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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毒舌”让徐志摩都招架不住,可百年来的中国却真得感谢他

2017-02-23 分享智识与见解的 书单


上一期,书单君跟大家分享了《你们把董卿当作教育的成功案例,我真的倒吸了一口凉气》(☜点击阅读)

 

这一期,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为了不起的殿堂级人物。因为今天,正是他144周年诞辰纪念日。


这位大牛经历了晚清与民国,当过举人,做过帝师,搞过改良,遭过追杀,还成功转型为学界大师。虽然只活了56岁,却生育有9个子女,且一门三院士,个个皆才俊。


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当然有他的名字。不过,教科书上的他是冷冰冰的符号,现实中的他却是热乎乎有血有肉的性情之人。


这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以论战成名,他的一生,也是论战的一生:痛斥旧帝王、激辩顽固派、舌战革命党……反正只要看不惯,提起毛笔就开干,简直堪称近代第一“毒舌”。


然而笔仗打了无数,却极少是起于私人恩怨。


胡适曾评价:“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


是啊,梁启超写文章,为的都是家国天下。没了他,中国何时走向共和都未可知呢!


那么,这一代“毒舌王”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毒舌”又是如何影响了偌大中国?  


一个被监生“洗脑”的举人


144年前的2月23日,广东新会茶坑村耕读传家的梁氏家族,诞生了一双鱼座男婴,取名梁启超。


清朝自乾隆、嘉庆两朝后,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窄,通过科举,由学入仕,几乎被认为是唯一的“正途”,梁启超当然也不例外。


他四岁就跟着祖父读书识字,而且天分不错,“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光绪十五年(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参加乡试,结果一下就中了举人。

 

想想范进,你就知道还没成年便中举该有多厉害。不光我们觉得这小伙子猛,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也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才华,而且他表达欣赏的方式非常特别——一激动竟然以堂妹相许,让她嫁给梁启超。



应了一回试,中了一个举,还娶了一门亲。这幸福,是不是有点来得太突然?


然而,梁启超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封官入仕的小日子,会因为一个老男人的出现而彻底改变。


光绪十六年(1890年),梁启超又赴京会试。回乡时,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他结识了一个比自己大15岁,“文凭”却比他低的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广东同乡康有为。


当时,梁启超是少年得志的举人,而康有为还只是一名监生,两人地位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奇就奇在,我们这位小鲜肉举人,居然被老腊肉监生给成功“洗脑”了!


俩人见了面具体是怎么交谈,聊了哪些话题,书单君已考证不出。只知道梁启超事后是这么回忆的: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陈千秋的字)联床竟夕不能寐。(《三十自述》)


“作狮子吼”,这可是形容佛祖讲经说法的词,可见康有为的学识、见解完全颠覆了梁启超的认知,他听完后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简直觉得自己过去都白学了。


而且初次见面,两人就从早晨7点聊到了19点。梁启超学的那么多的经史子集,都被康有为驳得体无完肤。


第二天,梁举人再次上门讨教学问,康有为给他讲了“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


西学,也就是外国的学术知识,当时正是新奇之物。于是,梁启超正式拜康有为为师,成为其首席大弟子。

 

这对奇葩师徒,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雄文横扫大清国


成为康门弟子后,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便是1895年参与的“公车上书”


这个事,大家都在中学历史书上都学过。中国甲午战败,康有为联合全国3000余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政治体制改革),震动朝廷内外。



当时的清政府,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已无一丝生气。那么,变法应该很容易了?


NO!


祖宗之法,变还是不变,朝堂上吵得一塌糊涂。顽固派说,变不得;维新派却说,必须改。


正是僵持不下时,公车上书的第二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了《时务报》。梁启超被邀去任主笔。



这下子,他仿佛找到了最趁手的武器和最熟悉的阵地,接连写出《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雄文,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与朝廷保守派激烈骂战。


比如,为迎击顽固派对维新变法的攻讦,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这么陈述变法的“合理性”: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


简而言之,就是正面硬怼顽固派:再不变啊,这国家可就要玩完了!



又如,在《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中,他巧妙譬喻,直指顽固派的死穴:


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各防弊。务治事者,虽不免 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务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补破衲,愈补愈破。


大白话说就是,你们这些顽固派啊,光想着做些修修补补的事,破房子漏雨,你补了一处还有百处,衣服有破洞了你打个补丁,可是越打衣服越显得破。



以上还算是客气的。梁启超还根据西方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这位《时务报》的首席评论员,甚至直斥历代帝王为“民贼”。


要知道,以前“乱臣贼子”、“逆贼”这样的词,可都是站在帝王角度说的,现在从梁启超开始,这事反过来了。其“毒舌”功夫由此可见一斑。


大翻译家严复评价他:


任公(梁启超号“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梁启超则说自己的文章:


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一边畅快地骂“老辈”,一边想象着读者为自己的文章着魔,当时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梁启超,想来也是自信得可爱。



