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10位校友亲历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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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的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70年前，远东军事法庭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和中国法官与国家民族荣辱与共的非凡气节让今日的人们不得不肃然起敬。

东京审判庭审现场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进行艰苦卓绝的审判，各国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人士上演了一场场法庭传奇，尤其是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才扭转了局面，以6票对5票的一票之差，用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民。在历时两年半的漫长过程中，法庭共开庭817次，创下了国际刑事审判的记录。审判中，中国法官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学识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

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的向哲浚

东京审判也记载了苏州大学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由于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中国赴远东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翻译等几乎都来自苏州大学前身东吴大学法学院，他们是：向哲浚（检察官）、倪征燠（首席顾问）、桂裕（检察官顾问）、鄂森（检察官顾问）、裘邵恒（首任检察官秘书）、高文彬（翻译、检察官秘书）、方福枢（法官秘书）、杨寿林（法官秘书）、刘继盛（翻译）、郑鲁达（翻译）等，东吴大学法学院也因此更加著名。

东吴大学法学院旧照

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并不在苏州，而是在上海。自1915年建院，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燠、小说家金庸等人。在20世纪初期，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学院之一。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向哲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

典型功绩：组建精干队伍、搜集确凿证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远东盟军总部在组建国际军事法庭过程中，要求中国政府派遣一位精通英语、有国际阅历和国际法知识的法官。中国政府决定选派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向哲浚出任此职。但向哲浚考虑到从事起诉惩治战争罪犯的法官工作更需要经验和阅历，故推荐了清华大学毕业的师弟梅汝璈出任法官，自己则担任检察官一职。

东京审判中的日本战犯

1946年1月东京法庭筹备组建时，与美国等国拥有庞大的检察官阵容相比，中国方面的成员只有向哲浚及其助手裘邵恒两个人。尤其令向哲浚感到压力大的是，他去东京时只带去了一份中国政府认定的11个人的战犯名单。

中国检察官手头没有证据，加上在极其恶劣的抗战环境中，很难从事证据收集工作，尤其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战犯销毁了各种证据。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是不证自明的，只需对其处罚就行了。然而，在国际法庭上，光宣布某人是“天下皆知”的战争元凶，因而判他死刑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

中国大法官梅汝璈（中）在东京审判席上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向哲浚往来穿梭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在他的感召下，倪征燠、高文彬、周锡卿、吴学义、罗集谊以及张培基、刘继盛、郑鲁达、刘子健等法学专家和热血青年都加入了中国检察组。在向哲浚的带领下，他们冒着酷暑，在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中，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寻找战犯们犯罪的蛛丝马迹，夜以继日地翻译、摘抄、整理资料证据。经过7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收集到了足够证明各战犯犯罪的确凿证据。比如，向哲浚等从日本外务省密件中找出当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向外务大臣“打小报告”的长电，电文中反对日本派驻中国的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将溥仪放入木箱劫持到塘沽的计划。这一份长电，对证明土肥原挟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的罪行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京审判现场

东京审判期间，向哲浚运用娴熟的法律和外交手段，将当时东京法庭的首席检察官、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季南请到了中国，陪同其对“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次调查不仅使季南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有了直接的感受，而且收集到了大量人证和物证，而这些证据对后来法庭审理上述两大事件以及相关战犯的定罪量刑起了巨大的作用。

向哲浚宣读对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进行起诉总结

向哲浚和美国检察官莫罗还先后出庭，指控以松井石根为首的日军使中国南京居民陷入极大的痛苦和暴力之中。松井石根却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是“兄弟之争”，他们在南京的军事行动是有组织有控制的。通过收集到的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量暴行证据，向哲浚将松井石根的“无罪抗辩”痛击至全线崩溃。

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写道：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是日本军队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罪恶行动。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军官，他既有义务、也有权力控制自己的军队和保护南京的不幸市民。由于他玩忽职守，他必须对南京大屠杀承担责任。

