人可与也”［5］（467）。叶瀚则恐康门加入，待“局势一成，又将交排”，建议“改章公举，一以洽众志，一以免中变”，后来事实证明叶瀚的担心并非多余。［5］（2551）

同年4、5月间，梁启超由京抵沪，共商报事。梁启超虽与汪康年可说是同门师兄弟，但其同时又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与康的关系亲密程度远超汪康年。因此梁启超的加入，意味着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正式加盟报馆。

报馆落成指日可待，汪康年等人就报馆性质、报纸类别、出版周期等进行详尽商讨。经过讨论，决定将报名定为《时务报》,“专发明政学要理”，同时“广译录”，“翻各国报章”。［16］日报杂而旬报精粹，因此《时务报》采取旬报的形式。至于报馆的政治基调，基于强学会的前辙，决定采取稳健的态度，注重自我保护，牢牢把握住“论说绝无讽刺”的基本尺度，避免“太过恢张”，“勿以毛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也”。［1］（47）

报纸出版已经提上日程，但是汪康年所接手的强学会余款可谓杯水车薪。同年6月13日，经元善在接到黄少箕、梁鼎芬的信后，才将自己保管的强学会余银700两庄票正式交给汪康年。［5］（2426）此外，黄遵宪捐资1000元、邹凌瀚捐资500两，报馆的启动资金正式到位。报馆的正常运作离不了各方人才。“黄遵宪出面聘请了英文翻译张坤德，又托日本驻沪总领事代聘日文翻译古城贞吉”。［17］法文翻译则由张之洞手下办理洋务的郭家骥担任。［1］（48）

1896年8月9日，《时务报》正式出版，内容以译报为主，兼有政论。最初每期仅印四千多册，半年后加印至七千多册，一年后达到13000册，最多时印数达17000册，其发行量“为中国有报以来前所未有”［18］。

汪康年与梁启超两人对《时务报》的贡献可谓不分伯仲，且不可取代。“汪康年任报馆总理一职，主要负责报馆运作及报纸发行。《时务报》的运作资金来自各地捐款以及销报收入，而筹款、销报工作都由汪康年负责，《时务报》风行之后，仍收到各个阶层的自觉捐款”。［15］（36）汪康年经营多年的社交网络在筹款、销报环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有关研究统计，在《时务报》刊行的两年里，至少有17个地方官出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布置官购该报，代表官方饬札购报的有：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湖南巡抚陈宝箴、直隶布政使、按察使陈启泰、劳乃宣（代直隶藩臬发文）、江西布政使翁曾桂、江宁府知府刘嘉澍、成都府知府刘幼丹、江苏学政龙湛霖、四川学政吴庆坻、贵州学政严修、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河南彰卫怀道道员岑春荣、兴化府知府、安徽芜湖道、山西清源局。在上述17地官方发行渠道中，至少有8处是靠汪康年等人鼓动而得”。［15］（37）

汪康年延请梁启超加入《时务报》，一方面为《时务报》扩大影响功不可没——梁的生花妙笔使《时务报》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另一方面，梁启超的存在，又成为康党渗透报馆的最重要的渠道，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三、两种地方性知识在《时务报》中的冲突

报馆欣欣向荣的景象没有维持很久，1897年报馆内部出现纷争，纷争主要表现为报馆内部浙籍馆员与粤籍馆员之间的摩擦以及报馆主要负责人浙籍的汪康年与粤籍梁启超之间的矛盾。

《时务报》名震一时，梁启超因政论“暴得大名”，渐渐地不满于文章上的成就，也想参与报馆的管理。当时报馆成员中浙人、粤人最多，分别以汪康年与梁启超为核心。视报馆为身家性命的汪康年自然不愿将管理大权旁落他人，因此在报馆的管理上尽可能任人唯亲，如引入自己的胞弟汪诒年管理财务，对粤籍馆员渐渐疏远。梁启超认为汪康年有意削弱自己在报馆中的地位，隔阂由此产生。

未能如愿参与报馆管理的梁启超，于1897年11月愤然离开报馆，应湖南时务学堂之邀请前往长沙讲学。虽继续为《时务报》撰稿，但数量与质量皆不如从前。尽心报馆之事的汪康年对此颇感无奈。1898年2月，汪康年致信梁启超，告知打算聘请郑孝胥为主笔。［19］这使梁启超再次心生不快，汪康年则认为梁启超由此“遂与寻衅”。同年3月，梁启超向汪康年下了最后通牒，指责汪康年经营报馆亏空；诽谤康有为；独揽大权，凡事不与其他创办者协商。最后提出“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5］。

当时，驻日公使裕庚指责时务报馆与孙中山相通，梁启超立刻给黄遵宪发电，有“容甫东游，牵动大局，速派人接办报事”之语。而康门其他弟子，也纷言汪康年东游日本时会见孙中山，“大坏时务报馆声名”，希望黄遵宪、梁启超“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与时务报馆无关，仅为汪康年个人所为；又宣扬汪康年极为荒谬，实一小人。梁启超一方既然无法在汪康年手中分得《时务报》的管理权，便一心想把汪康年赶出报馆，情急之下不择手段，想在政治上击垮曾为同志的汪康年，并在经济上指责汪康年管理不善，造成报馆亏空。［1］（189）

