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山口守：巴金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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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上海

[日]山口守

一

　　魔都、冒险家的乐园、鸦片与娼妓横行的街市……从这些对革命前上海的形容中我们所获得的印象，无一是美好的。确实，在当时的上海，为其日夜与危险为邻、妖异诡奇的魅力所蛊惑的人们，在颓废与喧嘈中醉生梦死，一步一步地被诱入地狱的深渊。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都市，这一印象甚至跨洋越海传至欧洲，譬如一般的英文词典中大抵收有这么一个动词，叫做“shanghai”，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意义为“利用毒品、酒或者暴力绑架，拉到船上，胁迫其做水手”。自己国家的城市名字被用作这种解释，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自然是莫大的屈辱。但是，即使是排除欧美人对亚洲的偏见，依然无法否认在革命前的上海，的确存在着给人以这种印象的社会状况。

　　与此同时，当时上海又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会。被称为租界的外国侨民居住区占据了市区的大半，不妨说是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上海，在文化方面亦具备西方的展览橱窗的功能。文学家、记者、画家、音乐家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人访问上海，播撒西方文化的芬芳。当时的上海，与巴黎、伦敦、纽约直接相连，是领导时代潮流的都市。举一个身边的事例，爵士乐便很能说明它。20世纪20年代，风靡美国、欧洲的爵士乐大流行，迅速波及了上海，日本的许多爵士乐手也为了聆听最高水准的演奏，便专程越海赶赴上海。

老上海照片

　　魔都与国际都会，这两者似乎是大相径庭的印象。然而毋宁说，同时拥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形象，恰是上海这一都市的特征。这个城市每每同时存在着两相对立的东西。首先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中国与作为“现代”体现者的西方的对立。上海在中国的城市中，历史极为浅短。其城市建设的正式起步，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由英国强制与广州、厦门一同开港的。在此之前，上海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港埠。被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强行撬开的中国的大门——这就是站在出发点时的上海的形象。至今访问上海市，人们在穿过令人联想起欧洲式的、高楼林立的街道后，便可以看到南市以旧城隍庙为中心的、古色依旧的老式住宅群。西方式的现代与中国的传统，中国人称之为“洋”与“土”。不妨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每每便是围绕着这两者的冲突的连续。

　　上海还是存在着中国的封建与革命对立的城市。租界拥有治外法权，中国官方也不能直接过问，因此为了躲避镇压，许多左翼活动家与进步知识分子纷纷移居租界，把租界作为支持租界外活动的据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也是在上海的法国租界召开的（实际上会议第四天为了逃避租界当局的追查，改在嘉兴南湖举行）。此外，被誉为现代亚洲最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自1927年10月由广州移居上海后，便一直住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直至去世。可以说，上海是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一大据点。

　　另一个对立不妨说是善与恶、文化与野蛮的对立。中国现代工业最初的发达便形成于上海，上海的现代文化水平较其他地区要高，早在1850年便出现了英文杂志，1861年中文报纸得以创刊。上海的出版业在中国也是规模最大的，四马路（今福州路）上出版社比屋连甍，繁荣一时。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意义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直至1932年被日军轰炸破坏为止，也在闸北拥有巨大的办公楼与印刷厂。然而仿佛是在嘲笑这个文化都市发展似的，支配着上海黑暗面的红帮、青帮等黑社会组织也横行无阻。杀人、贩毒、拐卖人口……但凡人类所能想象的罪恶，无所不为。美国电影《英地·琼斯魔宫夺宝记》开头的场面所象征的、欧美人眼中上海猥杂、危险的印象，其中一部分的确无疑就是由他们制造出来的。而且他们还与国民党勾结起来，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势。上海的这种对立图式，不胜枚举。富与贫，静谧与喧嘈，有序与无序……这一切，上海都有。而一切都恰是上海的特征。上海可谓是东方的潘多拉之匣。

