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杨扬：南移与北归——20世纪中国文学今古之变的历史图像
南移与北归——20世纪中国文学今古之变的历史图像
杨扬
20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古今之变、传统现代之变。这种巨大的历史变迁，从中国文学史的空间布局看，经历了南移与北归的坎坷历程。所谓南移，是指20世纪前50年，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中心的兴起，替代了中国文学的原有中心，改变了传统文学的迁徙路线，形成了新的文学格局和发展方向。所谓北归，是指20世纪后50年,随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在北京重新确立之后，文学中心也随之回归，形成了与20世纪中国文学前50年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些围绕上海、北京为中心所建构的20世纪中国文学，或许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今之争、传统现代之争，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近代以前中国文学的活动中心主要集中在北方。如果用一系列城市来象征的话，应该是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和明清时期的北京。南方尽管有六朝故都南京和南宋的临安（杭州）为代表，但基本上都呈败相。末代王朝苟延残喘，偏安于一隅，文学上的气象也近于游丝一般，孱弱而颓靡，经不起大风大浪。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用“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来描绘江左政权支撑之下的文坛气象。中国传统文学的中心区域大部分时间集中在黄河以北。与这种文学格局相应的,是历史上大量南方文人流入北方，北方豪迈雄健的文风屡屡扫荡南方文学的萎靡与颓废。那些文人士子须臾不离的“道”，其实代表着北方势力。至于南方文学，对北方文学形成挑战和全面辐射的事例，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主流。所以，近代文论史上尽管有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但他的眼里还是以北方文学为正统，中国文学的变迁路径是“由北趋南”，而到了南方，基本都成尾声和余绪了。
真正改变这种传统文学迁徙路线，并形成不同于千年文学之变化格局的南方文学中心，是从近代开始的。明确地说，是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文学地位和影响的确立开始的。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史中上海一地的文学根本没有地位。像晋代著名文人陆机虽诞生于华亭（今松江），但人们习惯于称其为云间诗人，从未有人将他与上海联结起来，更不会有人称其为海派诗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设立 ，但此后文学史上论及该地的文人作品，也没有见到上海作家或海派作家之称呼。这种文学史上约定俗成的规矩，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文学史上有关上海的记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空白。人们仿佛视而不见，或者不知道如何来概括上海一地的文学归属。当然，最主要的是人们的关注目光都集中在其他地方，那些地方有更为精彩的文学风景吸引人们。但从近代开始，情况有点不一样了。特别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人们的关注目光不能不投向上海，上海成为中国文学不能不谈论的文学地域。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史意义上讲，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文学中心的确立为标志的。随着这一文学中心的确立，不仅现代类型的文学替代了传统文学，而且，从此中国文学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千百年来的文学发展道路。这一年轻的现代文学类型与同样年轻的江南都市的成长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默契。当上海这座城市蓬勃发展时，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呈现出活跃与繁荣；当上海城市发展处于停滞和压抑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低迷状态。所以，上海一地的文学可以视作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晴雨表。要认识、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一地的文学是一个重要参照。
那么，为什么只有在考量中国现代文学时，上海才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呢？这与上海一地的文学属性有关，也与城市的文化性格有关。要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需要从城市类型分析入手。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分析过欧洲城市的性格和类型，他将有史以来的城市分为两类，一类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城市，一类是中古时期的意大利城市。前者是以政治统治为特征的权力活动中心，后者是以商贸为主的自由流通活动的枢纽。 对照韦伯的城市分类，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在近代的快速崛起是与商贸为主的自由流通城市相关的。上海从一个江南小镇，快速发展成为现代世界城市，其机运转折在于1843年的开埠。开埠使上海走向了与世界贸易对接的发展轨道。这条发展轨道,概括地说，就是摆脱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的由兴而衰的轮回模式，代之以一种开放的无限增长的、能够动用全球资源为之生产和消费服务的现代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无法提供的，史称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模式。美国学者伊·沃伦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描述了这一过程。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往往是从核心国不断向外推移，这种推移过程，有时是通过殖民国家，有时是通过谋求地区特权，逐步实现。1842年中英战争以中国签署《中英江宁条约》告终，外国资本通过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城市而谋得通商特权,由此向中国大举扩张资本。1843年上海开埠，上海的城市化进程由此拉开帷幕。
