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只要有诗意，那永远也打不倒的”——《点滴》2020年第3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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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诗意，那永远也打不倒的”

——《点滴》2020年第3期看点

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

——郁风老师琐忆

陈子善

　　研讨会闭幕晚宴上，我又与郁风老师和苗子先生同桌。酒过三巡，我点燃了一支通常是女士抽的摩尔烟。邻座大惊小怪起来，又因为全桌仅郁风老师一位女性，竟怂恿我向她敬烟。这“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弄得我有点尴尬。郁风老师笑着说，我已多年不抽烟了，但你敬我，我可以破一次例。当她把烟递向嘴边时，又突然停住，向我发问：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我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郁风先生就把烟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向全桌的人示范，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鲁迅抽烟不是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的姿势与众不同，只有烟瘾很重很重的人才会这样抽烟。于是郁风老师娓娓而谈，回忆起1934、1935年间，郁达夫来上海时经常带她去内山书店，经常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还回忆了鲁迅应郁达夫之请，多次赠送他自印的版画集给正在学习美术的郁风，包括1936年出版的八开珂罗版宣纸精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郁风老师还清楚地记得版权页上有鲁迅亲自用毛笔所画书编号“37”。我边听边在想，这是多么重要而有趣的文坛掌故啊，一支小小的摩尔烟，竟让郁风老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太值得了。

　　这是陈子善先生与郁风先生在晚宴上的一则往事，“一支小小的摩尔烟，竟让郁风老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讲述“重要而有趣的文坛掌故”。陈子善先生也通过此文，表达他对郁风先生的怀念之情。

郭沫若与《撒尼彝语研究》事件

李斌

　　1951年，作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曾公开做了两次检讨。一次是关于武训批判的，他曾公开赞扬武训，并为《武训画传》题词，在毛泽东发动武训批判之后，郭沫若公开做了自我检讨。另外一次就是《撒尼彝语研究》引发的检讨。郭沫若在武训批判中的自我批判为郭沫若研究界广泛关注，但《撒尼彝语研究》引发的检讨却少有人知晓。……

　　《撒尼彝语研究》是语言学专家马学良所作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著。……马学良在《序言》中说：“尾则是路南县东南的一个村落，全村居民不足百户，除了五六户汉人外，其余全是撒尼人，所以汉化的程度并不深。尾则虽是一个小村落，但因法国神甫邓明德氏（Paul Vial）在这里传教，卓有成绩，因此这一小村落竟名扬中外。死后土人为纪念他的功德，就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碑文，我们曾在他的墓前凭吊过，并留影纪念。”《序言》抄录的碑文称赞邓明德神甫：“建修各属教堂，又新创村落，曰保禄村，此法大恩人之功也。兼之博学多能，诲人不倦，著书传经，创造《法彝字典》，特得大法士院优给奖励。迄今奉教者日多，又广设学校，大兴文化，升举司铎，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非公之功，非公之德欤？”陆定一信中所说的“对法国神甫邓明德的叙述，立场是错误的”，指的就是这些地方。

　　……

　　9月13日，郭沫若在广泛讨论和相关人员检讨的基础上做出总结。

　　总结首先承担责任：“《撒尼彝语研究》所犯的政治性的错误，首先是应该由我负责来自行检讨的。书在未印出之前，我没有亲自审查，在既印出之后我也没有细加核阅，这样的疏忽实在是万不应该。经过陆定一副主任的指示，使大家得到一个进行思想学习的机会，这对本院说来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其次，郭沫若指出了马学良所犯的错误：“他在基本上还没有肃清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故他把少数民族称为‘土人’，把民族地区称为‘蛮荒僻野’，把几个民族败类，媚外洋奴为邓明德所建的墓碑误认为‘土人为纪念他的功德’。这样是对于兄弟民族的轻易诬蔑。这所犯的政治错误，事实上并不亚于对于文化间谍的盲目歌颂。”

　　再次，郭沫若提出，马学良应该保护：“国内少数民族的语文研究者不多，像马学良同志这样对于少数民族语文有素养的学者，我们是应该珍惜的。这次所犯下的错误，主要是由于我们负行政领导责任的人帮助不够，但马学良同志却能够认真检讨，接受批评，为我们的学术界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作风，我们认为是难能可贵的。”

　　李斌先生综合梳理了中国科学院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的回信，对郭沫若如何处理《撒尼彝语研究》引发的检讨这一事件做更为详尽的探究。