东京审判中的向哲浚

1948年12月22日深夜，松井石根和其他六名日本战犯相继被执行绞刑。

1948年底，艰苦卓绝的东京审判结束后，向哲浚回绝了国民党政府让其去台湾出任“最高法院首席检察长”的任命，回到祖国大陆，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东吴大学担任法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又先后在复旦大学法律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工作。

1987年8月31日逝世，终年96岁。

倪征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查官首席顾问

典型功绩：舌战板垣征四郎、巧揭土肥原贤二

倪征燠祖籍江苏吴江，出生在黎里镇，受父亲倪迪民和母亲张兰芬的影响，他从小熟读《史记》，还阅读过《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今古奇观》、《儒林外史》、《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等。他还特别喜欢看戏，跟着母亲听昆曲，特别是那些清官翻案戏，像《十五贯》，《玉堂春》，《杨乃武与小白菜》。看了觉得松了口气，心里特别舒服，在紧张刺激之后，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倪老以后选定从事司法，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青年倪征燠

1923年倪征燠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日子既艰辛忙碌又紧张刺激，东西方的法理传统和法律制度，在一代代中外大师的描述与分析中洋洋洒洒，铺展开来。但在快乐读书的背后是沉重的学习压力，一年级的40多个同学，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就只剩下了13人。年轻的倪征燠在东吴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1928年，倪征燠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30年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6年至1948年，倪征燠博士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正值英年，羽扇纶巾，是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中国主力法官之一。

东京审判中的倪征燠

就在东京大审判进行到半年的时候，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正逐渐陷入困境：原以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轻而易举，却没想到，由于中国方面准备得不够充分，提交的证据不足，而日本战犯又都配备了资深的美国辩护律师，对英美法诉讼程序了如指掌，他们看上去咄咄逼人，处处刁难中方，使审判受到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罪行指控不利，有可能让他们逃脱公理与正义的制裁。

中方已经错过了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审判，假如再错过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审判，那么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也许就会逃脱法律对他们的严惩。危机时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急忙回国搬兵，点名要倪征燠出任中国检察官的首席顾问。

中国检察官顾问赴华北收集日本战犯罪证

右四为倪征燠

1947年2月，倪征燠临危受命，离开上海前往东京。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法律，掌握了深厚的法学知识；后来赴英、美进行司法考察时，又详细观摩学习了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采集，对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扎实的积累，使倪征燠能在东京的审判席上一展身手。

对于中方来说，东京大审判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要拿出足够的证据，指控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破坏和平罪，也就是要能证明他们有参与策划准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行为；而且由于错过了第一阶段的审判，必须在被告答辩过程中，由检察官通过对被告所提证人进行直接的提问，见缝插针地提出有利于中国方面的问题，进而确定被告的罪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逻辑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无法对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进行认定，从而无法给他们定罪。而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拿出证据，谈何容易！

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受审

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开始个人辩护阶段。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课长爱泽成。爱泽成说，土肥原无其他秘密活动。倪征燠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成哑口无言。

另一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征燠立刻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

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倪征燠诘问日本战犯

日本陆军上将、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征燠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倪征燠没忘记土肥原。他问板垣：当年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的，是不是就是土肥原？板垣不得不点头。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倪征燠不辱使命，最终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晚年倪征燠

东京审判结束了，日本战犯们的命运尘埃落定。如释重负的倪征燠回到祖国却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国民政府邀倪征燠出任全国最高检察长，倪征燠拒绝了。混乱的时局中，以他的名望，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去台湾，可以去欧洲，可以去美国，但倪征燠哪里也没去，他选择回自己母校教书。

倪征燠应邀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如今的苏州大学校史馆，还陈列了他当年毕业时的成绩单。

倪征燠与打字机

在倪征燠的家里，有一部老旧的打字机，这是一个伴随着他走过60年风云岁月的忠诚伙伴。这部打字机记录了许多重大事件，起草了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新中国领海权宽度的法律文件和声明、世界上第一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倪征燠是部分法律文件起草和定稿小组的五位成员之一，这部公约直到今天仍是联合国范围内所制定的所有国际公约中，中文文本里在文字上表达最为精确的；同样是用这部打字机，倪征燠撰写了《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这部专著，这部书已经成为国际法领域内的经典著作。

