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大人，这封院士来信，请记得签收！
新学期已过半
检验学习成果的时候到了
大家一起晒晒各自的笔记吧
（文末有投稿抽奖活动）
首先一起来看看
下面几张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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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我校潘君骅院士求学时的笔记
字迹工整、行文流畅、条理清楚
页面整洁、书写美观
如印刷一般
是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开学之初
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将这些笔记
以及潘院士对爱国的理解
整理展示在新生伴手礼
“追光”笔记本中
鼓励新一代苏大人
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奋力追光
左右滑动查看笔记本
前不久
潘君骅院士也以书信的形式
和广大师生分享了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
勉励大家“青春宝贵，切莫虚度”
一起来看
聚焦星空，脚踏实地
潘君骅
潘君骅，我国著名应用光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获国际永久性小行星命名。
爱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THE MEANING OF LIFE
同学们，你们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新学期初以书信的方式和你们聊一聊我的求学、工作经历。
回忆起我的少年时期，整个求学之旅都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我一共读过4所小学，3所初中，4所高中。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刚读完小学二年级，我们全家住在浙江嘉兴，父亲为了躲避日军侵袭，带着全家往浙江莫干山里躲。在山里我读完了三年级；1938年秋，嘉兴已沦陷，眼看抗战短期内不会结束，长期躲在山上影响上学，我的父母决定搬到上海法租界，这期间我读了四五六年级和初一。相较之下，上海的消费很高，因而那时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于是读完初一，我们又搬去了浙江一个很小的村庄——安吉，在安吉武康县中我读完了初中。
全家逃难至莫干山
（1937年7月浙江莫干山竹林，前排最小者为潘君骅）
安吉没有高中，后来打听到在离家一二百里路的孝丰县有人开办了一个高中班，于是当时十三四岁的我和大我两岁的哥哥一起走了三天两夜去高中报到。高中生活很艰苦，头半年里我们只吃过两三次肉，睡的也是上下层通铺；上完高一上学期，因为动荡，学校又停办了，我只能无奈失学在家。抗战胜利后，1945年的秋天，我们回到嘉兴，之后较为安稳地在嘉兴中学度过了高中。
1946年逃难结束后家庭团聚合影
（全家在嘉兴望吴小筑家中大合影，后排左一为潘君骅）
1948年高考，我的目标是上海交通大学，然而遇到滑铁卢，我反思觉得确实是自己大意了，没有认真复习。之后我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复读了半年。当时，南洋模范中学的地下党力量很强大，不过，那时我一心读书并不知情。坐在我邻座的同学就是地下党，他还介绍我参加“新青联”，并借给我看《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的单印本。当时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功课是非常好的，后来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到九院搞原子弹。这给我树立了一个很高的形象，让我感觉到共产党员的要求是非常之高。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由于上海到嘉兴沪杭线上的铁路桥梁被国民党军撤退时全炸毁了，我回嘉兴时，铁路桥梁还没有修好，遇到河只能下火车、坐小船过河，上岸后换上另一列停在对岸的火车继续走。去上海参加高考是7月1日，事前，政府发通知说定在7月1日之前修好沪杭铁路上的桥梁，果真那天就通车了。尽管桥是用枕木架设的临时桥，但我心里觉得共产党说到做到，真了不起。
2004年潘君骅参加南模同学聚会合影
（右二为潘君骅）
1949年夏我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进入大学，我的求知欲日渐高涨，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学。当时我读的是机械系，机械系的课程不是那么吃力，而我又对天文和天文仪器充满兴趣，所以我加入了物理系的一个学生社团——天文学习会。在加入学习会后，我认真听报告、做笔记、翻阅文章，甚至因为高中物理课讲到过伽利略望远镜的原理，于是从家里拿了父亲的老花眼镜和二哥的近视眼镜，自己凑出来了一个低倍伽利略望远镜，这样看星星就很有用处了。与此同时，当时华罗庚先生刚回国，他在数学系开了一门数论的课，我也完全出于好奇去听了一个学期，还认真做了笔记。还有物理系的一位老先生讲的光学课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正好和主课没有冲突，我也去非常认真地听了。这两门课的学习都让我收获非常大。当然，举这几个例子是想说明，到了大学以后兴趣是最重要的老师，因为喜爱，所以去不断钻研，才能始终保持对知识的渴求。
清华大学读书时潘君骅与同学在图书馆前
（1950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前，中间为潘君骅）