上海作为沿海城市，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迅速替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枢纽。 对外贸易不单单是商人之间买进卖出的经济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双向沟通的文化交流活动。随着对外商品贸易活动的开展和来往人员交流的深入，人们的时空概念和文化参照坐标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中国现代意义上思想启蒙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破除中华帝国中心论,代之以放眼全球的世界眼光。 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的对外贸易活动，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条中国通往现代世界的文化通道。上海在对外贸易中，城市规模得以激情扩张，不到一百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一跃而成为世界中心城市，这种城市化扩张的规模和速度，无形中向世人展示了现代社会的惊人力量。历史上中国传统城市再怎么辉煌繁荣，与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相比较，无论规模和速度都相形见绌。传统社会短时间内生产不出上海这样的超大规模城市，只有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这样的庞然大物才能被催生出来。构成上海现代城市水准的社会构架，是物质生产方面的现代化机器生产和制度创新方面的现代城市管理体系。从制度创新方面来看，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自治法案的提出，中国最早的现代市政基础设施的广泛建立，中国最早的现代学堂的普及和女学的兴办，中国最早的机器印刷和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所有这些与现代世界能够沟通交流的现代文明样式，在中国的土地上都是通过上海这一社会空间的成功实验后，走向全国的。如此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步从上海开始并繁荣于此，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
从文学方面讲，上海本地并不盛产作家，但很多流入上海、定居于此的文人墨客，却能够潜心创作,成名成家。究其原因，是上海的城市空间，有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能够接纳众多作家，并不断刺激他们进行文学创作。像近代史上的王韬，现代史上的沈从文，初来上海，还只是无名小卒，但经过数年生活，他们被打造成了海上文坛的风云人物。这种点石成金、脱胎换骨的神奇变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其他城市所难以获得的，就像1940年代上海作家张爱玲用“传奇”来形容上海的城市生活一样，在文学领域里，这种传奇故事屡见不鲜。我们追溯这种变化动力的社会来源时，会注意到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作家身份的独立具有标志性意义。传统的文学写作者常见的身份角色是官员、幕僚和私塾先生，文学写作是一种业余雅兴。传统文人大概从来也不会想到过可以靠自己的写作来维持个人的生计。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确实没有专业作家或职业文人这样的社会角色，那时支撑职业作家写作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稿费制度等，都还没有诞生。但在现代社会，文学变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写作者不仅可以靠写作来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而且还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而这种写作者社会身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最初尝试，是依赖于近代的上海城市空间实现的。那些19世纪中后期寄生于上海大小报馆的华人主笔,可以被视为最早的职业作家。像王韬、钱昕伯、蔡尔康、高太痴、韩邦庆等，初来上海，家无恒产，但通过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特别是报业和书局的编辑活动，不仅获得了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而且也以“海上闻人”的身份赢得社会的认可。文人与书报出版的结合，是上海早期文学的基本特色，这种现象早已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鲁迅先生用“近商”来概括海派的特点。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探讨晚清小说繁荣的原因时，列举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前此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亭子间作家”更是蔚为壮观，成为当时文坛的一道风景。这些从外地移居到上海的文化人，源源不断地充实着上海的文学队伍，像郁达夫、巴金、田汉、周扬、夏衍、丁玲、胡也频、冯雪峰、萧红、萧军、芦焚等，可以说都是从上海亭子间中出来的现代作家。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通过上海的书报杂志，成就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辉煌精彩的篇章。当时的北京也属文化中心，作家、学者人数不少，尤其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高等学府，在中国可以说绝无仅有。但与上海比较,总体上让人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台是在上海，而北京只不过是一座优哉游哉的文学后花园。鲁迅先生1929年5月23日从北平致许广平的信中,比较了南北这两座城市的生活氛围，认为“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 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这段话是较为真切地反映出这两座城市的文化性格。20世纪前半期，北京虽然是学府之城、文化故都，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源，但从城市的性质来说，民国时期的北平基本上是一座消费城市,人们在这里享受着故都的闲暇和安静，不像上海那样闹忙、烦躁。