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加码、腐败犯罪：善意的政策，为何导致邪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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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上油彩，挥舞旗帜，为心仪的球队振臂欢呼，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让无数人为之疯狂。卡塔尔世界杯创下了诸多历史首次：
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办，首次采用半自动越位判定系统，首次有女裁判执法男足世界杯，以及首次官方明确禁酒。
早在开赛之前，国际足联就表态配合主办方的规定——体育场周边不出售酒精，明确禁止球迷在体育场内饮酒。因为卡塔尔作为伊斯兰国家，在公共场合饮酒属违法行为，观众也应遵守当地的文化和传统。
这对于大量习惯于享受足球与酒精双倍快乐的球迷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比如英国人看球，绝大多数都是前往专门的酒吧，在啤酒的加持下，那里的狂欢气氛相比现场都不遑多让。
老特拉福德、安菲尔德、白鹿巷等著名球场外都遍布酒吧，在无数足球之夜海纳着球迷的喜怒哀乐，构成他们至嗨的人生经历。
曾经的世界杯赛场，也是各国美酒展示的舞台。大腹便便的桶装扎啤占据了绝对的主流，毕竟低度最适合不加节制的畅饮。
除此之外，墨西哥球迷在庆祝时可能会来一口醇烈的龙舌兰，西班牙人经常会自带桑格利亚汽酒，当俄罗斯球迷灌起伏特加后，英国足球流氓就难免回想起2016年夏天在法国马赛，他们被对方支配的恐惧了。
如今不喝酒，确实是和平了，但又有点太和平了。实在想找点酒精刺激的球迷，现在只能在晚上7点后跑到专门的球迷活动区去买啤酒，一人限量4杯。
端着500毫升14美元的高价啤酒坐在快餐厅式的简易桌凳前，别说过瘾了，越喝还越有纯纯大冤种的感觉。
在卡塔尔世界杯喝酒真的这么难吗？我看也未必，这里就有一个小诀窍和大家分享——
订一间体育场顶部的VIP观景房，你就可以随意畅饮酒精饮料，还能拥有专属的厨师和小提琴演奏家，据说只需支付10000欧元的包厢费用，是不是很划算？
这就揭示了一个道理：如果有一件事大家都想做，或者需要去做，那么无论如何禁止，都会有少数人享有特权。保障特权的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公权私授，则必然带来不平等，甚至埋下动乱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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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国家都颁布过禁酒令，其缘由五花八门，或是为了治安，或是风俗要求，或者只是统治者孤行己见，其执行的效果也是千差万别：
日本在战国时代时，陆奥国大名芦名盛氏曾因为自己的儿子死于酒精中毒，一怒之下宣布属地禁酒； 澳大利亚许多城市曾在一些政治家的推动下禁酒，如堪培拉从1910年禁到1928年；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颁布《关于消除酗酒的措施》，看似力度很大，出现在电影中的喝酒场面都要被剪掉，结果只是抬高了酒类价格，伏特加的生产暂时转入地下。
绝大部分禁酒令很快就失效了，或者只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生效。其中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禁酒运动最为有名，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这次运动并非骤然来临，而是经过了近百年的酝酿。早在林肯时代，许多知名人士就开始抨击酒精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损害。
1830年，美国成年人平均每年要喝掉7加仑的酒精，换算成现代标准，大约相当于90瓶40度的威士忌。
饮酒过度不但影响个人的身体健康，使人变得易怒、好斗、精神涣散，还顺带引起治安问题和家庭暴力。
