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教育的职责是“树人”
15岁考上大学，29岁晋升副教授，34岁晋升教授，46岁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现任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是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是民盟中央委员、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院长兼任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
学者、教育家、校长、政协委员……罗卫东老师，拥有多重身份，也有着丰厚的履历。但当你走进他的每一个角色，翻开他履历中的每一页，细细品来，都离不开教育二字。
罗卫东老师把教育两个字深深刻在心里，扛在肩上。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可用之才，教育学生成人成才，是他为之奋斗终身的使命。新时代，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的采访时，罗卫东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强调了对新时代人才要求的三个关键词。
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罗卫东持续关注大学教育，关注应用型大学的建设。近日，共青团中央主管、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的国家大型人物综合类期刊《中华儿女》围绕罗卫东老师的教育理念，讲述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在学海、学术上的探索之路，作为一位教育家在教学、育人路上的深潜之行，作为一位政协委员参政履职，建言资政的初心之旅。
今天，让我们通过这篇文章，一起走进罗卫东老师的漫漫教育长征路……
罗卫东：教育的职责是“树人”
今年春节，罗卫东是回老家过的。他的老家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一个偏远小山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流湘村，也是千岛湖的源头，四面环山，颇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境。回家乡过年的几天里，他拜访年少时的恩师，砍了三天柴，修缮了老屋，重走了当年外出求学时走过的山路。
那条山路荒废已久，荆棘丛生，罗卫东背着一把柴刀，一边走一边挥刀，披荆斩棘，在荒芜的山路中攀至山顶，一路上他思绪万千，脑海中不断回放着当年上大学离开山村时的场景——
那天凌晨，天光未见，几乎全村的乡亲都举着火把在后面送我。我被簇拥着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翻山越岭。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走到山顶，转过身子，俯瞰村子时，眼里所看到的那惊人一幕：蜿蜒的山路上，之字形的火把长龙在缓慢移动……
罗卫东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78年10月13日，15岁的他离开家乡前往杭州大学报道——他是流湘村第一个大学生——全村人几乎集体出动，在未亮的天光里，举着火把为他送行。此后经年，不论做什么工作、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只要想到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他就心生无穷力量和温柔。
这位15岁考上大学的少年，29岁晋升副教授，34岁晋升教授，46岁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现任浙大城市学院校长，是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也是民盟中央委员、浙江省委员会副主委，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院长兼任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繁多的社会职务、忙碌的行政工作，并未影响他在学术、育人上的探索与深潜。他是校长，是学者，同时也是极具人文情怀的教育家。
学海逆游 从经济学研究转向哲学研究
1982年，罗卫东从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毕业，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不到二十岁的他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教师职业可谓家族传承，罗卫东的父亲在解放前就是一名教书先生，翻开家谱，再往前追溯至六代，代代都是教书人。
1963年出生的罗卫东，两岁多就开始认字，学习成绩一路优异，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正在上高二的他被学校选拔进入考场练兵。1978年正式参加高考，杭州大学政治系录取了他。“我的第一志愿是文学系，可惜因为语文成绩不如政治，就被政治系录取了。”罗卫东回忆道，“那一年，浙江省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路》，15岁的我对人生道路还没有那么多的思考，作文自然拿不到高分。”
恢复高考是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起点。77、78级考生也成为时代转折的重要符号，更是不可复制的一代。这两级学生的年龄跨度非常大。1966年至1978年的13届高中生，都有可能汇聚在同一个教室，成为四年同窗，罗卫东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个头也没长起来，走到校园，常常会被人误解是小孩，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比他大21岁，罗卫东和他关系很好，经常一起出出进进，以至于总被人误会为父子关系。这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全国77、78级的缩影。罗卫东也在年龄、经历相差迥异的同学身上，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形态，无形中扩充了对生命多层次的理解。
在大学四年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学校风气活跃，在大山里长大的罗卫东大量阅读文史哲，小说、诗歌乃至美术史都有涉猎，《马恩全集》《列宁全集》《资本论》等经典作品也都开始深入阅读。同样，这也是那一代大学生的缩影。人们如饥似渴，仿佛要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也因此，“82届”走出了很多社会栋梁之才，时代曾经耽误过他们，时代也给了他们机遇和青睐，他们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回报这份机遇和青睐。
这份情怀在罗卫东身上如此明显，一如他所言，“整个社会发展是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我们有时可以做一个搭社会便车的人，但是不能总搭车，要想着去做一些什么。”他还说，“要行动，不要躺平。”从他给历年新生的开学典礼和毕业致辞中都能感受到他一颗热气腾腾的心，他寄语年轻人要立鸿鹄志，涵育家国情怀。他认为大学要培养的是有使命感的“人”，是克己奉公、为国尽忠的人。
创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几度易名几度停办，1928年演变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竺可桢就任大学校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一路西迁的艰辛困苦之中，学术成就斐然，国立浙江大学也因此有了“东方剑桥”的美誉。解放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几个院校整合，浙大被拆分，其中留在杭州部分的师范学院、文学院、理学院与之江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等组建成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更名杭州大学。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杭州大学于1998年与浙江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并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
