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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一页译稿

慕津锋

　　195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萧珊合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该书共收录了五篇萧珊译文（《僻静的角落》《雅科夫·巴生科夫》《阿霞》《初恋》和《草原上的李耳王》)和两篇巴金译文（《木木》和《普宁与巴布林》）。其中，《阿霞》（原名《阿细亚》）、《初恋》已在1953年6月、1954年11月由平明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普宁与巴布林》《木木》则由平明出版社于1949年12月、1952年5月出版发行。

　　对于《草原上的李耳王》，巴金从未提及有过翻译。在1995年8月17日致（王）树基的信中，巴金曾明确表示：“对于屠格涅夫我并无研究，除了两部长篇外还译过两个中篇和一部分散文诗。”（《巴金译文全集》第二卷代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信中所说“两部长篇”指的是《父与子》《处女地》，“两个中篇”指的就是《木木》及《普宁与巴布林》。在1955年12月29日致妻子（萧珊）信中，巴金也曾说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信我在这里答覆。三篇东西由你来译吧。先译《李耳王》，好在你已译了一半了。”

　　但前不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中，笔者偶然发现一页写在“开明B20×20”稿纸上的《草原的李尔王》（巴金译稿上所拟标题为“草原的李尔王”，下文除直接引用原文外，均以 “草原上的李耳王”指代这篇小说。——编者注）译稿。该页手稿破损较为严重，译者用蓝黑色墨水从右往左竖排书写，最右边为标题“草原的李尔王”，最左侧有一个脚注。全页共分为两个部分：开头和第“一”章的第一段。

《草原的李尔王》译稿手稿

　　通过与文学馆收藏的巴金手稿笔迹比对，笔者确定这是巴金先生的手迹。最初，笔者以为此稿是巴金先生将妻子萧珊译稿抄录下来后所做的部分修改。但通过与1959年6月人文社出版的《草原上的李耳王》同文比较，笔者发现两者之间还是存有明显差异。

　　巴金译文如下：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六个人聚在一位大学时期老同学的家中。话题转到了莎士比亚的身上，我们谈到他的人物典型，谈到他怎样又深刻又忠实地从人类□性的最深处描绘出那些典型来。我们特别赞赏他们那种活生生的真实性，他们那种平易习见的性格；我们每个人都可举出我们生平遇到过的好些“韩姆列忒”好些“奥塞罗”，好些“法斯达夫”，甚至举得一些“里却三世”和“马克白司”来。（后两种自然只是说有可能性而已）。

　　“各位，”我们的主人大声说，他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了，“我却认识一个‘李尔王’㈠呢！”

　　“怎么回事？”我们问他道。

　　“的的确确是这样。你们要是喜欢听，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

　　“请讲吧。”

　　我们的朋友立刻讲起他的故事来。

一

　　“我的全部童年，还有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直到二十岁为止都是在乡下在我母亲的领地上度过的，我母亲是×省的一个富有的地主，”他开始讲道。 

　　（一）“李尔王”（King Lear）和“韩姆列忒”等都是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主角。

而萧珊的译文则是（划线处为与巴金翻译差异处）：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六个人聚在一个大学时期的老同学的家里。话题转到了莎士比亚身上，我们谈到他的人物典型，谈到他怎样又深刻、又忠实地从人类“天性”的最深处描绘出那些典型来。我们特别赞赏他们那种活生生的真实性，他们那种平易习见的性格；我们每个人都举得出来我们一生遇见过的那些“哈姆雷特”，那些“奥赛罗”，那些“福斯达夫”，甚至还举得出一些“理查三世”和“麦克白司”来。（自然，后两种性格只是说，有可能而已。）

　　“先生们，”我们的主人大声说，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认识一位‘李耳王’⑴呢！”

　　“怎么一回事？”我们问他。

　　“真有这回事。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你们想听吗？”

　　“请讲吧。”

　　我们的朋友马上就讲起来了。

一

　　 “我全部的童年，”他开始说，“连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直到十五岁，我都是在乡下，在我母亲的领地上度过的。我母亲是某省一个有钱的地主。……”