老上海的人力车，其上载着洋人

　　“混沌都市”，对上海最为贴切的形容，莫过于“混沌”这个词。源源不断地有着什么东西诞生，也有着什么东西死亡，有些什么被移入，又有些什么被废弃。而支配这一切的，则是欲望，是权力。然而这混沌世界的真正主人公，既非金钱亦非政治，而理当是生活于现实之中的一个个的人。被混沌拥有的能量、魔力、陋俗所幻惑的人们看不出其人生的意义。1921年访问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写下了他对刚出码头便团团围拥上来的人力车夫的印象：“支那的车夫，说他便是不洁本身，亦不为过。而且人人都长得一副怪相。”（《上海游记》）他对上海的最初印象，与将上海呼作“亚洲的娼妓”（Whore of Asia）的欧美人，又相去多远呢？对在“Shepherd”餐厅里说说英文，“Café Parisien”里听听音乐，虽不无愉快，却犹自要说“此处的西洋，便是在没见过地道西洋的我看来，也觉得不合时宜”（《上海游记》）的芥川龙之介来说，上海充其量是西方文化粗糙的复制品而已。然而数年后访问上海的诗人金子光晴，面对同样的街景却感到：“从诞生到灵柩的所有呼唤都在这里。”（《沈鲨》）他咏道：“上海是个大搅拌机。”（同前）即便这是一种旁观者式的态度，至少他是以没有偏见的双眼去审视混沌世界上海，作为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去思索生长于斯的人们的人生。否则他如何能够唱出下面的诗行？

啊，漩涡中的漩涡般的都市上海

强动地卷入、绞榨，遂又抛甩

而那些大小无数的漩涡的样态

不是其他。正是集自这个世界的

无数的疑问与其解答。（《沈鲨·漩涡》）

　　在芥川龙之介所发现的上海的丑恶庸俗之中，其实便隐藏着解答。他不过是疏率漏失过去了而已。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恰是上海的现实亦未可知。

二

　　从前访问上海的外国人，大抵是乘船而来的。从长江口溯江而上，不久便进入黄浦江，经过数小时的航行后，前方便出现了欧洲风格的高楼群。这就是上海的大门外滩。船首先停靠在市区北部的码头上，旅客则乘坐一种叫做黄包车的人力车，或是轿车，经过外白渡桥进入外滩。大致是由东向西横贯市区、注入黄浦江的苏州河两岸，就是英国与美国联合进行统治的共同租界。外滩便位于其东南端，20世纪30年代以前竣工的壮丽的西式建筑，至今依然耸立如林。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中，主人公少年吉姆在逃难途中目睹英国战舰被击沉的华懋饭店或汇中饭店即为其中之一，现更名为和平饭店，其高耸的雄姿一如往昔。少年吉姆的形象被视为原作者、英国科幻作家J.G.Ballard少年时代的真实反映，他也是与父母一同居住在租界里的欧洲人之一。

和平饭店

　　由外滩南端向右拐，沿着旧城区朝西前行，未几便可进入淮海路。这里是从前的法租界。淮海路与南京路同为上海首屈一指的繁华街，昔日是被中国人呼为“法国梧桐”的洋槐，如今则是悬铃木的林荫大道延绵不绝，较南京路更有一种安宁的气象。战前，这里被称作霞飞路（Avenue de Joffre），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将军霞飞之名。然而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由汪精卫取自孙文之号，改名中山路；1945年日军投降后，又取了蒋介石的号，改为中正路；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废止了使用当权者名字作路名的做法，更名为淮海路。从霞飞路到中山路到中正路到淮海路，对这路名的变化，堀田善卫曾这样说明道：“这只是一条路名的变迁，但同时也是历史。”（《在上海》）即是说，在这么一条路名的变迁中，凝聚着中国的现代历史。

　　淮海路的两侧，到处可以看到欧洲风格的潇洒建筑。今天已经色彩消褪、不无污垢，但至少与往昔不同，这里现在住的，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中国人。走到淮海路中段，右侧便可看到在上海属于高级类的大饭店——锦江饭店。这里在战争期间，曾被日军第十三军征用为司令部。紧靠着锦江饭店，亭亭玉立着一座造型别致的美丽的建筑物。被称为Fairyland的这座豪华宅邸，作家武田泰淳等人在此供过职。沿着淮海路再向西，商店渐次减少，进入了清静的住宅区。在与乌鲁木齐路相交之处附近，各国的领事馆比邻林立。咫尺之间，便是湖南路，这是一条宁静的住宅街，大白天也是车少人稀。进入湖南路后第一条交叉的道路是武康路，在这两条道路交汇的拐角处，立着一座陈旧的洋房。没有名牌，若非住在附近的邻人，你不会知道谁住在这里。这一家的主人名叫李尧棠，笔名巴金。

