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到民间去，为人民服务。”——《点滴》2019年第3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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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间去，为人民服务。”

    ——《点滴》2019年第3期出刊

《点滴》2019年第3期出刊简介

　　大会的《纪念文集》中有一张巴金在会场的照片，坐在代表中间，他安静地听着什么，又像是若有所思。这张照片，颇能表现巴金开会时的状态，在这样的场合里，他从来都不是活跃分子，相反，表现得有几分羞怯。194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在《全国文代大会代表对大会感想》标题下刊出冯雪峰、白杨、梅兰芳、周信芳、巴金等人的感想中，巴金说：“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来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而且我参加像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中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这是17日他写下的感想。7月23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那天……“朋友们要我在大会上讲几句话，他们叫出了我的名字，但是我逃走了。我不会讲话，站在台上我讲不出一个字。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因此我不愿拿我的缺点折磨别人。那天离开会场以后，我走在街上，忽然起了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波动，我想写点东西，我想写一封信，我心里有许多话，需要找一个机会痛快地倾吐出来。”……

　　本期“怀念集”刊登周立民《巴金的第一次文代会时光》，将目光聚焦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这次会议“对于共和国的文艺体制的确立有着奠基和开创作用，对于很多作家来讲，那也是他们新时代新生活的开始，巴金也不能例外。”通过巴金本人的书信和文章，胡风、叶圣陶、徐迟、阿英等参会作家日记，文件和报纸报道等大量文献资料，勾勒了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前后的一段时光。读者可以感受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巴金细微而具体的心态。

　　我们搞民间文艺的人，过去是寥寥可数，这十多年来，人数可多了，如今我们那末些新、老朋友们聚会在一处，诚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使我们更切实的明白了民间文艺怎样的为工农兵服务及它的重要性。

——郑振铎

　　民俗文艺是最纯真、是最朴素的文艺，一切民谣、传说、谜语、神话、民俗图案、年画等等，都是人民自己的集体的传承作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必须加以收集发展，使其开出丰富的花朵。

——常任侠

　　我是从乡村里出来的，因为多年离开了乡村，便变成了没灵魂的人似的，敬文兄提倡民间文艺的研究，收集了许多民间文艺，使我看了，觉得唤回我梦中的映像似的。我想，和我一样的感觉的人，恐怕不少吧！所以，敬文兄的这个工作是叫我们这种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放下了自己的包袱的第一步。再从这里过去，才能走回人民中间去，才能创造人民的文艺。敬文兄，你的工作是重要的。

——许杰

　　以上是钟敬文先生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纪念册上的几段题词。大会期间共有93位代表为钟敬文留下墨宝（包括签名、题辞、题诗和画作），“通过他们形式各样的留言，不仅让我们与新中国文学史、艺术史上的著名人物相逢，对于共和国当日群贤毕至、盛况空前的第一个文艺聚会有了直观的感受。”“这本留言本不同于历史文件，它并不作出评价与定位，但它从文艺的角度给后人留下了解读历史的机会。” （文见本期“怀念集”，易大经：《钟敬文的留言本：共和国的第一次文艺聚会》）

　　浅草社最初的组织者是林如稷，他在1922年开始筹备，《浅草季刊》第一期在1923年出版。……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浅草》第四期以后，就没有继续出，浅草社的成员也大半分散了。1925年下半年，陈炜谟、陈翔鹤和我另成立沉钟社，后来又加上杨晦（即杨慧修），出《沉钟周刊》10期，1926年下半年起出《沉钟》半月刊。……鲁迅对于浅草社、沉钟社的评价太高了，我们是受之有愧的。那时我们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思想情感都很不健康。对于旧社会感到不满，由于觉悟低，又看不见出路，只想在文学艺术中讨生活，因而流于“为艺术而艺术”，鲁迅先生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鲁迅之所以对我们有所肯定，可能主要是由于我们工作的态度比较认真吧。无论是创作、翻译，我们都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来。……我们跟鲁迅先生接触，主要是在1926年前半年，这年暑假后，鲁迅就到厦门去了。在此以前，我听他的课，约有两年之久。回想当时听鲁迅讲课的情况，真是使人难以忘记的胜事。我们到他家里，他平易近人，总是鼓励我们写作、翻译。那时他每发表一篇文章或一条随感，我们都争相传诵。无论是口头上或是文字上，我们受到他的教益很大，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表达的。

　　以上摘自冯至先生1975年12月29日就浅草社和沉钟社的一些问题答复陈漱渝的书信，对这两个文学社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本期“梦与醉”刊登陈漱渝《旧笺新释（三则）》，披露其珍藏的冯至、蒋锡金、丁景唐三位诗人的信函或诗笺，以“旧笺新释”的方式串联起一段段诗坛往事。

