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春自杀的妇女，强奸八旬老妪的少年…这，还是我熟悉的乡村百态吗？
“书米”们早，这是农历鸡年书单君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上一期，我写了一篇特殊的“年度总结”：《好好珍惜，那些每天7点起床的疯子》（☜点击阅读），结果，后台涌进了几千条留言，虽然部分还没来得及回复，但大家写给书单君的话，我都看到了，种种信任和鼓励，也都记在心间。
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五，不知“书米”们回家这几天，有什么见闻和感想？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今天，书单君想和“书米”们分享一本我在春节期间刚刚读完的书，《中国在梁庄》。
作者梁鸿，一位出生于1973年的女性写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
梁庄，是梁鸿的老家，位于河南省穰县。有一年，梁鸿在春节时回到梁庄，目之及，是淤黑的坑塘、坍塌的老屋、衰老的叔婶、被遗弃的村民……这是她的“乡愁”，却和大众对“故乡”的浪漫想象完全不同。于是，她决定将在梁庄的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下来。
梁鸿开篇先从自己的家族写起，写祖辈、父辈经历过的艰辛岁月，既有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大饥荒（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有如今的乡村新貌。不避敏感，不掩成就，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
书的主要章节是梁庄人的口述记录，通过这些生动的讲述，你会看到昔日兴盛如今变养猪场的村校、留守照顾孙辈的孤独老人、抛弃学业无法管教的网瘾少年、用血拼杀“混出地位”的企业家、好吃懒做的老光棍……
这些故事，就如同我们回到故乡，父母在床头边、在沙发上、在厨房里、在酒桌上讲述的“人世变迁”。它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就是我们身边亲友睦邻故事的翻版。
▲墓地里的昆生
梁鸿写亲友，写邻里，写官员。写混迹江湖的兄长，写思春自杀的妇女，写强奸八旬老妪的少年，写信上帝被夫责难的老人。读到震撼处，我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是我熟悉的乡村百态吗？
事实上，抛离那些悲伤的故事，这是一本充满温暖笔调的返乡记实作品。它不乏动人的细节，也不乏生猛的个案。
比如梁鸿这样写她带着三岁的孩子给母亲祭坟：
母亲的墓地在村庄后河坡上的公墓里。远远望去，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而那坟地也将是我自己最后的归宿。
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坟前，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
看着坟头的草和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曾经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以前，我讨厌这样抒情味甚浓的文字。可是，当梁鸿通过驻村采访，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记录在案之时，我有一种想写自己家族命运的冲动。
再比如，写到亲人，梁鸿采访了她早年混迹江湖、喊打喊杀、北漂帝都的哥哥：
1994年3月我又到北京。在北京不是闲嘛，咱们这里在北京倒票的多，咱也跟着人家倒两把票。一般的倒票都是硬插队，“哐哐”一扇，一骂，从气势上震倒对方，插到人家前面，然后，出来，让买票者加三五十块钱卖给他。有一次，插到一个成都市公安局的人前面，也不怕，你成都市公安局的，能在这儿执法？我也打过人——
在昌平（收容站）关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点名往安阳遣送。武警闲得没事找这些人取乐，说，你，过来过来，说着，就扇这个人两嘴巴子。我悄悄骂：“日你姐，这算没地儿说理了。”被听见了，武警问谁，谁说哩，我逞英雄说：“我。”武警说，过来。往我头上抡了七八皮带，又狠狠踹我几大脚。叫我站军姿，挺胸，打一嘴巴子，抬头，再打一嘴巴子，再抬头。站有两个小时。打得我满脸是血。
送到安阳收容遣送站，也是进去就打，号里面的人也相互打。在路上，我们几个老乡商量好，进去先打，不然肯定只能睡马桶旁。在北京站钱已经被警察掏完了，到安陽收容站后，我们四个进去就打，把里面的人身上掏干净。把他们撵到马桶边，我们在门边。
这样个性的讲述，丝毫不亚于看底层黑帮片。但这就是发生在中国普通人身上的事。
整本书里最震撼我的，是少妇春梅的故事。
一个丈夫长年在外打工的乡村女子，刚刚结婚不久，丈夫就远走他乡谋生，数年未回音讯不通。电话，没有；去信，不回。于是在重重压抑之下，她自杀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个为爱情而死的悲剧故事。然而，死者春梅的好友是这么讲述的：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上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春梅跟她婆子妈大吵了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一个年轻的小媳妇，日子过得不错，没有婆媳矛盾和家庭纠纷，居然就自杀了。这在梁庄人看来，是那么的不可理解。
在生存压力面前，个人的情感需要就这样被无视了，它被置于各种需求的最末端。
我想起了鲁迅。他在《祝福》的开篇这样写故乡：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自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
祥林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我们走来。一个世纪过去，这样的人物，这样寥落的情景，在《中国在梁庄》里仍然发生着。而类似鲁迅《故乡》中“少年闰土”的形象，《中国在梁庄》里同样存在。
▲电影《祝福》中的祥林嫂形象。
梁庄的故事，并不仅仅发生了河南。它是近30年来中国农村式微、农民进城的一个微型缩影。
如果说发生在2016年春节“一顿年夜饭，上海女甩江西凤凰男”的虚假炒作，激起的是人们内心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无奈感慨。那么《中国在梁庄》，则是一部用实实在在的故事编织成的乡村变迁史。
梁鸿说，她写自己熟悉的故乡，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茬儿的意思，但她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为社会的问题。
她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片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
在外奔波一年，很多人形单影只，举目无亲，为更好的生活打拼着。春节假期，我们跋山涉水，千里还乡，回到家，我们可能有喝不完的酒，见不完的人，唱不完的歌，也希望大家有耐心听父辈讲讲那些静水流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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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回来，每一次离开。故乡，都是我们永远的爱与痛。
春节前，书单君发起了一个特别的摄影作品征集活动，邀请大家在假期用手机或相机，记录下你眼中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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