昆曲是倪征燠一生中最大的爱好，年轻时昆曲老师送的手抄本昆曲曲谱他保留了70年。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司法界，也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昆曲。爱听昆曲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在他咿呀学语的时候，昆曲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倪征燠先生赠书展

倪征燠一生光明磊落，对自己的许多善举从来不提。晚年他给学校、法学科研单位、昆曲研习社等陆续捐了许多钱，却多次婉言谢绝了宣传。

晚年的倪老在1984年，由中国政府推荐，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投票选举，倪征燠教授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由此步入世界司法的最为神圣的殿堂，连续三届成为12位国际法院大法官之一。斯坦福大学也没有忘记他的学生倪征燠，在倪征燠毕业69年后，2000年，美国斯坦大学法学院宣布，设立以中国著名法学家倪征燠的名字命名的“倪征燠国际和中国法律奖”。

2003年，倪征燠逝世于北京。

裘劭恒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首任秘书

典型功绩：说服末代皇帝出庭作证

裘劭恒于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东吴大学法学学士的头衔。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组建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任秘书，他肩负着搜寻证据的任务。在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劭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但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又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让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工作困难重重。但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

溥仪（左）与裘劭恒（右）

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而这名关键人物是被裘劭恒说服出庭的。

溥仪头一次看见裘劭恒时，见他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裘劭恒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裘劭恒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他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

溥仪在东京审判庭审现场

在日工作半年之后，首任检察官秘书裘劭恒返回上海从事律师工作。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裘劭恒担任特别法庭顾问。他以娴熟的法律知识查阅了大量国际案例，提供法律保证，使审判林彪、四人帮的工作做到有理有节，赢得外界赞许。80年代初，中国民航一架飞机被劫持到南朝鲜，裘劭恒受有关方面邀请，从国际法角度用英文撰写了《严厉惩罚劫持中国民航客机的罪犯》一稿，由新华社向世界全文播发，义正严辞地谴责这是国际犯罪，劫机犯理应受到中国法律制裁。

高文彬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翻译、检察官秘书

典型功绩：揪出逃于民间的杀人狂魔

1945年7月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

1946年5月到1948年7月,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和检察官秘书。

根据国际法庭宪章，1946年2月，法官团组成，澳大利亚人卫勃成为首席大法官。美国人约瑟夫·季南担任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中国方面由梅汝璈出任法官，由向哲浚、倪征燠带领检察官工作小组参与诉讼。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审判，审判形势非常复杂，大量的文件和证据材料需要整理翻译，但检察官小组人手却极为缺乏。这年5月，向哲浚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招募翻译和助理人员。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上海青年高文彬在老师的引荐下，成为翻译和检察官秘书，亲身经历了这场历史性的审判。

《日日新闻》的有关报道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分别在南京、广州、台湾等地组建了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1946年下半年的一天，已经担任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早年的报道：在《日日新闻》正面的角上，有一块报道的是两个日本兵进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5，一个杀了106。这两个人，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高文彬就把这张带着照片的报纸，附上信，通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的飞机，送到南京军事法庭。

战犯向井敏明（左）、野田毅（中）在中国军事法庭受审

中国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接到这个来自东京的举报后，立即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请求，通缉这两名战争罪犯。1947年8月20日和9月2日，已经在家乡做起小买卖的野田毅、向井敏明分别被驻日盟军的国际宪兵逮捕归案。另一个当年在南京砍杀300多个无辜中国人的日本军官田中军吉也于1947年5月18日被盟军抓获并押送到中国。

1947年12月18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田中军吉与向井敏明、野田毅合并审判。三人被判处死刑。

1948年1月28日12时，三人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晚年高文彬

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他，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

前排左二为倪征燠，左三为向哲浚

参与过东京审判的所有中国人，他们的分工虽各有不同，但都秉承着这样的态度：历史不容篡改，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

苏州大学新媒体中心

文字：梓晓

图片整理：潘泽宇

责编：潘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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