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山口守：巴金与爱玛•高德曼的1920年代

点击上方“巴金故居”可以订阅哦！

巴金在走上创作道路成为作家之前，或者说在那之后，便已开始通过各种形式接受克鲁泡特金等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其文学活动始终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支撑，同时其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也具有通过文学活动而得以坚持的侧面。在此，我想将焦点对准当时巴金最为倾倒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爱玛•高德曼，就由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诞生出作家巴金的过程中，是如何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而这与五四以降的1920年代国民革命又是如何相关连的，进行一番思考。

巴金与爱玛•高德曼的往来信件

爱玛•高德曼，她不仅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之一，而且巴金在成为作家之前，曾在南京和法国与她有过书信往来……他尚在四川成都时，在《〈实社〉自由录》上读到的爱玛•高德曼写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对此，他后来这样追忆道：“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E.G.，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你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巴金与爱玛•爱德曼之间的英文书信，日期可以确认的现在有4封收藏于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IISH），8封收藏于巴金故居。

这些英文信件包括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势力的夹缝中如何开拓革命的展望，以及对布尔什维克主导的俄国革命深感失望的爱玛•高德曼对中国革命和北伐持有何种见解等意味深长的内容。爱玛•高德曼致巴金的第一封信开头这样写道：“你的精彩来信以及抱朴同志的来信，我已于上周收到。……得知自己给了这么年轻的学生（你还在十五岁时就读了我的文章！）以重大影响，我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获得了很大的勇气。……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是所有理想中最最美好的理想之一。”

“抱朴”即秦抱朴，1925年秦抱朴在北京，应进京报考北京大学的巴金要求，将他介绍给爱玛•高德曼，从此巴金与爱玛•高德曼开始了通信。……二人的通信似乎在巴金结束法国留学的同时告终，其后，巴金回到中国，开始了其创作家的历程，直到后来发表将爱玛•高德曼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的《给E.G》，其间并没有与她相关的著述，反过来，在成为作家之后再写作致爱玛•高德曼的文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巴金而言，爱玛•高德曼是何等巨大的存在。

不过，在进行这些书信往来时，作家巴金尚未诞生，他是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与爱玛•高德曼通信的。在往来的书信中，两人满腔热情地议论的焦点，是无政府主义与民众运动，民族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批判。

爱玛•高德曼像

民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在此，为了验证就1920年代国民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应取的态度问题上，巴金与爱玛•高德曼之间有着何种一致与不一致，1927年5月26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信件翻译如下：

亲爱的同志，对我们的同志关于中国问题所采取的偏狭态度，无需失望。你在这一运动中还很年轻，所以你不知道在我们的队伍里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个集团。一个是将无政府主义视为脱了伟大的斗争和生活的重压、在小集团中展开的研究的人们。另一个是像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路易莎•米歇尔、玛拉泰斯塔、洛克尔等人那样的伟大、普遍的精神。希望无政府主义成为社会建设的要因之一，认为必须接近人民，成为人民斗争一部分的人们。……他们认为，参加民族主义或工会等大众运动的同志，常常会屈服于这一潮流，不能为无政府主义做任何贡献，迷失了目标。我不否认出现过这种情况。……

然而另一方面，脱离正在逐渐觉醒的中国人民的大众运动，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却是不能够做的，是完全矛盾的。老实说，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激情没有兴趣。……然而对于我来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意味着远高于民族主义的东西。……

巴金写于4月22日写给爱玛•高德曼的书信未经发现，不过，通过阅读爱玛•高德曼的回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测出其核心内容。那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北伐那样的所谓国民革命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这一问题。尤其是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前后“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动向，是远离故土、身在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苦恼的原因。其实巴金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与吴克刚、卫惠林在巴黎议论过这个问题，发表了《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表明了三人各不相同的立场。……

然而正当议论之际，爆发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国民革命本身土崩瓦解，《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争论前提崩溃了。时隔一年之后，巴金在《答诬我者书》中对当时三人的主张这样整理道：君毅赞成名义上加入国民党去做解放民众的工作（并不做国民党的工作），惠林极反对，他只主张加入中国革命运动去做宣传无政府主义。我呢我主张中国革命运动是民众的，而非国民党的，不过国民党是领袖著民众运动罢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加入一切民众运动中，把他引到无政府主义的路上，不应该站在旁边乱骂，让国民党去包办民众运动(这所谓国民党并包含著共产党在内)我又声明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我不赞成，我并主张在理论上反对国民党……

据1927年5月27日致巴金的爱玛•高德曼书信内容判断，恐怕巴金在4月22日的信中所写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针对四•一二政变之前的北伐及国民革命的态度问题，其后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一议论的前提及框架自身土崩瓦解了。在这种形势之下，针对爱玛•高德曼在信中所表述的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及中国革命的见解，巴金在四•一二政变之后表现出何种反应，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进行盘点。

巴金藏《实社自由录》书影

《实社自由录》中高德曼的文章

巴金对国民革命的态度

在接到1927年5月26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书信后，当时正寓居巴黎的巴金于1927年7月5日给客寓多伦多的爱玛•高德曼写了回信。……《1927年7月5日巴金致爱玛•高德曼书信》的要点，是在《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里巴金、吴克刚、卫惠林所讨论的如何在中国革命中确保无政府主义者的自主性，以及对革命的展望问题。

实在难以理解的是，曾经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中国同志，竟参加了国民党阵营。据有位同志自中国来信，一百个无政府主义者中，非国民党员者不足二人。