热闹非凡的上海，尽管让很多外来者产生种种不适应不习惯，但却是一座能够生产都市新文明的现代城市。陈西滢先生写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闲话》中，有一段“物质文明的上海”，他说：“有人说，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同时又有人说，上海没有文化。我们看来，上海的确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而且确有它特殊的文化。”“对于上海不但不恭维，而且常常表示不满意的，大都是一般自命为智识阶级中的人，就是有时被朋友们称许为学者、思想家，而吴稚晖先生叫作‘吃豆腐的’，也就是上海人口中的穷酸。他们说，除了前面所说的物质的供给，上海便什么都没有了。”“可是这样完全物质的解释只可以算是一般智识阶级轻视上海的部分的理由。他们不喜欢上海，根本恐怕是由于上海人的人生观，同他们太不一样。上海人对于人生一切，第一个标准是金钱，第二个标准是金钱，第三个标准还是金钱。”以文学出版为例，上海依靠的是商业运作模式，将新文学推向全国，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新文学辐射网。当时中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出版机构，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等，都依托上海，辐射全国。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像《申报》社、《新闻报》社和《时报》社等，也都凭借上海的优势地位，引领舆论新潮。所以，像胡适等一批京派文化人要办刊办报，印刷出版自己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总是上海的出版机构。如20年代的《新月》和30年代的《文学杂志》，尽管办刊的主力在北京，但印刷出版和发行却都在上海，并且要借助上海的势力，加以推广。仅此一项，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上海、北京之间文化生产力方面的落差。
上海亭子间
与作家职业身份独立相关的，是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这种新型的现代文学生产体制，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的书报出版业中流行开来的。郑逸梅先生在《稿酬之起始》一文中认为,“作家卖文以博润资，投稿定有酬金,最早起自于晚清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小说月报》杂志”。稿费制度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润资，它不是朋友之间的资助和当权者对文化人的庇护施舍，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关系的价值体现。它之所以首创于上海，是因为像申报馆、商务印书馆这一类大型报馆、印刷出版企业，其管理模式已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代之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陌生人”的管理模式。生产和销售双方，不认父子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而只认权益和利害关系。确定的准则和契约必须遵守，不因为你是熟人或亲友,就可以随意加码或变更修改规则。这一套六亲不认的“陌生人”式的管理模式，在商务印书馆等大型文化企业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进作用。正因为有这样一套稳定而一以贯之的稿费制度的存在，上海的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才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一位身无分文的外地文人来上海讨生活，只要有一技之长，只要他的作品有地方出版，他就有稿费收入,他的个人生活就会有保障。这种经验，在很多生活于20世纪前叶上海的作家身上，都有过深切的体会。夏衍在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记载，1927年他从日本来上海时，身无分文，但靠着给开明书局翻译书稿，获取稿费，过上了较为稳定的生活：“我自己规定每天一清早起来就译书，每天译二千字，译完之后，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别的工作。当时，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二千字，我就可以有每月一百二十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一群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相似的情况,在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回忆文章中,都有过记录。稿费制度给作家提供了一种可以安心创作的制度保证。在传统社会中，从来没有靠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这一职业，但在现代社会中，作家因为有稿费提供的经济保障，其社会分工也较为明确，作家的社会角色由此浮露水面。职业写作的出现，带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但通过史料的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直观感受到职业写作的巨大影响力。首先是作家自己的身份意识得到强化。对一些年轻人来说，选择自己的人生职业时，文学可以堂堂正正地成为一种职业追求。如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中，记录了1916年他清华学校毕业准备留美，考虑选择专业时，当时的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建议他选择文学作为专业。“周校长谓：宓无交际及活动之才能，不谙习实际事务与社会人情，决不宜为报馆访员（记者）。统观宓之才性，最适合于文学Literature。故派定宓学习‘文学’，即欲在杂志、期刊中，以言论指导社会。”社会对作家也持尊重的态度，写作这一职业可以与其他职业并驾齐驱，一点也不低人一等。如著名小说家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谈及民国初年他对《小说月报》的作者极其崇拜，认为都是大文豪，轮到有一天收到主编恽铁樵先生的复信，通知他准备录用稿件时，他感到狂喜，并自我鼓励，与同学分享这份荣耀与喜悦。 正因为有那么多年轻有为的文学青年加入文学的职业行列，全力以赴地投身文学创作，所以，新文学的水准从五四到20年代短短的十年间，就有很大的提高，文学的视野也获得解放，古今中外，无所不有。