 　　⑴这里列举的人物典型都是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的人物。“哈姆雷特”，“奥赛罗”，“理查三世”，“麦克佩斯”，“李耳王”都是他的同名戏剧中的主人公。“福斯达夫”是他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一个有趣的人物。——译者注

　　两个版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1、人名的不同翻译。巴金译文中的“李尔王”“韩姆列忒”“奥塞罗”“法斯达夫”“里却三世”和“马克白司”，在萧珊译文中则变成了“李耳王”“哈姆雷特”“奥赛罗”“福斯达夫”“理查三世”“麦克白司”。

　　2、“我”在母亲领地生活的截止年龄不同。巴金在译文中使用了“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直到二十岁为止”，而萧珊则是“连我青年时代的初期，一直到十五岁，”，一个“二十岁”、一个“十五岁”，足足差了五年。

　　3、第“一”章开始的结构不同。巴金在译文中，是将“我”在母亲领地生活时间与对母亲的简单介绍放在一起，并通过“他开始讲道”将后面引出的故事与之分开，成为两个部分。而萧珊则是在说完“我全部的童年”半句后，以“他开始说”将其在母亲领地生活时间与对母亲的简单介绍与后面一处的故事放在了一起。这样的结构安排与巴金明显不同。

　　4、对“李尔王”的脚注不同。巴金的“李尔王”的脚注非常简单，一句话，21个字；而萧珊的脚注则比较全面完整，三句话，84个字。

　　通过对两篇译文的分析，笔者认为萧珊所使用的语言不仅生动，而且更贴切、更真实，更符合人物之间的关系。譬如当老同学问起“李尔王”时，对于主人的回答，巴金先生译为“的的确确是这样。你们要是喜欢听，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而萧珊的译文却是“真有这回事。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你们想听吗？”巴金先生的译句总让人感觉是平铺直叙、“例行公事”，缺乏朋友间那种活泼、自在的味道。而萧珊“真有这回事”较之巴金“的的确确是这样”则更加口语化、生活化，也更符合现实生活中老同学、老朋友之间的正常说话语境。萧珊把主人想对朋友讲，又想“吊他们胃口”的“小心思”非常细腻地表现出来。“我可以讲给你们听，你们想听吗？”对于李耳王，其实讲的人知道大伙都想听，但他需要“听众们”自己说出来“想听”，他才愿去讲。这简单的一句话，体现出萧珊作为一位女性对人物关系及内心活动的细致入微的把握。正是其译笔的活泼、纤细、动人，反而令巴金的翻译显得有些意味平淡。

　　对于妻子萧珊的翻译才华，巴金本人十分推崇。在1953年11月5日致萧珊信中，巴金就对其翻译做过点评，“你的文字有一种好处，就是清新气息。……你不会去摹仿别人，因此也不会失掉自己好的风格。”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晚年的巴金再次深情地讲道：“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

　　因为只有这一页译稿，我们无从知晓巴金先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翻译？对于《草原上的李耳王》，他究竟翻译了多少部分？他停止该文的翻译，是为了给妻子萧珊更多的翻译机会，还是觉得自己确实不适合翻译该部小说？还是其他原因？关于这些问题，现在已很难找到答案。

　　对于巴金与《草原上的李耳王》，笔者始终查不到有关资料。但对于巴金翻译屠格涅夫其他小说作品，却有众多介绍资料。巴金翻译屠氏小说作品最早要追溯到1936年下半年。（巴金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时间更早些，大概从1935年开始。）当时，巴金与丽尼和陆蠡同游西湖，三人对文生社《译文丛书》新书系列进行了深入探讨。因该社出版的《死魂灵》（鲁迅译）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与好评，三人认为文生社应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他们决定由三人一齐动手,翻译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的屠格涅夫的六部小说，出一本《屠格涅夫选集》。陆蠡负责翻译屠格涅夫这一序列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罗亭》（1936年12月文生社出版）及第五部《烟》（1940年7月文生社出版）；丽尼负责翻译第二部《贵族之家》（1937年2月文生社出版）及第三部《前夜》（1939年9月文生社出版）；巴金则译第四部《父与子》及第六部《处女地》。不久，陆蠡很快交出了《罗亭》《烟》的译稿，丽尼也交出了《贵族之家》的译稿。但巴金直到1942年在桂林定居后，才开始着手翻译《父与子》与《处女地》。1943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译作《父与子》；1944年5月，巴金完成《处女地》的翻译，并在当年6月由文生社出版发行。其后，巴金又先后翻译完成了屠格涅夫的两部中篇小说《普宁与巴布林》《木木》，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先后于1949年12月、1952年5月出版发行。