于是一些宣扬戒酒的团体便成立了，他们把酒精与罪恶、魔鬼划上等号，以劝人向善的情怀四处宣讲，要人们抵制酒的诱惑。
这一阶段最为知名的禁酒人物，是俄亥俄州的卫理公会教徒艾丽莎·汤普森。
当时已近花甲之年的汤普森修女，被在教堂集会的市民推选为带头大姐，领着戒酒群众把希尔斯伯勒市所有卖酒的地方都踢了场子。
当然，他们的方式是非常文明的，每到一家店，他们就跪在地上祈祷、唱歌、读圣经，请求上帝宽恕这些酒徒的罪过。
这一套现代人可能是不吃的，但在有宗教信仰的社会出奇好使。许多酒客被他们打动，砸碎了手里的酒瓶。
酒吧老板也被劝得纷纷关门歇业，虽然过些天碍于生计又重新开张，但羞愧得仿佛将灵魂卖给了撒旦，走在街上都害怕被熟人认出来。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禁酒并不会独立存在，而注定要和各种政治议题掺杂不清，例如女性参政。
身为一位家庭妇女，痛诉酗酒的丈夫给家庭带来的危害非常合理，极易获得社会的同情和关注，哪怕采取一些过激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
来自堪萨斯的妇女凯莉·内森深谙这一点。相对于前辈汤普森修女“peace&love”的表达方式，内森的雷霆手段未免让人心惊肉跳。
她挥舞着一把利斧冲进了当地最有名的“参议员酒吧”，横扫柜台上的瓶瓶罐罐，砸掉了水龙头、老虎机和收银台，用一块碎片撬开了啤酒桶。
在满屋子乱喷的液体中，强壮的内森浑身湿透走了出来，大大方方戴上了警察的手铐，俨然像一位众望所归的英雄。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禁酒已经作为一项政治主张被搬上台面，而且算是颇为先进的主张。
政治家们给酒精泛滥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包括滋生社会恶习、资助非法移民、危害未成年人、涉及赌博和色情业等等。
《纽约时报》资深编辑奥克伦特在其著作《最后一杯》中，对禁酒运动的形成作了精辟的总结：
经过各方博弈和妥协，推动禁酒运动前行的主要力量逐渐集中于三类政治活动团体——平民主义者、女性参政权主义者、本土主义者，三者分别完成了推动禁酒令写入宪法所需的三个必要条件：一种税收、一场社会革命和一次战争。
1893年，以“将禁酒写入宪法”为组织目标的ASL（反酒馆联盟）创立，禁酒人士的斗争更趋实用性，影响力也更加广泛深入。
1914年，议员霍布森首次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禁酒的宪法修正案，这个版本历经血火纷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和讨论后，在10年代末期获得了大部分州的支持。
1919年1月16日，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批准通过，一年以后，禁止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使人致醉的酒。
“使人致醉”的明确定义则参照先前通过的沃尔斯泰德法案执行，即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这就给所有的酒精饮料判了死刑。
禁酒派人士为经年奋斗所获的巨大成果兴奋不已，他们认为自己缔造了一个新的纪元，那个烂醉如泥的、腐朽落后的美国将不复存在，美国人将得到纯洁的新生。作为禁酒派领袖之一的比利·森迪，向狂热庆祝的信众纵情高呼：
从此以后，地狱将永远空空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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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不可能一帆风顺，数量庞大的酒徒们只是在政治上失了势，抗议和动乱还是要搞的。
禁酒令刚施行一周，全美就发生了超过600起暴力事件，伤亡超过3400人。
为了确保第十八修正案的落实，联邦组织了1520名禁酒探员在全国范围内督促执行，对于暴力抗拒禁酒的组织和个人一律镇压。
按照第十八修正案，私人藏酒或者去买酒，其实并不违法。
奈何政治正确的局面下，各州各地区都会层层加码：
联邦探员和当地警察可以毫无顾忌地闯进市民家中搜查，恐吓、威逼甚至刑讯都是家常便饭，这显然是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