我们看到，20世纪前半期的作家作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不弱于任何以往的文学史阶段，至于与20世纪后50年相比，数量和质量更要胜出一筹。像已出版的《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沈从文全集》《胡适全集》《老舍全集》《郑振铎全集》《俞平伯全集》《丁玲全集》等，都保留了不少名篇佳作，而且创作数量都极为可观。对照1949年至1980年代为止的作家创作，数量上则远远不及前者，文学影响也不如前者。这种差异，从一个侧面看，与职业写作的去留状态关系密切。1949年前，作家几乎都是自由职业，他们直接面向市场，稿费成为维持生活必须的经济来源,。如果不坚持每天写一点，那就意味着个人生活将出现问题。1949年至1980年代，作家的身份从自由职业逐渐转变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仰仗国家给予的工资津贴来维持生计，稿费虽没有彻底废除，但不再是作家写作的主要经济来源。从这一时期一些作家的活动状况看，很大一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政府组织的政治学习、下基层体验生活上，而真正花在文学创作上的时间、精力却很少。即便是文学创作，也是有关部门作为工作任务分配给作家的，因此，写作不再是一种职业活动，也不再是作家自己要写想写，更多的时候是有关部门要求作家配合政治形势和宣传任务来写。当然，这不意味着这样的分工会使所有作家的所有写作全部处于失败状态，譬如老舍创作《茶馆》就带有接受任务性质而创作出来的。但从社会机制来看，写作与市场的分离，最终一定会在文学的生产方面显示出它的消极影响。这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不解,为什么写作与市场的结合，总体上比写作与市场分离要好？但事实就是如此。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看,在一个稿费制度社会影响力日渐消弭和淡化的时期，恰恰也正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低谷时期。上海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将稿费制度社会化、普及化，让文学写作成为一种体面的社会职业，让所有热爱文学写作的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创作才能，在广阔的社会空间发表、出版和销售自己的作品。这种制度创新，是中国传统文学世界中从未有过的，是上海作为中国新兴城市赋予中国现代文化生产以新的意义与职能的有力尝试。比较而言，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还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社会保障。
三
在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学的活动中心由北南移，上海替代了北京，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中心。从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新文学人士逐渐离开北京南下，包括鲁迅、林语堂等人，最终选择上海作为他们的居住地。这种南移活动所带来的南北文化发展格局的重组，在文化人心中曾引起过一些波澜。从文学领域看，最大的反应，是1930年代初围绕“ 京派”“海派”所展开的论争。“京派”文人首先发难。在《论“海派”》一文中，沈从文说：
“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人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人女士，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弟子，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以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略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沈从文的批评从表面上看是对盛行于当时上海文坛的商业化现象的不满，但联系到近代以来，包括左宗棠等对上海书局报馆的“不名誉文人”的憎恶心理,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些以“京派”自居的文人雅士文化心态中的某种失落。皇城文化的优越感让他们容不得另一个文学中心的出现。事实上,上海一地的作家、批评家很少主动出击，去批评、贬抑北京的作家，“海派”文学中所具有的那些商品文化的负面影响，不只是上海文学才有,其他地方的文学中也存在，但正统文化心理作怪，让一些人一提起“海派”,便想方设法丑化和妖魔化上海的文学。好像所有上海的文学创作都笼罩在金钱的影响中。这种偏见甚至连一些新文学人士也不能免俗。像周作人写的《上海气》等批评文章，过分夸大了“海派”文学的负面效应，而看不到整个“海派”文学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新气象新面貌。如果“海派”文学都是像那些批判者所说的沉浸在金钱的梦想之中,那么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时期又是从何而来呢？商业文化的浮夸现象的确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个负面效应，从反省现代文化的角度批判“海派”文学中的商业现象，有它的现实针对性。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文学中心，在推进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价值和积极作用。稿费制度在上海的全面推广，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方方面面。现代作家因为稿费制度的存在，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写作才能而成为职业作家。但也有一些书商和写作者利欲熏心，不择手段胡编乱造，这是现代文化体制的副产品。从现代文学史、文化史的发展情况看，上海在商业文化的氛围中是有所建树的。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大型出版企业的文学、文化出版物，不仅在当时赢得了社会好评，从今天来看，也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这些出版机构的确关注出版市场，但市场与文化本来也有密切的联系，势必也关注文化，没有这些出版企业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业绩。
