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 | 红军官兵日记里的“长征私语”
撰文 | 游海华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不少红军干部和战士持之以恒撰写长征日记。如红1军团萧锋的《长征日记》、童小鹏的《军中日记》、《彭绍辉日记》、《赖传珠日记》，红5军团的《陈伯钧日记》，红9军团赵镕的《长征日记》和林伟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等。
这些来自红一方面军不同部队的日记，对于丰富我们关于长征的理解，乃至重新认识长征，都是不可或缺的。
研读日记，不难发现，从长征开始，到11月底湘江战役发动前，受多种因素影响，红军就不断减员。
红1军团第15师师长彭绍辉10月22日记载，“今日夜间行动较疲劳，掉队者相当多”；11月11日延寿圩战斗中，“我师伤亡及失联络者颇多，伤兵无法抬走”。
红5军团第13师师长陈伯钧记载，长征开始后的前3天，全师掉队的计33人。陈伯钧当时就认识到，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防止措施。但是，成效似乎不大。在10月底的几天中，仅该师所辖的39团，又掉队三四十人。红9军团供给部长赵镕10月29日记述，“运输员越走离家越远，担心期满后回家困难，所以开始大量掉队了”。
红1军团1师3团总支书记萧锋11月14日记述，他所在的团从兴国出征时，有2724人，到宜章县城附近的白石渡镇时，只剩下1700人。减员幅度接近38%，这还不包括沿途扩红增加的红军人数。
与作战人员相比，运输队伍的减员幅度相对更为严重。赵镕11月6日记述，供给部第一队和第二队的运输员掉队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两个队来部队的时间早一些，苏区乡政府动员时说为期3个月，现期限已满，离家乡又越走越远，思想顾虑越来越大，且连日昼夜行军，体力上吃不消”。
8日又记述，“民伕掉队现已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发时，红9军团供给部共有1000多运输员，编为5个队；另有3000名短期民伕。结合赵镕的记述，不难想象运输队伍的减员幅度和规模。当时每天都是急行军，一旦掉队了就几乎跟不上来。
这些减员的红军，有打仗牺牲的，有被空袭死去的，有受伤后就地安置的，有生病后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死亡的，有掉队后赶不上部队最终流失的。因各种原因造成的红军减员，伴随着长征的始终。
好在有减员，也有增员。增员主要来自长征途中的“扩红”。从江西出发到湘江战役前，沿途扩红不少。
当上级向萧锋布置扩红300名的任务时，他于10月25日记述，“我们远离苏区，现在是牺牲一个少一个，损失一个就要设法补回一个”。萧锋的记述似乎表达了对不断减员和扩红任务的某种隐忧。近20天之后，他的这种隐忧完全被喜悦所代替。红3团在白石渡一带“扩红三百多”，其中许多是粤汉铁路的修路工人，部队一下子从1700人增加到2000多人，胜利完成了扩红任务。
彭绍辉的第15师，11月14日也派人在白石渡的修路工人中进行大力动员，结果“两个钟头的时间，争取五六百名新兵，并组成一个补充营”；28日，在从文市到鲁塘圩的行军中，又扩红“百余人，大多数是修马路的工人”；第二天，在鲁塘圩，扩红20余人。
萧锋将顺利扩红的原因归结为，“群众热爱红军，愿意当红军，这是共产党的威信起作用”。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揭示了修路工人踊跃参军的深层原因：原来“老板、工头跑了，而失业饿饭的生活正在开始着”。正是“因失业与受革命影响”，才有大批的工人当红军。
进入黔滇川等省以后，红军继续吸纳着新鲜血液。赵镕记述，1935年1月，红9军团在贵州的余庆、湄潭等县，扩红4700多名；4月底5月初，在云南的宣威县，扩大红军1000余人，编成一个新兵营。萧锋则从长征开始，到1935年6月中旬翻越夹金山之前，连篇累牍地记述红3团扩红情况和人数，虽然每次扩红人数不多，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但累加起来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
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交替上演着减员与扩红的变奏曲。减员以突破前四道封锁线为最多，尤以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为多。红军就是一座铁打的营盘，历经艰苦革命的考验，除去伤亡难以为继的外，意志坚定的留下来，薄弱的淘汰出去，最后到达陕北的，都是军队的精华。
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红军带着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辎重进行大搬家式的行动，因而行军迟缓，是导致长征前期作战不利，尤其是湘江惨败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这是当时中央“左倾”领导者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错误的结果。根据日记记载，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
关于行军迟缓的原因，10月30日这天，赵镕一条短短的记述对此有较全面的阐述。赵镕记载，“前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辎重过多，行动不便，且有强大敌人前堵后追，几面夹击，一、三军团任务繁重，故常堵塞去路，我们走在后面的部队只好等待。”显然，他记述的原因有三个，一是辎重过多，二是敌人的围堵和夹击，三是红军大部队行军造成的堵塞。
途中因敌围追堵截、战斗频仍，或被迫绕道而影响行军的情况，无可避免。此外，敌人的快速应对、新型战术、优势兵力和武器，不仅迟滞了红军的行军速度，而且给红军以致命威胁。如“交通清匪”政策，各省遍修了公路、铁路；普遍建立保甲、保卫团和碉堡；数倍于红军的敌军围追堵截，飞机、大炮、装甲车在战场上大量使用，机枪在连排普遍配置，等等。这些既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长征前期行军迟缓、作战频频失利不应忽视的因素。
第三个原因，其他日记提供了许多佐证。陈伯钧10月25日记述：“是日与军团会合行军。因后方机关过多，所以更显得迟缓与混乱”；27日，“因部队过多，行进较迟”；31日，“本来很早就可到达目的地，但途中一节石壁十分崎岖，加之军团后方部队又从中插来”，以至于该师37团于次日7时左右才到目的地。
红9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测绘员林伟10月31日记述，“前面大军麇集，走不出去”，部队只好原地休息待命,直到下午7时重新出发。彭绍辉11月12日记述：“行进至百丈岭时，遇红5军团，两支部队不分你我，肩并肩地走，……拥挤，混乱，深夜才到文明司”。
事实上，从10月中旬长征开始，到11月中旬为止，在近一个月的时间中，红军都是在赣粤湘边界的南岭山脉中曲折穿行。山路不仅狭窄，而且上上下下、崎岖不平，加上雨天泥泞、路滑，近十万大军一起出动所造成的拥堵，从而影响行军速度的情况，自然不应忽视。
行军迟缓，还有其他原因。如战时因敌情未明，决策耽搁时间，如等待掉队人员等，均不可避免。林伟11月17日记述，“至今为止因前面敌情还未搞清楚，同时我军昨天行军掉队很多人，部队十分疲惫，军团就决定在此休息片刻，等待军委命令”，到“下午三时又奉命西进”。以上情况也不应忽视。
由此可见，行动迟缓、为敌所乘，是多个原因叠加导致的结果，而非仅仅“辎重过多”一个原因使然。
校对 | 王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