从杭大到浙大，求是精神始终是不变的内核。从初入大学的懵懂少年到留校当老师，再至行政岗位的历练，罗卫东始终谨记老校长竺可桢当年对国立浙大学子们的谆谆寄语：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而同时还要有健全的体格，肯吃苦耐劳，牺牲自己努力为公的精神。
罗卫东就读的政治系，在他入学两年后分化为经济系和哲学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仿佛也暗合他的学术研究路线。上大三时，他迷上了学术研究，积累了数百张资料卡片和大量数据，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写了一篇万字学术论文并成功发表在《管理者》杂志上，拿到当时可资为巨款的18元稿费和散发着墨香的书，巨大的幸福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学术研究生活魅力和乐趣，这次来自外界的肯定也坚定了他未来孜孜不倦的学术道路，即便是三十岁之后行政工作越来越繁重，他也从未懈怠过学术研究。他先后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发表各类文章和课题报告百余篇；出版《比较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比较经济体制分析》《浙江现代化道路研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组织译校了《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人类的趋社会性》《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等多部学术著作；获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合作），获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合作）、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合作）、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合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独著）、三等奖两项（合作）……
而罗卫东最享受的还是当老师，直接和学生面对面传道受业解惑交流。走上行政岗位，自主时间不断被挤压，教授的课程在慢慢减少，但他始终不愿意放弃与本科生直接交流的机会。担任浙大城市学院校长后，他依然每学年给本科生开课。自从1982年留校担任教师到2022年，除了其间短暂的一年左右出国合作研究，他几乎不间断地教了40年本科课程。
这两年他主讲的课程集中到了两门：《发展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安排后，就仿佛与学生之间签订了契约，不能随意更改。因为他白天日程太忙，他就把课程安排到了晚上或是周末。想做的事情不论怎样困难，一定是能够做成的。偶尔他会根据需要讲一讲《经济学基本文献选读》和《经济学主要流派》。
罗卫东最初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经济理论、比较经济体制分析以及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在2000年前后转向思想史特别是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研究。在外人看来，从热门的经济学转向相对冷门的哲学思想研究，似乎是学海逆游，但他却在此间的转向中找到了更为深邃的精神共鸣与灵魂震颤。
他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探索，原初的动力来自于一些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对转型社会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关切是推动我深入到历史内部去考察的主要激励。现实生活与理论探索的深刻互动，成为我们这代人较为充实的精神世界得以形成的根源。”他曾经这样说。而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近代商业社会已成气候，道德情感沦丧的危机迫近的产业革命时代到来之后，他们一直面临着商业精神与道德情感之间的紧张冲突所带来的恐惧、焦虑，一直在寻求平衡两种力量的办法。这与当下人们所处的时代又有某种相似之处。罗卫东说，“当我们不满足于边沁、穆勒等人开创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浅薄，也难以对空灵卓绝的康德责任伦理和绝对命令产生内心的深刻认同之时，我们不妨关注一下亚当·斯密的这个道德哲学体系带给我们的启示。”
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研读并组织博士生读书会，边研读边重新翻译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因为日语水平的优势，他较为充分地运用世界上研究斯密最为先进的日本学者的成果。对斯密英文的原著、两个中文译本和2003年最新的日文译本进行对照，通过这样四个文本的彼此参照来对斯密想要表达的观点进行考订。
基于对亚当·斯密的研究，他写了一本专著《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在某种意义上看，《国富论》只是基于《道德情操论》的一个具体应用。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富论》，就必须了解《道德情操论》。而且，《道德情操论》的结构在我看来是亚当·斯密作品中最为严谨的。从同情共感开始，到正义和秩序，再讲到良心，最后讨论德性。一步步展开，层次是非常清楚的。”罗卫东说。
罗卫东始终坚信，回到经济思想的源头，会使我们对某些当代的问题看得更清楚。“如果，某一个人在翻了几页以后知道斯密原来还曾经思考过某些很让今天的经济学家感到陌生的问题，为此而有所惊奇或者有点进一步思考的意向，就已经很让我感动了。”
罗卫东（右二）与学生在一起
《情感 秩序 美德》一书获得了诸多研究亚当·斯密学者的肯定，也获得了教育部第五届高等学校可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来自外界的肯定固然让他开心，但对思想史上的人物、事件及其关系的纵深研究，也让他体验到了“知识考古”的巨大乐趣。
由亚当·斯密的研究，罗卫东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视野投向了更加广阔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开始组织学者译介哈奇逊、休谟、弗格森、里德、斯图尔特等代表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被译成中文。
求是文脉延绵下的浙大城市学院发展
浙大城市学院是一所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其前身为创建于1999年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2020年6月，杭州市人民政府与浙江大学签署合作协议，超常规支持浙大城市学院十年创百强跨越发展。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的罗卫东接受任命，成为浙大城市学院转公后的首任校长。从杭州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到杭大合并至浙江大学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肩挑，再至浙大城市学院成为一校之长，罗卫东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八十多年前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的谆谆教诲。