武康路113号上的巴金故居，位于武康路与湖南路交叉口附近

三

　　说起现代中国作家，人们首先会举出鲁迅的名字。而尚健在的作家中，则恐怕以巴金最为著名，他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笔会的主席、会长。（因本文写于1988年，内容反映当时的实况。）每年一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时，他的名字必在候选之列，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很高。

　　巴金于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一个官僚家庭。因1909年父亲出任四川省广元县令，一家曾经生活于广元。他一家便是由一百多个家属、佣人构成的大家庭。他十岁和十三岁时，母亲、父亲相继因病去世。他记录下了因母亲去世而失去爱时的悲哀，和因父亲去世而领悟了封建家庭的丑恶。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学习英语的同时，他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启蒙团体，参与活动。其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肇端于凡尔赛和约上中国的军阀政府承认日本的对华侵略，出卖民族利益，愤怒的北京学生于1919年5月4日举行集会与示威，继而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它没有仅仅停留在政治抗议运动的水平上，同时也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也波及了巴金居住的成都，年轻的巴金也以沸腾的热情投入了运动。成都时代巴金的形象，从其初期的代表作《家》中，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了解。这部小说依据巴金本人的体验，描写了封建家庭内青年的爱与挫折和反抗，在1931年发表时，唤起了中国青年们的极大共鸣，不到七年间重版达十次，成为一大畅销书。中国的封建“家”的问题，比今天我们所想象的更为严重，小说中也有两位女性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相继死去。而在现实生活中，1931年4月，这部小说在上海的《时报》上开始连载的第二天，巴金收到继承家业的长兄自杀的电报，从而得知又有一个人以最为悲惨的形式成为“家”的牺牲品。充满理想的青年巴金为了反抗这样的“家”而出走，绝非不可思议之举。小说《家》是以三弟觉慧离家而去、乘船往上海出走的描写而告终的。小说结尾有这样描写：“他底眼前是那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那里有一个新的运动，有广大的群众，还有他底几个通过信而未见面的有着热情的青年朋友。”此时对他来说，上海正因为是个未知数而更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但对于上海真正的形象，他并没有正确的认识。然而弃家往上海出走，是他与“家”诀别、与封建制度斗争的宣言。1923年5月，巴金怀着与觉慧类似的心情，同二哥一道离开成都，去到上海。

　　到上海约半载，巴金移徙南京，入学于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至1925年8月毕业为止一直滞留南京，其间上海于同年5月发生了日本经营的纺织厂工人参与罢工而遭枪杀的“五卅惨案”，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巴金根据这一事件，于五年后写成小说《死去的太阳》。当时上海现代工业发达，劳工运动也相当活跃。毕业后再度来到上海的巴金，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出发，积极地投身于政治运动。

巴金像

　　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非常密切。据说其笔名的“金”字便是取自克鲁泡特金的名字。这种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对于成为作家之后的巴金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形成了其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微妙关系的原因。自1925年至1926年的两年间，是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很活跃的时期。其间，他发表了多篇政治文章，大多为西欧无政府主义文件的翻译或评论，向中国民众介绍克鲁泡特金、普鲁东、爱玛·高德曼等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他还写过批判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坚持了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不过，他所从事的主要是著述、编辑、出版等启蒙活动，至于前面述及的上海劳工运动，他在何种程度上介入其中，尚不清楚。然而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渐趋衰退，无政府主义者们遭到围击，以至于其左翼反对派的立场亦难以为继。20世纪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干部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的洗礼。这一与反帝反封建相衔接的思想赢得了众多的共鸣者。然而在巴金从事活动的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后期，原本就不具备坚实的根基、缺乏优秀理论家的这一运动，开始走向崩溃，一部分人以反共为理由转向国民党，而最为优秀的一部分人则分散至各地，被迫进行个别斗争。目睹这一状况，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思考的，如今可资探求这一问题的材料不多。