　　而萧珊翻译屠格涅夫小说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学习俄语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潮流。那时的萧珊不愿只做家庭妇女，她想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在丈夫巴金鼓励下，萧珊从1951年3月起，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1952年8月25日，萧珊在致巴金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翻译屠格涅夫小说的想法：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笑我：我想译屠氏的Ася，我有了一本俄文的，但不知英文的你放在哪只书柜，我知道你要译这本书的，但还是让我来译吧，在你的帮助下，我不会译得太坏的。你帮别人许多忙，亦帮助我一次！

萧珊第一部译著《阿细亚》初版本书影及版权页

　　Ася就是萧珊第一部译著《阿细亚》（后改名《阿霞》）。萧珊1952年8月底9月初，开始翻译该书。1953年6月，平明出版社将萧珊翻译完成的《阿细亚》出版，首印1.05万册。1953年8月，萧珊着手翻译屠格涅夫另一部中篇小说《初恋》。同年底，萧珊基本完成翻译。对妻子《初恋》的翻译，巴金在1953年11月5日信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你容易犯生硬晦涩的毛病，这应当避免。……你译《初恋》多花点功夫，初稿写清楚一点，以便自己随时修改，将来出版一定要比《阿细亚》更好。”第二年5月，平明出版社出版了萧珊翻译的《初恋》。其后不久，萧珊又开始了对《草原上的李耳王》的翻译。1955年12月，萧珊完成了《草原上的李耳王》一半的翻译。1958年10月21日，萧珊在致巴金信中谈到了最后翻译近况：“屠氏后记几篇我都译好，前面那篇序，太长，有时引用赫尔岑对屠氏挖苦的话很难译，这就搁下来了。”1958年10月，萧珊终于翻译完成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三篇作品（《僻静的角落》《雅科夫·巴生科夫》《草原上的李耳王》）。195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萧珊合译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萧珊在该书《译后记》中，并没有对七篇小说的翻译经过有任何提及，她除了简要介绍屠格涅夫生平和各篇内容外，只是对她与巴金翻译所采用的版本做了一点介绍，

　　我的译文是根据莫斯科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杜包维科夫编选的《屠格涅夫中篇小说集》翻译的，译者注的大部分也是参考杜包维科夫的注释写成的。巴金同志翻译的两篇则是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屠格涅夫选集》，并参照C.Garnett和I.Hapgood的英译本译出的。

　　对于巴金终止《草原上的李耳王》的翻译，笔者更倾向于是巴金将它 “让给”了妻子萧珊，除了萧珊具备的翻译才华让巴金“折服”外，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深的爱。作为丈夫，巴金也十分希望妻子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能有所成就，所以巴金才会说“三篇东西由你来译吧。先译《李耳王》，好在你已译了一半了。”这两句话在字里行间中，清晰地表露出巴金对萧珊的深深期许和鼓励。

　　这一页珍贵的手稿，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为屠格涅夫小说走进中国大众、走入中国文学所做的努力，更让我们看到巴金为妻子萧珊在文学翻译上能有所收获，而默默付出。巴老对妻子的爱，可谓是至死不渝。这份爱不仅支撑着巴老继续前行，还让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归宿。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合在一起。(《怀念萧珊》，香港《大公报·大公园》，1979年2月）

　　2005年10月17日巴金逝世，享年101岁。2005年11月25日遵照巴金遗愿，萧珊的骨灰与巴金的骨灰掺和在一起，由子女撒入东海。

本文选自《点滴》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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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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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