同年5月，黄遵宪联合数人发电，责令汪康年交出报馆，汪康年执意不从，局势剑拔弩张，后经梁鼎芬等人调解，冲突暂时化解。同年7月17日，多次代替康有为递呈奏折的御史宋伯鲁，在康有为的鼓动下，奏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同年7月26日，上谕从孙家鼐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1］（190）

《时务报》收归官办之后，汪康年在《申报》与《国闻报》上刊发《上海时务昌言报馆告白》，声明“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随即，梁启超刊发《创办<时务报>源委记》反驳汪康年。其意如下：“第一，声明《时务报》创办人为黄遵宪、吴德潇、邹凌瀚、梁启超、汪康年，众人筹资捐款所办，而并非汪康年一人独创。第二，汪康年大权独揽，‘不能兼办全局之事’，任人唯亲，独立安排报馆人事。第三，汪康年经营时务报馆不善，导致亏空。第四，汪康年造谣非议康有为，‘同室操戈，落井下石’。”［20］

在此之后，汪康年以《创办时务报原委记书后》作出回应，“不欲尽情指摘，有伤雅道，又不欲彼此辩驳，贻笑外人”。［13］（87）汪康年全篇不为自己辩解，称“学术不同”是双方间隙主要原因，表示“既不欲毛举细故，以滋笔舌之烦，尤不敢力争大端，以酿朋党之祸，盖恐贻外人之诮，兼惧寒来者之心”，同时希望“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援，此则窃愿与卓如共相劝勉者也”。［13］（87）汪康年宽仁大度而梁启超锱铢必较，因此舆论大都偏向汪康年。梁启超对汪康年的评价也有失真实。就上述第三点而言，报馆经营亏空主要原因是读者拖欠报赀，并非汪康年经营不善，恐怕是汪康年心有余而力不足。至于非议康有为，汪康年是曾评论过康有为“说多不经”［5］（2411），并无多少诽谤性质。

      四、地方性知识视角下的纷争之解

“汪梁纷争”最终导致《时务报》终结。这份以变法图存为宗旨，以开民智为首任的维新派报纸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不仅仅是时务报馆创办人的悲剧，更是中国报业的悲剧。由此可以看出，分别以汪康年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江浙地域与岭南地域的地方性知识各具特色，大相径庭。地方性知识群体一旦发生冲突，便很难重修盟好。

“汪梁纷争”的最主要原因固然是时务报馆内部管理支配权的冲突，在这场纷争中，学术相异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是汪康年与梁启超所代表的地方性知识群体的冲突。

自齐梁以来，江浙地域好文弱武，民性文弱怯儒，学风务实，以汪康年为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在学术上相对持重，少有偏激，“绝不主张激烈之行为，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5］（1911）。汪康年虽24岁之前生活在广州，但并没有受到浓烈的西学熏染，中学修养也不突出。24岁由粤返杭，忙于生计，没有在学术上获得突破。因此汪康年不算学者，自然谈不上坚持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准则，［1］（182）因此并无门户之见。梁启超隶属康门，带有狂热的宗教色彩和排他性，成为汪康年不满甚至厌恶康学的原因。时务报馆内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对康学大肆吹捧，且欲借《时务报》行康教，令浙籍馆员大为不满，且无形中偏移了《时务报》在汪康年心中的定位，间隙由此产生。

汪康年科举考试屡次未中，进入幕府是摆脱政治“边缘地位”的不二选择，且自择其主能保证学术相对独立、自由，从而体现学术非政治性、非道德性色彩。相当一部分江浙学士认为，道德与政治原则不是作为衡量和制约学术标尺的根基性因素存在，而是作为治学研经的终端成果形式而得到验证。［11］（195）而近代岭南学人常常以“通经”为推销模塑政治形象的强化手段，致为江浙学人所讥讽。［11］（199）如康有为把孔子附会成一个革命家，自封教主，为了推动改革，不惜歪曲史实，曲解儒典。汪康年利用得益于幕府的政治、经济优势创办《时务报》，旨在开民智、变法图存，绝不允许沦落为他人宣传党派的工具。在梁启超进入时务报馆之前，汪康年一行就曾协商“改章公举，一以洽众志，一以免中变”，通过此举防范康门弟子。可见汪康年与梁启超虽没有很大的学术矛盾，但是汪康年并不认同梁启超所代表的康门学术。而梁启超刊发在《时务报》上的文章，有六、七篇以今文经学为理论框架，汪康年虽没有明显表现不悦，但心中之不满，渐渐地为日后爆发的“汪梁之争”埋下伏笔。