　　巴金于1927年1月毅然奔赴欧洲政治运动的一大据点巴黎。在法国不足两年的留学生活中，他对政治的关心未曾淡薄，也参加过援救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萨珂与樊塞蒂冤案的抗议活动。当时巴黎是政治流亡者和思想家们的活动据点，巴金也结交了其中的许多人物。在《爱·知·悲》中，芹泽光治良指出他可能在各国政治流亡者的保护人、名驰欧洲的邵可侣（Reclus）家中见过巴金。顺便提一句，芹泽光治良的这部小说是献给巴金的。留学法国，于作家巴金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旅居法国期间写的小说《灭亡》成为他作家生活的起点。与俄国作家路卜洵的《灰色马》不无相似的这部小说，是被称为“爱情与革命”的一系列的巴金小说的起始，是置身异国而为祖国现状与全世界社会现状痛心疾首的他灵魂的呼唤。这部小说在他回国的同时连载于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小说月报》。以此为契机，1928年底归国后，巴金正式开始了他的作家历程。

《灭亡》与《小说月报》书影

　　回国之后，除去旅行与逃避战乱，巴金几乎始终不曾离开过上海。但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方式，与以前相比表现出很大的变化，回国后的数年间曾经精力充沛地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等的著作，但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这类活动逐渐减少，文学创作代之成为生活的中心。初期作品以青年的理想、热情、苦闷交错参杂的观念性的小说居多，与欧化的文体相辅相成，创造出独特的文学世界。作品大多是先在杂志上发表后，再由以开明书店为首的上海各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当时上海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心，以鲁迅、茅盾为首的主要作家大都家居上海。巴金也跻身其中，从事文学活动，但却不曾参与左翼作家联盟之类的党派的文学运动。他自始至终作为一个文学家坚持创作，在这一点上他是特异的存在。

　　1932年1月，在巴金的上海生活中，发生了第一桩难忘的事件。赴南京访友的他，在返沪的列车中得知“一·二八”事变爆发。火车载着旅客驶回南京，大约一周后，他乘船返回上海。等待着他的，是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上海街市。因为这场战乱，他失去了业已住惯了的闸北的家。并且《灭亡》的续篇《新生》的原稿也与商务印书馆大楼一起，由于日军的轰炸而化为灰烬。据说此时的体验促使他写下了小说《海的梦》。1934年11月至1935年8月，他用假名字访问了挑起了这场战乱的国家日本。其间与石川三四郎等几个日本人有过交往，也访问过寄居日本的中国作家梁宗岱、沈樱夫妇。1935年5月，溥仪访问日本时，他还曾被警察拘留一个晚上。

　　从日本归来后，巴金一面继续文学创作，一面与友人兴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并负责编辑业务的主要工作，还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的杂志《文季月刊》的编辑，精力旺盛地开展活动。与鲁迅之间也彼此相互信任，1936年在震撼中国文艺界的“国防文学论战”中，他始终站在鲁迅一边，鲁迅也针对指称巴金是卑劣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责难，宣称“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坚决地维护了巴金。

上海四行仓库

　　当巴金以上海为中心，积极地从事文学活动时，大规模战争的足音渐渐逼近了。以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件为契机，日本侵华战争正式爆发，战火迅速于8月13日烧到上海，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月，最终中国军队被日军击退，但是据守市区北部闸北四行储蓄仓库的约800名中国士兵一直坚持抵抗到底。在小说《火》第一部中，巴金这样描绘了当时上海市民的行动：“从这一天起半个城市的居民都到泥城桥附近，对着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遥遥地致诚挚的敬礼。一座洋楼吸引了全上海人的眼光，人们潮涌似地从法租界奔向北方。”在守望着苏州河对岸的士兵们的群众中，也许有巴金自己。作为文学家，巴金参与了《救亡日报》和杂志《呐喊》（后更名为《烽火》）的编辑，积极地加入抵抗运动。然而10月上海沦陷，与此同时郭沫若、茅盾等多位作家逃离上海。在这种情形下，巴金与友人一起一直在上海坚持到翌年3月。整个上海都落入了日军之手而他们却能留在上海，是因为租界的存在。住在法租界里，巴金完成了《家》的续篇，然后终于告别上海。在《春》的序文中他这样说道：