　　阿，那哀怨的颜色叫我/想起那些老死的恋人，/如风吹木叶，一圈柔波，/消散在水面的金流上，/她在夜里唱，在秋天唱/一声动人的：“我的亲亲。” （《杜鹃》）

　　隔院的春花开过了篱墙，/异乡的独夜是分外悠长，/箫声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小院无声，撒满月光的静寂。（《闻箫》）

　　盛夏枝间的鸣蝉，/使人感到昏昏欲睡的沉闷。/不知不觉的，断续蝉声，/催时光似水的流去罢！/黄鹂低啭在深木之中，/杜鹃已经是听不见了。/为春的泪流在春去后，/青春逝去也是如此吗？/一天天，形容更消瘦了。（《九歌·七  鸣蝉》）

　　以上诗句摘自吴心海发现的诗人吴兴华佚诗，共《杜鹃》《闻箫》《夜客的造访》《鹧鸪》《九歌》《远别离》《重游》《入夜》八首（组），发表于沦陷时期的北京《晨报》。吴心海认为，这些诗“体量很大，其中《九歌》由《月》《黄昏的星》《手表》《吹哨》《冬夜》《笛》《鸣蝉》《借宿》和《百合》九首诗作组成，从内容上看，并不相互依存，每首诗作均可单独存在，而《远别离》分为《夜雨》《灯下》《别》《寄远》和《尾声》五个部分，内容则相互衔接，不可分割。”“诗人当时年方十七岁，展示出很高的新诗创作才华，不过，诗人尚处于学步阶段，诗作比较稚嫩，模仿及从古诗中‘脱胎’的情形，也明显可见，这是毋庸讳言的。”（文见本期“梦与醉”《吴兴华佚诗八首[组]——从卞之琳的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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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精 彩 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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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部分内容选摘

巴金的第一次文代会时光

文 | 周立民

　　1949年的巴金，不像沈从文那样，经受那么大的精神震荡，他们的境遇完全不同，巴金几乎不存在“抉择”的问题，因为他早有选择：他与国民党政府向来保持距离，他与共产党的新政权也不存在冲突，他用不着跑到海外去，最坏的打算也不过是：靠翻译文学名著生活。巴金的朋友毕修勺在回忆1949年初关于去不去台湾时征求巴金的意见，巴金明确表示反对：“我们去找巴金，征询他的意见。在霞飞路巴金家找到了他，他与朱的意见一样，说共产党不会算旧账；即使算，我也无大罪恶，我做的都是抗战时的事，并说将来如有事，他和朱洗可以替我说话。”（毕修勺：《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前前后后》，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第10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这番话，可以代表巴金对于共产党的态度。

　　他在给外国友人的信上说：“我还好，像通常一样继续从事文学工作，想是没有什么麻烦。我的小说曾经卖得很好，但最近市场流通在很坏地紧缩。可是，我能够依靠翻译世界名著来维持生活。”（巴金1949年12月31日致Agnes Inglis信，原信为英文，《佚简新编》第21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从巴金给国外友人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巴金一直努力固守以往的生活方式，力争保持一个书生的本分。1949年5月底，他平静地迎来了新的政权，对于“新气象”还有很多赞赏的话语，他也谨慎地谈到了个人生活，强调没有什么改变，依旧做着翻译和文化工作，对于这一点他似乎很知足。他也谈过自己的打算：1949年6月3日致啸尘、钟时信中说：“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不会改变。《六人》快要译完了。仍将续译克氏的《俄法狱中记》。”（巴金1949年6月3日致啸尘、钟时信，《佚简新编》第78页）1949年10月29日致钟时信：“我目前生活较前稍苦，但仍能活下去。解放军入城后，一切比较国民党时代都好得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真是天下第一，他们五月中旬败退前还杀了不少的良民。我现在继续译妃格念尔的《自传》。什么时候能印出，还说不定，因现在书的销路较差，我的书的销路也少了。”（巴金1949年10月29日致钟时信，《佚简新编》第79页） 