而对于禁酒令的前景，1918年已经全面禁酒的密歇根州已经作了展示。从底特律到最近能买到酒的托莱多市，严重超载的贩私酒车在25号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有酒相慰，无数底特律市民拎着空荡荡的大包小包冲向汽车站，挤不上车就沿着铁轨徒步前往托莱多。
秩序之混乱，使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探员不得不在高速上设岗警戒，处理交通事故和其它纷争。
看似来势汹汹，其实并非毫无商量的余地。民众很快就发现，酒精行业并没有消亡，只是以一种非法的、地下的、几乎无处不在的面貌，隐匿在生活的每个角落。
比如在费城，特拉华山谷的化学工业区可以生产工业酒精，只要购入这些合法的物品，加上一点杜松子油调味，就可以凑合炮制出杜松子酒偷偷售卖。
有道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俄克拉荷马州的比利兄弟、芝加哥的杰纳兄弟都是当时有名的私酒贩，或从加拿大进口，或雇一些家庭搞酿酒小作坊，他们一个月就能挣出几十万美元来。
张麻子上任鹅城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特么的公平。
如果一个政策不能保证起码的公正公平，就必然招致民众的愤恨。禁酒令下，有人因为喝口酒而备受折磨，有人却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禁酒问题上捞取了政治声望的时任总统沃伦·哈丁，平时可一点都不讨厌酒，他最喜欢在打高尔夫球或扑克时来几杯。
他在一家俱乐部附近的宅子里藏了大量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本威士忌，想喝时打发他的男仆泰勒先生去拿便是了。
如果说总统先生万人之上，有点特权可以谅解的话，那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的中饱私囊可说不过去。
他经常在私人会所里宴请名流，那栋绿色的小别墅里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美酒，而这些都是在执法机构突击检查中扣留的。
对于华盛顿的上流人士来说，酒从来不是问题，也没人关心它们的来源，需要计较的是酒的质量和品位。
在底特律河上，任何时间都有1500艘货船载着非法货物往返，这些非法货物大多是酒。
在政府组织的一次突袭行动中，海关查封了366艘私酒走私船，但随后其中365艘，在扣押的仓库里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很难不让人怀疑腐败的存在。
1921年，印第安纳州一家报纸拿到了一份内部文件，文件显示联邦禁酒主管唆使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警察局局长耶利米·金尼将没收的私酒分发给官员们。
此事见报后，自然是舆论大哗，该市强势的禁酒执法也就虎头蛇尾了。
一些州政府对禁酒的态度也不太积极。对马里兰州等地来说，酒税原本是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如今禁酒令一下，不但这笔钱没有了，他们还得从州财政里专门拨款出来，去执行禁酒工作。
这一出一进的窟窿，可全靠自己去填，他们对于禁酒的热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阳奉阴违的气氛下，如何更加“艺术”地处理酒精问题就很迫切了，莉迪亚·平卡姆显然精于此道。
作为一位家庭主妇，也是一位活跃的女权运动家，这两种身份结合的奇特效果便是，平卡姆在家里用一堆植物根茎和药草鼓捣出了各种女性保健品。
按道理说，这种野作坊是很难成功的，但平卡姆却吸引了大量买家，赚得盆满钵满。
秘诀是，作为一位倡导戒酒的社会人士，平卡姆卖的这些保健品里酒精度高达20%以上。
一瓶14.5盎司的平卡姆保健品，其酒精量实际相当于7.5盎司的威士忌，足以让一名不胜酒力的普通女性嗨到断片。
平卡姆的小心机无疑让许多厂家发现了生财之道，各种含酒精的保健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理查德森牌浓缩滋补雪莉酒以47.5%的酒精含量拔得头筹。
或许是实在说不过去，该产品还是在名称中用了“酒”，而许多同类滋补品则声称“不含酒精”。最为幽默的例子是科尔登牌牛肉滋补水，其酒精含量高达26.5％，却敢在广告里宣称——