“

　　这本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大概不在上海了。我一定是怀着离愁而去的。因为在这个地方还有成千成万的男女青年。他们并不认识我，恐怕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关心他们。我常常想念那无数纯洁的年轻的心灵，以后我也不能把他们忘记。我不配做他们的朋友，我却愿意将这本书作为小小的礼物献给他们，这是临别的纪念品。我没有权利请求他们将全数仔细翻阅。我只希望他们看到“尾声”里面的一句话：“春天是我们的。”

　　不错，春天的确是他们的！

”

　　“春天的确是他们的！”巴金这样呐喊着离开了上海。此后，曾有很短一段时间回过上海，此外一直辗转于广州、武汉、桂林等各地，继续创作活动，同时也参加抗日运动。1939年春天他再度回到“孤岛”上海。所谓“孤岛”，是因为在日本占领区中，唯有上海的租界，犹如小岛一般作为非占领区留存了下来，故中国人呼之为“孤岛”。原本是欧美列强侵略象征的租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却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自由区域”，这不能不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变迁。但实际上，当时租界的“自由”，归根结底只是相对于被占领区而言。尤其是在日本的傀儡政权头目汪精卫移居上海之后，日军及汪伪政权血腥镇压抗日反汪活动，即便是租界之内也是恐怖政治横行。可以说只不过是由租界之外的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杀人，改成了暗杀而已。当时寄居上海的美国记者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曾经亲眼目击在贴有警告反对汪政权的告示的电杆下，扔着刚砍下的人头。问题在于巴金为何要回到这个恐怖的都市来。美国汉学家Olga Lang曾将这一行为比喻为怀着必死的决心迈入暴君尼禄统治下的罗马的彼得的精神。

旧时上海租界分布图

　　在“孤岛”上海，巴金一面从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一面参加其他刊物的编辑工作。至于创作，这一时期以赫尔岑和克鲁泡特金的翻译居多，小说只有《春》的续篇《秋》一部。在《秋》的序文中，他将自己身处“孤岛”思念远方友人的心情，比之为创作第八交响乐时的贝多芬的心情，最后以“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作结。大约是置身于黑暗闭塞的社会之中，歌唱与远方友人心心相连的体现吧。他在写完《秋》两个月之后的1940年7月离开上海，从此直至战争结束不曾回来过。上海的租界在大约一年半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沦入日军的统治之下，“孤岛”消失了。他再度返回上海，则是1945年11月间的事了。

《激流三部曲》书影

　　在这五年期间，他完成了作为作家的重大转折。原本是浪漫主义气息极为浓烈的“爱情和革命”文学作家的他，在经历了抗日战争之后，视线移向了市井小人物，开始写起浪漫主义与现实性水乳交融的作品来。促使他完成这一转换的，首先是战争，是在战争中度过充满苦难的日常生活的默默无闻的人们。在此期间所写的几部小说，不妨说是他文学创作的顶峰，完成度极高。尤其是用哀婉悲切的笔触描绘“家”之崩溃的《憩园》（1944年）和揭露战争期间医院悲惨的状况的《第四病室》（1945年），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巧妙地融合为一体，皆为优秀作品。继之，回归上海后的巴金将自己胸中一腔爱、憎、怒、批判与同情统统倾注于其中而完成的，是其代表作《寒夜》。