然而,笔仗打得漂亮,可维新派要动权势阶层的既得利益,就注定避免不了牺牲和流血。


随着“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百日维新”失败。


梁启超和康有为只好避走日本。


 著述洗遍国人脑


初到日本之时,梁启超一度与主张革命的孙中山等人走得很近。


然而,他的老师康有为,是个十足的保守人士。他不认同推翻帝制,主张改良,所以跟革命派走不到一起,也拒绝梁启超跟革命派混。师命难违,对革命也心存疑虑,梁启超还是坚持了改良立场。


异国生活清苦,梁启超心中也很苦闷。他继续当起思想播种机,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七八种报纸,借文章浇心中块垒。


比如他痛骂清廷:


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当时,日本及他国称中国为“老大帝国”(古老积弱的中国),梁启超又愤而写出了牛掰轰轰的《少年中国说》。其中有一段话,你一定在不少书中、电视剧中见过: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其中勃发的意气,今天读来都觉得鸡血满满,在当时,更是激励了大批国内的青年。


▲电影《建党伟业》中,张家辉饰演的梁启超


这篇洋洋洒洒的宏论,也被湖南韶山一个名叫毛泽东的男孩读到了,等成为新中国的主席后,毛泽东是这么评价梁启超这位启蒙者的:


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的言论与文章对国人的深远影响,从汉语词汇中也可窥见。


1901年,他发表《中国史叙论》,首次提出“中国民族”概念。在这基础上,后来他又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


此外,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宪法”、“政治”、“经济”、“组织”、“干部”等词汇,也全始于梁启超。


为给国人“洗脑”,涤荡旧思想,1902年至1906年,他又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数十篇政论,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帝国时代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


牛掰吗?当然牛掰。“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那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概念作文大赛,更无“年度新锐评论”之类的评比,要不然,梁老师肯定是年度总冠军。


字字千钧的“毒舌”证婚词


如果一百年前就有微信朋友圈,民国第一文艺青年、“情圣”徐志摩,1926年可能会这样晒幸福——



尽管一生笔仗不断,梁启超在生活中却是个十足诚恳、热情的人。他公开骂旧帝王,却从不骂亲友。但唯一一次例外,估计就是他对爱徒徐志摩的责备了。上边这张图,虽然是书单君的戏说恶搞,但身为老师的梁启超,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合,的确非常不满。


徐志摩留学英伦期间结识了林徽因,一见钟情,便向发妻张幼仪递交了离婚通知书。而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正是梁启超的挚友。梁启超闻讯后,写信对徐志摩的草率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但徐志摩离意笃定,一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便将恩师的规劝置之脑后。后来,因林长民父女估计对徐志摩的人品“表示疑虑”,林徽因便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很快,徐志摩又转而追求京城有名的交际花、北京大学教授王庚的妻子陆小曼。陆为了徐,很快同王庚离了婚。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婚礼。谁想到,作为证婚人的梁启超却霍然站起,宣讲了有史以来“最坦诚”、“最直率”、“最另类”的一份证婚词: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见老师越说越激动,徐志摩赶紧打断:“恩师,请您为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 梁启超这才意识到,在场的还有双方的父母,只好收住火气,平复下心情,接着说: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这番令“新人及满堂宴客无一不失色”的“毒舌”证婚词,真称得上是字字千钧。思想领风气之先如梁启超,在婚恋问题上,态度也依然是传统的。这份坚持,非但不显得顽固,反倒更透出他的性情。


知我罪我,后世评说

  


晚年,在政界、思想界疲惫久矣的梁启超,转型搞起了学术,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陈丹青油画作品《国学研究院》。从左到右分别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在力荐被誉为“300年才出一位的大师”陈寅恪时,梁启超跟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还有过一番奇葩对话:


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硕士。”

曹问:“他有没有著作?”

梁答:“也没有著作。”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如果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给人家效力吧!”


梁启超一生骂战不止,但其实为人谦和,从这里更能看出超人的谦逊。


但他自称的“著作等身”确乎不假。


他晚年踏入学界后,主要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陆续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最后,集毕生心血而成的《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400余万字。煌煌浩作堪称等身,近乎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



在政界大开骂战推陈出新,在私德却略显保守严谨的梁启超,一生育了9个儿女,且均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启礼均为院士;

三子梁思忠为炮兵上校;

四子梁思达为经济学家;

长女梁思顺为诗词研究专家;

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

三女梁思懿为社会活动家;

四女梁思宁为新四军早期革命军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他的墓碑由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



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位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曾被说成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人物。然而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梁启超实在是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核心人物。他的师友、子女、论敌,串联起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诸多重大事件。


他是撬动古老中国向现代转型的杠杆。


关于这位伟大的改革家,“书米”们如有兴趣,可读读谢玺璋的《梁启超传》。


而在所有评价梁启超的语句中,书单君觉得胡适的这句最为平实: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曲艺评论家沈彭年的挽联也是极妙: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先驱者们都是把民族扛在肩上只管向前走的人,不会在意后世的评价与论说。


但历史会记住该被记住的一切,也给不朽的名字以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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