在与大学新生学子的分享中，他说：我请你们回想一下学校图书馆报到大厅正面墙上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需问一问，第一，来浙大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他更是多次分享竺可桢老校长在1936年9月的开学典礼中的讲话：“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用‘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学风一脉相传。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一点便不愿意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罗卫东说，竺校长的谆谆教诲，到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日渐有针对性。各位是浙大城市学院的学生，身上融入的是“求是”的文脉，务必谨记老校长多年前的教诲，才不愧为是浙大系的学子。
他同时以现在的浙大城市学院而自豪——城市学院成功转设公办大学，走上了争创百强高校的快车道；学校氛围昂扬，积极变革，成立全国首个独立运作的国土空间规划学院、全省首个国际文化旅游学院、全省唯一考古学系；转公办学次年就获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推进科教创新综合体改革成果显著，城市大脑研究院、中国幸福城市杭州研究中心等重量级科学研究平台在学校落地生根，省重点实验室实现零的突破……种种成就，每每念及此，喜悦与自豪溢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花落浙大城市学院的幸福城市研究院在短短两年间在制度创新、理论研究、学术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果，一大批著名科学家、知名学者全职加盟。
他不厌其烦地给学生们说，“大学的功能，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而不是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地过完一辈子。所谓成人、立人、树人，含义有很多解读，本质上就是让学生发现并造就真正的自己。”
他告诉大学生要在大学铸就人生坚实的底座，要做有眼界的人，有格局的人，有真本领的人，有行动力的人。他抓住一切机会给学生们说读书的重要性，要读书，还要读硬书。“硬书，就是你作为独立自主自强的人，必须准备的基础设施，是硬资产，是通用资产。硬书，一旦看懂了，吸收了，转化了，就会成为你思想进步的主引擎，人生旅途的指南针，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
罗卫东认为，大学的根本职责是树人，不能舍本逐末，“我们的大学，其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为世界培养具有高尚情怀和卓越能力的人才。”罗卫东说，“大学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拓展，从早期的养育人才，到后来的科学研究，再到社会服务，其办学内容和工作空间都在不断拓展，这是大学与时俱进的表现。但，大学之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培养高水平的学生，这是任何其他的机构所无法替代无法履行的职责。大学校长的职责就是为培养好学生创造一切应有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延揽名师、留住名师，为他们教书育人提供尽可能好的条件。”
古典情怀落地，政协委员建言献策
罗卫东是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相关政协提案，认真参与相关社会调查，积极参政履职，建言资政。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他围绕数字化改革助力“两个先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双减”与教育公平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参与界别小组讨论并撰写提案。截至2022年底，罗卫东共提交143篇社情民意信息，14篇被全国政协采用，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作为民盟成员，他结合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特点，积极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为老百姓发声。
今年是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罗卫东依然持续关注大学教育，关注应用型大学的建设。他注意到，中共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到了人才、教育和创新这三者的联动关系，“在历次党的报告中，这是第一次把三者放在一起加以论述。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国家的整体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强烈地依赖于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我们国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前景、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在教育和科技层面对人才的培养链、学科链、创新链进行耦合，从而使其能够真正地配合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罗卫东（右一）与同行交流
罗卫东说，“依赖政府投入单一资源和非市场化竞争环境下，大学办学体制机制活力不足，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特色不鲜明、学科壁垒条块分割问题长期存在。大学自身需要激发主动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内生变革动力。履行大学使命，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呼唤着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呼唤着大学构建更加开放多元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这也是他始终关注并深入思考的课题。
在大量的学术研究和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罗卫东还笔耕不辍，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读书笔记。他有一个微信公众号“来英书院”，分别取自父母名讳中的一个字，以兹纪念。罗卫东认为，永恒的生命意识来自于社会的历史性合作。他为自己一生为之努力的志业所付出的艰辛与劳作甘之如饴。他几乎没有休闲的时刻，一有空闲就啃大部头的书，他享受脑力激荡，头脑风暴的时刻。唯一的放松是每周固定打一次篮球，在球场上痛快淋漓地奔跑出汗，有了好身体才能继续做想做的事。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与使命，想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可用之才。
今年春节，他把自己的一万余册藏书从杭州的家里搬到了流湘村，还有三四万册，他说等空闲时再慢慢搬运。他计划在退休之后，在村里办一个乡村图书馆，方便村民们读书，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也可以在书馆读书聊天，“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否？”如此清明，如此惬意。
来源 / 《中华儿女》
责任编辑 / 孙亚飞
审核 / 徐婧
终审 / 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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