　……

蒋介石与民族主义者们同共产主义者以及以前在南京建立的民族主义政府形成了对立。现在，中国有着汉口、南京、北京三个政府，彼此相互敌对。……就人民而言，他们虽然正处于觉醒之中，却在接受“坏的布尔乔亚”的误导。这是十分遗憾的事。……

此封巴金书信的内容从头到尾，都在介绍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其焦点则牢牢对准了“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从权力斗争的观点来看，在国民党、共产党、军阀三足鼎立、你争我夺之中，……如何坚持无政府主义者的自主性自立性，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巴金在这封信中并未提及。……巴金立足于「现在中国同志中最切迫的问题便是组织问题了」的立场，阐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式的组织论，提出了另类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方法论。这一旨在追求不同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三种革命的姿态……然而在现实中，这第三种革命并不伴随以运动实体。

其实，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的，与其说是革命论本身，我觉得毋宁说是面对倘不言及第三种革命，追求无政府主义革命的预期在实态上便无法展开这一现实，巴金所痛切地感受到的焦躁。巴金对于中国第一代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在国共对立的图式中，出于反共立场而加入国民党阵营、手执大权耀武扬威，十分反感，同时又对曾经与自己有过交流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同吴稚晖李石曾合作、被吸纳入国民党政治中去，深感失望。

巴金在这封信中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任何政府与国家都不抱幻想、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构图中不同任何政党合作的原则立场，……这大概表明了巴金决不容忍“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

巴金藏《高德曼自传》书影

爱玛•高德曼对中央集权的批判

针对巴金在这一见解，爱玛•高德曼立即写了回信，更加大胆明确地展开了自己的一贯论点。

“对于有许多同志在国民党内活动，我并不感到吃惊。……历史正在重复。中国的确正在为诸多政府所苦。我认为任何势力都是独特的统治集团。这同世界其他地区正深受其苦的中央集权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可喜的。因为废除小政府，困难相对要小些。……尽管如此，一想到你和少数同志认为一切政府都是恶、都把人民的辛劳和自尊当作盘中鱼肉，心情便非常愉快。”（《1927年8月4日爱玛•高德曼致巴金书信》）

爱玛•高德曼在5月26 日的信中试图寻找出无政府主义者参预中国民众运动的价值。但是，巴金的信件提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看待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针对这一点，她揭示了苏维埃无政府主义者与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相似性。……爱玛•高德曼对于中国的民众运动应当是怀有某种期待的，然而巴金在信中这次却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资讯，他的关心集中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立性与权力问题。大约是针对这一点，她方才从苏维埃无政府主义者与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的相似说开去，论及历史正在重复。……

在这封信中最值得注目的特异之点，是针对中国存在着好几个政府、社会处于分裂状态，竟断言「中央集权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可喜的」这一大胆的意见。……于是乎在追究这一问题的背面，那一边批判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却又苦恼于无法在实体上拓展旨在解放民众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巴金形象便再度浮现出来。

巴金译高德曼《妇女解放的悲剧》等文

作家巴金的启程

在1927年8月4日的书信之后，爱玛•高德曼致巴金的书简一度中断。再次收到巴金来信并写回信，是在翌年1928年4月24 日，此时，巴金已经离开巴黎，搬到Chateau-Thierry继续求学。爱玛•高德曼于1928年顺道访问巴黎时，给巴金写了此信，然而尽管同在法国，两人却没有见面。

……

这封信与此前的书信的不同之处，在于围绕无政府主义的诸问题不成为议论的对象这一点。然而，纵令巴金在未经确认的书简中不曾言及这些问题，那也并不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关心减弱。例如，就在收到爱玛•高德曼的这封来信之前不久，巴金刚刚致信麦克斯•内特劳，联系自己正在着手翻译的克鲁泡特金著作，围绕着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性议论。不仅如此，其间，不同于以前的决定性转机也造访了巴金本人。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开始踏上了作为作家巴金的道路。

以上介绍的巴金与爱玛•高德曼之间以很短的间隔书来信往的1927年春夏两季，恰恰正是巴金深深参预萨柯•凡宰特事件的同一时期，并且与编辑、执笔写作旧金山华人无政府主义团体“平社”The Equality Society机关志《平等》，在时期上相重叠。在这一时期，巴金已经在开始写作1929年在中国国内发表的处女作《灭亡》。《灭亡》，以上海为舞台，描写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与革命，进而还描写了恐怖问题，是一部在当时中国引发重大冲击的小说。即便说，倘若没有作者巴金寓居法国的体验及与萨柯•凡宰特事件的邂逅就不会有这部小说，亦不为过。在这层意义上，在与爱玛•高德曼之间的往来书信中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主张与苦恼，不妨说正是为小说《灭亡》所作的准备。而在这一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对于中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前途的深刻绝望，及以1920年代国民革命为契机的思想分歧和挫折，恰恰便是中国摸索现代性的一条轨迹，就是在这条轨迹之上，巴金文学方才得以形成的。

……通过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产生出来的思想苦恼促进巴金走进文学道路，一面通过文学创作而形成的苦恼又提醒巴金有必要回到无政府主义思想思考自己的苦闷之深处所在的思想问题。无政府主义者Li Pei Kan和作家巴金不仅仅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侧面，而且是一个相互形成相互支持的个人表现的功能。巴金和高德曼之间的往来书简便告知我们此摇摆运动似的巴金思想和文学轨迹才是解读巴金文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