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UCC引路人 | 教师阮可参与两项参政议政成果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专注公共文化领域
发挥“高校智库”作用
一直以来，阮可在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利用专业优势，主笔和参与编制公共文化标准、规范、规划、政策40余项，为各级政府和部门文化事业政策研究和制度设计发挥了“高校智库”作用。2016年他被评为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人。
近年，他参与各层面的文化政策制定，积极建言献策，多次获参政议政成果奖，被公共文化业内称为“接地气”的研究者。《建立运河文化廊道的建议》《推进和完善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四点建议》等成果获得省领导批示；《加快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推动我省文化消费能级提升的建议》被采用为省十二届政协二次会议第4号提案，并用在大会发言；《关于加快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立法进程的提案》等成果转化为全国两会的提案。
他认为，深入基层、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是高校教师服务社会的基本逻辑，在“象牙塔”里很难认知纷繁复杂、生动活泼的真实社会，因此需要“走出去”“走下去”。阮可以“购买服务”这项公共政策为例子，“它的顶层设计初衷很好，但在基层却很难落地，原因在于缺少地方财政‘真金白银’的支持。”他分析道，“西部地区由于财政收入和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原因，‘购买服务’操作难是由于政策链在末端就形不成闭环，在地市、省级发现不了，到了县、乡镇层面问题就突显了。”
阮可（左五）调研云南昭通市（国家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阮可在教学之余多次赴东、中、西部地区调研。他曾经到过国家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云南昭通市，那里的文化工作者徒步2个多小时送书到偏远乡村的“背篼图书馆”，他被深深地震撼了。2014年，他参与发起浙江省第一家乡村图书馆众筹工作，在桐庐狄浦村建成了一家乡村图书馆，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
这些经历让他深深体会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论断，也让他对公共文化的观察和思考融入日常，积淀成生命底色，转化为社会服务和学术研究的动力。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陈立旭教授在阮可专著《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研究》序言中写到：“阮可老师的学术风格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更关注基层一线的‘痛点’问题，‘用脚步丈量田野’，推动立法、完善政策、指导实践。”
工作实践反哺教学
推动“政产学研一体化”
当前我国文化事业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阮可认为，他有幸被这时代洪流所挟裹，成为一名见证者、参与者、实践者。在省厅挂职工作的经历为他的教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资源，他又把这平台和资源导入教学。
课堂上没有空泛的理论和刻板的说教，而是更多的前沿观点、实践案例和现场教学活动。阮可主讲的《公共文化与实务》课程被列为校级校企共建课程。他将当下鲜活的工作案例引进教学活动，利用渠道安排同学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调研和现场教学活动。他负责了拱墅区文广旅体局与传媒学院共建“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基地）”工作，2018年6月基地在拱墅区文化馆挂牌，拱墅区还提供了一间独立办公用房供学生仿真实践教学所用。
阮可（左一）赴拱墅区文广新局（两馆）开展实践教学
阮可注重以问题为导向，推动“政产学研一体化”工作，让更多教学活动能进入真实场景，让学生学有所悟、学有所获。他坦言：“研究与教学活动是互相促进的。教学活动要与社会接轨，这样学生毕业后才能零距离上岗。”他通过承办和联办论坛，一方面全面提升学生对大型活动的策划、设计与执行能力，另一方面为更好引入社会资源创建机会。每当同学找他辅导大学生科研项目，他都耐心细致地给同学的申报书和项目实施给予具体指导。他主持的“公共文化服务与制度设计产学研平台”被列入校级第三批产学研平台建设项目立项。
阮可带队参观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阮可老师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但对导师组同学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在他的课堂上，不仅可以学到实操性的学习方法，还会有很多实践机会和通道，获得社会经验。”中文1701韩林同学如是说。
教师名片
阮可，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化和产业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曾挂职浙江省人力社保厅专业技术管理处副处长、浙江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副处长，杭州十大书香人家。他是第三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中国文化馆协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拱墅区政府运河文化智库成员、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文化智库成员，浙江省“151”第三层次人才，杭州市“131”第二层次人才，浙江省社科普及周先进个人。他曾获浙江省高校首届教坛新秀，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第四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文字 / 章杭
今日编辑 / 李嘉慧
责任编辑 / 李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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