大学还有一件令我特别难忘的事，那时候正值刚解放，清华附近也有很多空地，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学校便组织学生种地。可能因为班上同学听闻过我抗战时失学在家上山砍柴、开荒种地的一些“事迹”，因而分派我为劳动委员。为了收集肥料，我们必须下到宿舍明斋下面的化粪池里掏粪，大家都是咬牙去干这些脏活累活，作为劳动委员，我自然要带头下去。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同学们在思想上非常明确：将来一定要为人民服务，因为是劳动人民养活了大学生。
潘君骅清华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了长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工作，也就是现在的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工作期间，单位派我去苏联学习是一件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事情。出了国门，一举一动都是代表国家的，当时我想着就是刻苦学习，不能给国家丢脸。所以在国外留学期间，我把握住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努力做到了以下几点：第一，认真学好研究生课程，这几门课程我都是满分通过的。第二，认真完成导师任务，其中老师叫我去磨一个160mm的抛物面镜，那我也是认认真真去做的，且验收的时候一次通过，效果非常好。第三，深入思考研究课题。我对老师给我的课题做了这些考虑：课题中方法的缺点是什么，这个缺点为什么会有，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有一次，导师讲述他新近推导的一个公式，我抱着学习的心态也推导了一遍，结果发现有一点小错误并对公式做了修正，并实事求是地告诉了导师。正好，导师自己在用这个公式时也发现总不能一次到位，他就用我修改的公式非常顺利地一次解决问题。他对其他研究生们说，“你们只知道听，听过就算了，应该像潘这样……”。我也弄得不好意思了。四年后，我完成了以《望远镜的副镜及其面形检验的光学方案》为题的毕业论文，并得到了导师的高度认可。他在毕业鉴定评语里写道：“潘君骅毕业论文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新的、更适合于制造望远镜副镜的工艺方法。它将被我们用于制造大望远镜，特别是口径为6米的望远镜的制造上。”他说，“带这样的研究生使我感到愉快和满足”。这些话语，让当时的我备受感动和鼓舞，也坚定了我选择天文光学科研道路的决心。
1960年潘君骅与导师马克苏托夫合影
（左为马克苏托夫，右为潘君骅）
回国以后的工作阶段，我想着一定要把学到的东西用在工作上，要报效国家。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时，我专注于学习和实践，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大量的研究工作要靠实践，靠实践中的累积，在无数次实验失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预期目标。尤其是要想制作比较精密的光学仪器，光学检测方法很重要。当时由于缺乏相关仪器设备，需要我们自己做。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常常自己想办法设计仪器，很多光学检测系统都是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也让光学检测成为了我的强项。后来“文革”以后我参加了国家216工程，并担任该项目的技术总体组组长。受当时研究条件限制，工程项目开展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难办的事件，大到厂内安装调试望远镜的场地和实施问题，小到副镜调焦试验时，电机反常转动，造成部件损坏等等，尤其是国内装调2.16米这么大的望远镜还是第一次，工作确实非常不容易。最终，通过我们的努力，1989年11月，2.16米天文望远镜在北京顺利落成；特别让我自豪与欣慰的是，这台望远镜至今仍排满了观测任务，它天天都对准着浩瀚的星空。
1988年2.16米望远镜调试完出厂前合影
（前排左四为潘君骅）
我在长春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谈得来的同事，有一次闲谈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很有理论深度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要爱国？我当时没办法回答，我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都很难，后来我慢慢想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我的答案就是爱国是不需要理由的。
2019年潘君骅院士指导研究生
同学们，进入大学，是人生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要好好珍惜。借此机会我也给同学们五点建议：
一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的机会，提高业余爱好的品位；
二是逐渐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方向，加强自我培养；
三是平时装两到三个科学问题在脑中，有零碎时间就可以思考，有时想通问题不一定在图书馆、教室里；
四是交几个谈得来的好友，可以切磋问题，互相启发；
五是争取做到主要课程自己先预习。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青春宝贵，切莫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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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编辑：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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