沉樱的出版事业

周立民

　　沉樱1979年在给田仲济的信上，说到在台湾那些年的生活：“最初7年靠近钊弟，在乡村中学教书，环境清幽，生活安定，精神之舒畅前所未有。读写均有收获，不过兴趣趋向了西洋文学的阅读与翻译。这与你当年叫我译《伊索寓言》不无关系。孩子长大，老母去世（80高寿），为了迁就升学，我带孩子又到台北教书，后来孩子相继出国留学、就业、结婚（现婿媳均温顺，二家各有二孙）。我最初留台独力经营自印的几本书，名《蒲公英译丛》销路奇佳。无意来美侨居，只作探亲旅行，65岁退休后衰老渐至，始来定居。”几行字，大半生。那段日子，沉樱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读书，留学，又要工作，又要家庭，恐怕是她一生中最辛苦的岁月，然而，她似乎从未叫过苦，从未抱怨过。生活忙累，她没有被其俘虏，在台湾，她迎来一生中事业的高峰，尤其是翻译工作，卓有成就；因翻译出书，又投身到出版事业中，再一次呈现出她人生的绚烂。 

　　沉樱在翻译工作中找到乐趣，沉浸其中，人生也不再寂寞。她说：“从上海来到台湾，不知不觉地过了十四年。这段时间的前半段，住在一个幽静的乡下，生活很是清闲。教书理家之余，没事便翻阅手边所有的几本英文小说，作为消遣。遇到十分喜爱的，一再读了还觉不够，又试着翻译出来。因为在翻译中更能得到细读深解的乐趣，如果体会出一点言外之意，或是表达出一点微妙情调，简直像是自己创作一般得意。”她十分怀念每晚灯下译书的情景：“我不是爱回忆的人，但整理这本集子的时候，却不由得记起译写这些小说时那个‘日暖花香山鸟啼’的环境，和那夜晚灯下，老母静坐念佛，三个小儿女并头酣睡，自己伏案执笔乱涂细改的情景。”

　　周立民先生在一次整理巴金藏书时，发现“女作家沉樱到了台湾做起了出版，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本文梳理了沉樱从创作、翻译到出版的历程。

诗人辛笛的一个侧影

马国平

　　在诗人辛笛的心目中，依旧存留着一个“朦胧诗”情结，他虽然没有卷入当时的纷争，后来又脱离了当时的语境。辛笛还是把他心中的执念付诸文字，譬如为九叶诗人杜运燮写的挽诗：“《秋》的朦胧虽然激发了一场喧哗和骚动，/你吟唱的活力也重新苏醒；/如今你长眠在碧绿的东青丛中，/你睿智的诗篇将永远为人民传颂。”（《解放日报》20020814）辛笛还在他本人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1997年1月出版）前言中，重点分为新诗的发展、诗的回归、诗的格律及关于“朦胧诗”四个章节，对于如何理解“朦胧诗”，他的观点和内容与1981年香港之行一以贯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诗坛曾有一场历时近两年之久的“朦胧诗”大讨论，争论的结果，“朦胧诗”不仅在青年读者中获得广泛知音，而且朦胧美作为诗的美学风格为诗坛所接纳。实际上，朦胧蕴藉本来就是诗的构成要素之一，雾里看花，月下赏桂，不都是很有诗意的吗？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诗歌里，“朦胧”既是客观存在，也是美的表现之一。这类诗之所以会引起那样强烈的反响，还是因为多年的审美习惯定势的作用。好比看惯了阳光下明亮景物的眼睛一下子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观赏风景，必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还因为我们对朦胧美的诗美特征久违了整整三十多年。

　　辛笛在两年后的《关于朦胧诗》（1999年9月）一文中进一步阐释道：“所以我想，‘朦胧诗’写出来只要有诗意，那永远也打不倒的，当然，也不可能排除其他的写法而独霸诗坛。而且一个诗人在他一生的创作中也不一定只写‘朦胧诗’，可能就出现在某个或某些阶段。”这种把“朦胧诗”纳入诗歌美学范畴的努力，可以归因于辛笛只是在低头仔细为缪斯整饬被风吹乱的衣袂，以传统的和西洋的融为一体的诗歌体验来从容地吹响自己的笛声，这何尝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家国情怀。简言之，辛笛除了诗歌创作之外，作为诗人的一个侧影从而清晰可辨。

　　本文讲述了包括辛笛等9人组成的“九叶诗派”的由来，而“《九叶集》出版之际，正是‘朦胧诗’勃发以至论争陡起”。辛笛认为“‘朦胧诗’写出来只要有诗意，那永远也打不倒的”。

本期目录

精彩文摘

闲话“亚丽安娜”