文代会期间，巴金（左二）、靳以、王辛笛看望沈从文夫妇

培植《浅草》  敲击《沉钟》

　　——从冯至给我的信说起

文 | 陈漱渝

　　1923年4月2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69期刊登了一则《浅草社消息》，一开头就说：“我们这个小社，是在一两年前，由十几位相同爱好文学的朋友组织的。”1923年的一两年前，即1921年至1922年。这种说法，同样得到了林如稷的印证，林如稷是浅草社的主要发起人。1962年，林如稷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仰止集》，内收《鲁迅给我的教育》一文。他写道：“在一九二一年，我从北京转到上海读书，在那里认识同乡邓均吾和陈翔鹤，陈那年已在复旦大学读文学系，也常爱写点东西，我们便在次年（按：即1922年）不自量力地约集几个在北京求学的朋友陈炜谟、冯至等，创刊了《浅草》文艺季刊。”茅盾将浅草社的成立时间误为1923年，估计是因为《浅草》季刊创刊号出版于1923年3月。鲁迅将浅草社的成立时间误为1924年，估计是因为浅草社成员跟他通信并交往的时间始于1924年6、7月间。

　　关于浅草社和沉钟社的关系，也有不同说法。在鲁迅、茅盾眼中，这两个社团是一脉相承的。鲁迅的表述是，1925年，浅草社的中枢从上海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了。”但有人认为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学社团，精神与趣味大相径庭 。但冯至先生给我的信中却明确指出：“浅草社是沉钟社的前身。”这种表述比较接近于史实。因为就基本成员来看，原来长期为《浅草》撰稿的十七位作者中，成为《沉钟》骨干的至少有九人。主持《沉钟》前期编务的也是原浅草社成员。从文艺观和创作倾向来看，两个社团之间自然也有其一致性，有所不同的是，浅草社的核心人物是林如稷，沉钟社的核心人物是杨晦。《浅草季刊》重创作，而《沉钟》周刊和半月刊创作与翻译并重。

　　“沉钟”这一刊名和社名取自德国戏剧家霍甫特曼1896年创作的童话象征剧《沉钟》。剧中的铸钟师亨利铸造了一口沉钟，运往山上教堂的途中却被林中的魔鬼推入湖底。亨利在林中仙女罗登德兰的激励下决心另铸一座新钟，最终却因喝了魔浆被毒死。亨利为铸造沉钟而献身，沉钟社的同人希望能以足够的勇气，锲而不舍，为完成艺术家的理想献身。192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沉钟社四位核心成员在北京北海公园聚会时，又听到了从远处传来的钟声。于是，由冯至倡议，其他人赞同，确定了沉钟社的刊名和社名。鲁迅赞赏《沉钟》周刊第一期刊头选用的英国作家吉辛的诗句：“而且我要你们一起都证实……/我要工作呵，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浅草》与《沉钟》刊物封面

钟敬文的留言本：共和国的第一次文艺聚会

文 | 易大经

　　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称是“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会上，茅盾和周扬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经验；选举出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这对其后的文艺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钟敬文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

　　当时在全国解放前夕，解放区、国统区的各路文艺大军齐聚一堂、共襄盛举，与会代表均欢欣鼓舞。出席了这次文代会的学者宋云彬在日记里就估计“出席代表及来宾共约六百余人”，据1950年出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记载，与会代表共有824人。宋云彬日记还记了会场见闻：“旁有沙发二，专供齐白石、高士其坐。白石老人年八十有九，貌甚清癯，腰脚似尚健，拄一红漆滕杖，宛然画中人也。”请到在文化人中有影响力的齐白石与会，此次大会组织安排之周详可见一斑，也可见确实团结到了文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盛况空前，诚非虚言。

　　宋云彬日记里留下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热火朝天的记录，他几乎每天都在见人、参加各种会议。那真是百废待兴的时刻。钟敬文晚年（1998年）为《魏建功文集》题词三首，末一首即云：“盼得神州赤帜新，翩然应召入京门。熏风五月城东路，车迹纵横访学人。”并注云，“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与暂居香港的许多文艺界同志，响应党的号召北上。抵京后，我的第一件事是访问学术界朋友。当时俞平伯、魏建功诸先生皆住城东，我都一一拜访过。”亦可见一斑。

　　躬逢盛会的钟敬文时年四十七岁。他自1927年到广州，二十年里，先后在广州、杭州、日本东京、桂林、韶关、香港等地生活过，从事著述和教学，往来都是文化界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在第四战区政治部一起编辑《新军》杂志的语言学家陈原（1918—2004），日本留学时认识的美术史家常任侠（1904—1996）等，而更多的从解放区来的文化人，不少人读过他的著作和文章，见面之下，颇引为同道。旧雨新知共处一堂，钟敬文用大会定制的红色代表纪念册（15cm×11.5cm），请与会代表签名、题辞，作为留念。从1949年7月2日到19日大会结束后（最晚签名时间为7月31日），一共有93位与会代表在纪念册上留下墨宝，包括签名、题辞、题诗和画作。

巴金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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