“本品适合用于治疗酗酒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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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私酒泛滥和以医药、保健品名义挂羊头卖狗肉外，禁酒令的另一项后果是地下酒吧（Speakeasy）的兴盛。
以前的酒吧你一定在西部片里见过，都在城镇的显眼处和热闹的集市中心，现在多少都得有所遮掩。
市民去大部分地下酒吧都像是特务接头，他们得通过窗户缝或锁眼向里面递话：
“是昆汀让我来的——”或者“拜登是我表姐夫”，以表明自己确实是本地熟客，而不是钓鱼执法的联邦探员。
只要你有本事搞来私酒，开一家地下酒吧实在太容易了，无非是找个地方添置几把椅子。
20年代末，纽约非法酒吧的数量已达32000个，本着法不责众的道理，一些酒吧开始壮起胆子招徕生意了。
西52街的“莱昂和艾迪”堂而皇之在入口处挂上招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都在这里喝倒了”，这就揭示了地下酒吧迷人的一个重要元素，女性的加入。
前文说过，女权运动和女性参政意识的觉醒，是禁酒运动的主要推力之一，问题是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厌恶酒精的“好女孩”。
禁酒是她们走出家庭的理由，出去喝酒同样也是，在酒吧里和男性一起谈笑风生，这也是自由和平等的滋味。
禁酒令生效后十几年，纽约市在公共场所因醉酒而被逮捕的女性数量居高不下，作家布隆认为这是性别障碍被打碎的标志。
曾经他去酒吧喝酒，只有寥寥几个男人作陪，如今得穿过一堆拥挤的女学生才能够到吧台。
另外要知道，那可是20世纪20年代，人类刚刚经历过空前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甚嚣尘上。
这个时期大量非裔、拉丁裔移民的涌入，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和风俗，慵懒的爵士乐和欢快的查尔斯顿舞在地下酒吧风行蔓延开来。
在美酒和音乐的加持下，地下酒吧的女人们有多么风情万种，通过好莱坞电影传遍了世界。
著名影星琼·克劳馥的成名作《我们跳舞的女儿们》其实是一部剧情平庸的电影，但雪白的大腿和摇曳的流苏足以让男人们心驰神摇。
在20年代百老汇风格的作品中，高脚杯叮叮当当，弹簧床吱吱呀呀，与丝袜、钟形帽和毛皮大衣包裹下的女人追求着自由恋爱，形成了一波美国梦的强力输出。
在此时尚氛围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染上饮酒的习惯，便意味着私酒的需求量大增，需要更加集中有组织的供应，只有真正的黑帮才能胜任这一角色。
于是阿尔·卡彭上线。一个混混，一个酒保，在禁酒时代通过非法手段贩酒，成了芝加哥的王，美国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
加拿大的威士忌首先通过底特律“紫色帮”的交通线进入美国境内，经多个犯罪团伙经营的合作分销网络运往芝加哥、底特律和西雅图。
到了卡彭的地盘后，私酒商熟门熟路地分发到数个大型经营场所，然后按照议定的比例交割，并负责处理大额黑钱。
1926年，卡彭聚敛了1亿美元的私人资产，全美私酒销售总额已高达36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的全年预算。
为了保住这条财路，卡彭等人不惜以重金收买警察、政客和法官，由此也使政府的腐败愈来愈深入骨髓。
政府越腐败，社会公平就越缺失，贫富差距拉大，更多的穷人铤而走险去抢劫、赌博、借高利贷，又变相增强了黑社会的控制力，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卡彭其貌不扬，被记者形容成“一只快要被撑破肚皮的阉鸡”，但他就喜欢抛头露面，大放厥词。
许多美国人相信，没有卡彭，他们就喝不上酒了。记者就卖酒问题采访卡彭时，他还大言不惭地表示，这是一种公共服务，你们不必感谢我。
他的同行竞争者们肯定是不感谢的，比如爱尔兰帮派的迪恩·奥班尼，当他在自家的花店被暗杀后，芝加哥开始了暗无天日的黑帮乱战。
汤普森冲锋枪的低鸣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一年内发生近百起谋杀案，超过300人死亡。
无数犯罪组织根植于禁酒令的肥沃土壤而疯长，其主要的黑帮大佬们趁着私酒浪潮成长为一代枭雄，而饮酒合法化后，他们又利用已经攒下的资源和人脉，发展起更加暴利的新产业，如赌场、旅馆业、贩卖毒品等。