　　《寒夜》是一部以怀抱着褪色的理想，在战时的重庆为生活所击败，死于肺结核的，无名而善良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这部小说一方面描绘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社会的不合理，同时也细腻地描写了虽然满怀爱与温柔，却因为彼此失之交臂而伤害他人与自己的善良人们的悲哀。通过抗日战争，巴金在创作上获得了文学的现实性，而又不曾堕入通俗现实主义，这是因为他是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的缘故。他描写善良人们的苦难和彼此心灵的错过，但却从未表现出丝毫的对善意、爱和理想的不信任。正因为现实如此黑暗，他更要高歌爱与理想的可贵。在这一意义上，《寒夜》可谓是他的最高杰作，并且说它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文学所诞生的杰作亦非过言。他在上海写完这部《寒夜》，是1946年12月31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巴金依然定居上海，从事文学活动，但却再也不曾写出超过《寒夜》的作品来。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其对现实政治无主体性的投入。通过战争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腐败的他，尽管过去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抑或毋宁正因为如此），却将自己的全部信赖交付给了赢得了民众支持的共产党。因此，在50年代的批判胡风、反右派之类的异端审问式运动中，他都力图忠实地按照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去行动。仿佛违背其期待，迫害终于降临自己身上，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与上海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1967年，“文化大革命”便以上海为中心而展开了。后来与江青一起被呼为“四人帮”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坐镇上海指挥夺权斗争，被称为所谓造反派的民众也在此获得了很大的权利。巴金作为文艺界的实权派之一遭到批判，在市内被隔离审查，还被迫与家人分开到农村强制劳动。“文革”中他失去了妻子和多位友人，自身遭受迫害之外，还被禁止写作，作为作家的生命似乎已被断送。然而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他也得以恢复了名誉，重新拿起了笔。不过他的文章韵味，大大不同于以前了。

　　从1976年12月起，他在香港报纸《大公报》上开始《随想录》的连载，在彻底的批判性与自省的基础上发表言论。在业已完成了五集的这一系列中，他在批判“文革”的同时，也严厉地追求文学家的责任。“文革”后，在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自称为受害者纷纷恢复权力的浪潮中，巴金《随想录》的自我批判所具有的意义十分重大。他没有过分强调自己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而是尖锐地提出了“文革”何以会发生、文学家对此应付什么责任的问题，并承认自己不仅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文革”之后，在重新复起的作家中，又有谁像巴金一样在严厉的自我批判基础上进行社会批判呢？永远忠于自己的良心，以真挚的态度面对时代与历史，巴金的这一姿态里，有着与鲁迅一脉相通之处。他也许才是鲁迅真正的继承人。

《随想录》书影

　　1980年访问日本时，巴金去了广岛、长崎，归国后在《随想录》中写了几篇感想。在以“昨晚我梦见我在长崎”一句开头的《长崎的梦》里，他记下了自己梦见爆炸中心附近的小学生一心想喝水而逐一倒在水边的场面，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与“文革”一道，作为苦难的记忆相提并论。对于发生在曾经侵略过自己祖国的国度的惨剧一视同仁相等对待，为之感到痛心，他拥有的便是这样一种灵魂的纯洁。他的不为政治性所模糊的、纯粹的人道主义者的目光，将奥斯威辛、南京、重庆、广岛、长崎视为同一。战后日本人对这充满人类爱的、纯粹的目光，究竟能不扭开脸去、真挚地承受多少呢？

四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柏林年代记》（Berliner Chronik）中写道：“在某一都市中迷失方向——这也许是毫无乐趣可言的、平凡的小事。其中只有无知，无需其他的。但是徘徊于都市——恰似徘徊森林一样——这的确需要截然不同的练习。”依样画瓢地学说一句的话，我们不妨说漫步于上海街头时，必须知道目中所见、耳中所闻的桩桩件件都是有意义的。如同淮海路，一条路名中也反映着历史的变迁，和平饭店（从前的沙逊大厦）的古色古香的摇摆爵士乐里蕴藏着不为人知的历史。在黄昏的外滩散步的旅客眼中，灯光明亮的钟楼，顶部为尖塔或穹窿的欧式建筑群也许仅仅只是唤起追忆的景物。但如果你凝目注视、侧耳倾听的话，你便会发现在大都会上海，它们如同一个个的细胞在发挥着功能。所谓历史，并不是过去的遗产，而是人与自然的连续性。

“活着的都市”——上海

　　上海，她不是外国人异国情调的博物馆，而是一个染满了人们的血汗与眼泪，充溢着人们哀欢与能量的“活着的都市”。

　　写于1988年，载于《学丛》第45期，日本大学文理学部，1988年12月。

　　本文选自《黑暗之光：巴金的世纪守望》，[日]山口守著，2017年6月。

《黑暗之光：巴金的世纪守望》

[日]山口守　著

2017年6月第1版

编辑、录入：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