汪康年及其所代表的江南士大夫群体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岭南士大夫群体在性格、学养、思想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岭南地域临海，与山地相结合，地势多元，因此有了商业、农业交错的经济构成形式，继而影响了岭南士大夫群体思维方式，使其思想总是溢出或突破现实划定的可能性极限，飘游于乌托邦之域。［11］（253）“实验乃致知之本”，江南士大夫讲求实干，无法认同康门弟子富有浓厚的理想主义，但空洞自大、缺乏实干精神的作风。叶尔凯曾言：“康梁诸人本无阅历无见识，视天下事大易”［5］（2475）。经元善评价：“康长翁之手段，似长于坐而言，绌于起而行”。［5］（2425）梁启超也认识到自己有康门士人的通病“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21］而身为江南实干派的汪康年却在改革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时务报馆成立伊始，汪康年便在《时务报》中刊发论说，提出变法见解，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后与其他改革志士的文章一起形成了《时务报》第一套改革方案——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张通过中央的政治制度改革，推广下移到各个社会层面的改革。第一套改革方案推出半年，并未激起任何波澜，因各种因素的制约而石沉大海。汪康年公开对自上而下的改革进行反思，总结出其无法施行的三条理由。通过反思，汪康年等人转换思路，紧锣密鼓地推出第二套改革方案——自下而上的改革。先由民间和中下级官员，在基层推行教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社会改革，为政治改革造就人才与经济基础，一旦时机成熟，再由中央政府施行政治体制的大改革。［1］（106）对于汪康年来说，《时务报》是他的心血，是其参与社会变革，实现自我价值的利器，恨不得为之呕心沥血。当《时务报》大获成功之时，汪康年仍是一心扑在报馆事务上。而在《时务报》上发表政论“暴得大名”的梁启超却不再安心于报馆主笔一职，急切地想参与报馆的管理工作，这个计划破灭之后，便“东张西望”，有过跟黄遵宪出洋的机会，受伍廷芳之邀打算随其赴美，收到了湖南时务学堂讲学的邀请。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所代表的部分岭南士大夫浮躁、急功近利、富有理想主义却缺乏实干精神的特性。汪康年与梁启超性格、作风上的差异也是“汪梁之争”发生的必然因素。

《时务报》收归官办之后，汪康年与梁启超双方就馆争问题刊发告白，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报馆管理纠纷是汪梁之间最主要的矛盾。汪康年性格随和，具有典型的江南士大夫旧习：爱热闹、爱交友、爱宴酬。据梁启超所说，汪康年办事必吃花酒，认为这样才能广达声气，“然五日一请客，十日一请客，所费不赀”也是事实。［1］（191）梁启超生于贸易繁盛的广东，受“重商”、“乐商”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注重功利、注重眼前、讲求实际的地域性格。对比汪康年所拟定的《中国公会章程》与带有康梁烙印的《上海强学会章程》，可以明显地发现《上海强学会章程》更加注重会员的品行、见解，对捐款财务也做了细小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康门注重功利、爱讲经济的特征。因此当汪康年与梁启超同处时务报馆共事，梁启超日益看不惯汪康年的做事风格，成为双方冲突的种子。

“传统的管理方式总是倾向于大权独揽，尤其是用人和财务，按照习惯都由行政主管人控制，但报刊的效应却显示于版面，于是分工导致冲突，而冲突常表现为总编辑向总经理的权利挑战”。［1］（186）梁启超在告白中对汪康年的意见就包括“汪康年大权独揽，独占报馆管理权”。例如报馆收到捐款后，必须在报刊上公开函谢捐款人。梁启超认为以黄遵宪、吴德潇、邹凌瀚、汪康年、梁启超五位创办者共同署名更合情理，但汪康年一意孤行只署名汪梁两人。另外馆内一切杂事均由汪康年做主，馆内新添十余人，梁启超却毫不知情，不满情绪日益膨胀。近代岭南知识群体总是把对主体价值变迁的省察作为整个社会结构变动的杠杆支点，十分注重自身主体价值的内在超越。梁启超觉得自己在时务报馆受到“不公正”待遇，认为汪康年有意贬低自己在馆中的地位，把自己当“工人”看待，阻碍了其自身主体价值的实现与突破，这是梁启超最不能忍受的，因此提出了“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的要挟。

汪康年虽性格随和，易相处，但直率少心机，不知权变，缺乏官场阅历和政治经验，办事虽认真踏实，但显得不太精明。梁鼎芬曾评价汪康年“弟书房气太重，故于天下大计及一人进退之大节，未能详思，自以为是。非我交情，不能直言，尚希四思”。［5］（1914）张之洞也曾评价汪康年“不甚明白，亦有不定处”。［5］（1889）在汪梁之争中，黄遵宪完全倾向于梁启超，建议成立董事会，让汪康年充当董事，交出报馆管理权，汪康年断然拒绝，丝毫没有协商的余地。当康门一方与时务报馆渐离渐远，汪康年并没有感知到不妥，其堂兄汪大燮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敏锐地捕捉到了令人不安的气息，多次提醒汪康年注意。汪康年不以为然，其后访日，被康梁一派陷害，陷于不利之境，最后导致《时务报》收归官办，成为其办报生涯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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