为了加深对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类型和生产方式的了解，我们不妨对照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后50年情况，也就是通常文学研究者所说的当代文学阶段。从1949年起，随着北京政治地位的确立，文学、文化中心也随之北归。最具影响力的一批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沈从文、周扬、周作人等迁入北京；大量文化机构搬迁到北京，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从上海搬到北京。重要的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在北京创立。总之，文学生产和传播所需要的人员、机构、设备、报刊等，统统集中到了北京。撇开20世纪中国文学前后50年具体的评价不谈，就文学中心北归之后,文学体制方面的变化而言，应该说有两方面因素变得非常突出。一是作家的社会身份，二是稿费制度。1949年后,作家不再是职业文人，而是国家机关干部。稿费也不再是影响作家写作的主要动力，作家靠国家给予的工资维持生计。单单上述两条，是可成为对近代以来以上海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体制的根本颠覆。作家身份的改变以及作家靠国家的工资为生，这让很多作家免除了金钱的困扰和市场的影响，但同时,文学创作局面也呈现出一种变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中心北归之后，总体上当代文学的创作数量，再也没有达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时期的繁荣程度。究其原因，很多文学史研究者会认为1949年后国家文艺政策制定时出现偏差，政治直接干预作家写作，片面强调思想改造，制约了作家的写作积极性。但如果我们注意到作家社会身份转变以及稿费制度的淡出等变化，当代中国文学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现象以及新的文学史面貌的出现，自然应该在预料之中。从根本上说，当作家身份以及稿费制度这两个最重要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因素，在1949年后逐渐发生变化时，文学史的分野就逐渐呈现出来了，用“当代文学”或是用“新中国文学”，还是用“共和国文学”，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史由此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所以，以往文学史在讨论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时，常常喜欢纠缠在文学史的截断时间上。有的用五四作为时间段，区分出现代、传统；有的用语言作为标准，区分出白话、文言。还有一些是按照作品格式，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或者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与此前的文人创作对比，划分出传统与现代。至于现代与当代的划分，最通常的做法，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区分出前后两个时期，之前是现代文学，之后是当代文学。上述这些划分，按照我的理解，文学史面目是比较模糊的，有一种硬性截断文学史的人为痕迹，与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的实际进程之间，有比较大的距离。所以，归根结底，不是要去找一个凝固的时间点来截然分割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当代的文学，而是需要沿着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关注文学的历史基本面目，挖掘影响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那些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和分析。我对以往文学史命名中出现的传统-现代或者现代-当代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格局并不在意，我觉得应该在意的是在一个文学史时段中发生了哪些事情，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史现象，结合作家作品情况，再加以探讨影响文学史进程的重要因素。所以，南迁与北归，在我看来是理解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当代分野的一个切入口。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学迁徙路线，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些变化与一些个人的人为因素无关，而是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变动状况和变动形态有关。以往一些文学史研究比较关注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文学史的影响，这的确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演进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征，但我以为还有比上述特征更加稳定而持久的影响因素存在，这就是文学活动中心区域的变化。至于说南移的文学是传统还是现代，北归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现代还是当代，这些都显得比较次要，或者说是更具体层面的问题，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南移和北归之后，中国文学将会以不同以往的面目呈现出一系列的文学现象和问题，这样的变化也一定会引发文学史的各种命名和研究讨论。如果没有文学的南移与北归，很有可能，文学史的讨论话题将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从这一意义上看，南移与北归，不仅仅是文学史现象的呈现，也是引导我们探讨文学史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1949年7月，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新的人们的文艺》的报告，报告开篇的小标题就是“伟大的开始”，这“伟大的开始”在周扬的报告中，还只是书面文字的书写，但在随后的时间岁月中，却真正演变成一场浩大的文学改造运动。我们撇开文学运动的具体内容不谈，从文学话语的权力中心而言，几乎全都回归、集中到了北京。换句话说，此后文学中讨论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北归之下的格局中，中国文学走向了20世纪的后半程。
原载于《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
编辑：张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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