到20年代中后期，大众舆论对禁酒令的风评也开始转向，除了黑社会问题，白道的作派也经常受到批判。
市民经常因为酒的问题被粗暴执法，《芝加哥论坛报》以不满的语气指出，莉莉安·德金女士只不过是在自家地下室放了几瓶酒，就惨遭枪杀；
而她的丈夫只是个做生意的小商贩，就因为沾上私酒，何至于“六名携带短管猎枪、手枪、机关枪、防弹背心和催泪弹的执法官”找上门来。
民愤日增，而真正带来转机的，是最实在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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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股市雪崩标志着经济危机的到来，无忧无虑的20年代也随之宣告结束。
地下酒吧里挤满了前路渺茫的失业者，甚至还包括酒吧老板本人，他们现在不用再担心被指控走私，新的罪名是涉嫌逃税。
1932年，联邦税收收入相比三年前下降了六成。
当政府连社会救济的钱都拿不出来时，恶贯满盈的卡彭却在感恩节为饥饿的芝加哥市民提供了5000份救济食物，所有人都备感哭笑不得。
从扩大税收来源、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禁酒令的废除也是势在必行。
此时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手里举起了两杆大旗，一杆是拯救经济，另一杆就是废除禁酒令。
罗斯福公开宣称，啤酒合法化后，联邦政府每年都能增加几亿美元的收入，这些收入会再度用之于民。
1933年春，在其毫无悬念地当选总统后，第十八修正案终于被废止，酿酒厂散发出啤酒花的香味，让在经济泥潭里苦苦挣扎的美国人，嗅到了希望的芬芳。
从1920年到1933年，禁酒令在美国被执行了近14年。它起源于一个美好的理想，企图创造一个没有酒精毒害的国家，实际上不但没有禁绝酒精，还催生了走私、犯罪和腐败。
这旷日持久的失败政策，被经济学教授艾布拉姆斯当作“父爱主义”的典型案例，排到了“美国历史上十大经济失误”的第一位。
什么叫“父爱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国家剥夺、干预部分个人自由，去执行一个看似可以提升人民整体福利的政策。
喝酒本是个人自由，不是犯罪，就算酗酒也只是一种恶习，只要不危害到他人（酒后驾驶或闹事），是不能用公权力去限制的。
禁酒令的错误就在于，它将饮酒上升为品德问题，并用道德标准提高了法律的底线，反而会破坏社会运转的根本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但凡涉及人性的行为，堵不如疏。越是禁止，人民群众越是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满足自己最为关切的需求。
规则如果过于苛刻，潜规则就一定会盛行。
笔者有幸去过一些名义上禁酒的中东国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有他们搞酒的路子。
富人自不必说，穷人一般会去边境线上的黑市，或是找相熟的掮客，可谓蛇有蛇道，鼠有鼠路。
就拿明确禁酒的卡塔尔世界杯来说，好整两口的球迷们也没有束手甘心，他们自发行动起来，在谷歌上创建了一张共享地图，上面标注了近200处合法售酒点，目前已被分享了上百万次。
权力管不了穿肠酒，法律挡不住荷尔蒙，美国禁酒失败的教训，如今依然有着多方的借鉴意义。
经常有人发出类似的质问——“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不禁烟？”“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应该清理这些精神鸦片！”
这些问题绝非“一禁了之”可以解决，都是应当综合考量的，考量其负面影响是否值得付出大量成本去干预，以及干预的效果和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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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碎瓦
主编：左页
图片来源：《极限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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