文 | 坂井洋史

　　最近我对于家藏民国旧版书进行一番整理，从中发现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中篇小说Хозяйка（1847年）的中译本，译题为《主妇》，译者署名“白莱”，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4月初版，想不起何时何处购得。以下是这个“白莱”居然引出来的极为琐碎的逸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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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译者，详情不明。该书无序无跋，不提供任何线索。我简单地查了一下几种目录和数据库，查到冠有“白莱”名义的单行本还有一本《卖不掉的商品》（生活书店，1935年2月）。这是短篇小说集。此外，也有“余白莱”名义的短篇小说集《两个时代》（侯枫主编“小丛书”第一种，联合出版社，1936年7月）。从这本书卷头《题记》和两本小说集所收各篇的笔致风格来看，可以推断两本书的作者原系同一人。“白莱”还发表过日本作品的翻译，也曾在1930年代留日人士在东京出的左翼刊物《东流》《质文》上发表过文章。这个“白莱”是否上面所提“白莱”“余白莱”也不得而知。其实，本文并非专论“白莱”、“余白莱”的，所以不再深究这个人物的底细。

　　余白莱名义的短篇小说集《两个时代》共收八篇作品，从中我们会看出两个熟悉的题目：一为《老洛伯尔》，另一为《亚丽安娜》。这两个题目就令人想起巴金收在第一短篇小说集《复仇》中的两篇小说《洛伯尔先生》和《亚丽安娜》。

　　这到底是什么事体？

余白莱《两个时代》封面及其目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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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确认余白莱两篇小说的内容。

　　《老洛伯尔》的梗概如下：

　　“我”是一个“零余人”，住在上海虹口的小旅店，过着无聊赖的日子。一天夜里，旅店电灯的总开关出了毛病，那时有个人突然敲“我”的房门，说是来借蜡烛。这个人五六十岁模样，一看就知道是个俄国人。他住在对面一间房，名叫“洛伯尔”。从那天后两人渐渐熟起来，熟到有时候交杯换盏了。洛伯尔没有工作，原来他的妻子卖淫养丈夫的。有一天烂醉如泥的洛伯尔闯进“我”的房间来，倒在地上。“我”叫洛伯尔的妻子来扶他回房间。但令人出乎意外且气恼，洛伯尔的妻子居然说“我”从洛伯尔的口袋里窃取了钱，大声嚷起来，一定要“我”还钱。喝醉了的洛伯尔也迷糊间竟然说起自己的口袋里确实有过五百金元。被冤枉的“我”在激怒下，将洛伯尔和他的妻子赶出了房间。但静心下来，“我”想到驱使他们干如此骗局的原因不外是贫困，结果还是原谅了他们……

　　另一篇《亚丽安娜》是由亚丽安娜（中国女人）寄给以前的情人白特的两封信而构成的独白体小说。白特出生于富裕的家庭，养尊处优，性格优柔寡断，顾虑到家庭的反对，不能下决心毅然与亚丽安娜结合。不满于白特的亚丽安娜离开他，跑到上海来，开始与志同道合的菲利同居，为了改革产生贫富悬隔的社会而一起参加斗争……两封书信表明亚丽安娜诀别白特的决心。

　　两篇小说的内容大致如上。从如此简单的概括也可以知道，余白莱的这些小说，虽然其标题与巴金的小说酷似甚至雷同，但内容迥然不同。

　　通读了《两个时代》所收其他六篇小说以及《卖不掉的商品》所收九篇小说以后，我倒觉得余白莱的作品作为1930年代中期、抗战前时段产生的小说，虽然称不上超群的精品，但几乎都在水平以上，写得还不错：父子之间的矛盾以及价值观的差距（《两代人》《冲突》《卖不掉的商品》）、资本家的刻薄和小市民的生活苦（《烦恼》《剩余》）等主题是在新文学中常见的，可以说是作家与时代主调发生共鸣的结果；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海外华工的苦境和侨乡的生活（《秋风》《两个时代》《在海外》《游子》）、流亡白俄的落魄和凄惨（《老洛伯尔》《没灵魂的人》《女贵族》）等主题相当有特色，标志着这个作家的开拓性和独创性，而且他的笔调并无轻浮浅薄之处，稳当适中。那么，余白莱为什么将令人容易联想到别人作品的标题冠在自己作品上呢？

　　的确，《老洛伯尔》中靠自己妻子的卖淫生涯勉强糊口的落魄俄国人此一特殊人物形象，令人想起巴金的另外一篇小说《将军》；《亚丽安娜》中身份悬隔的一对恋人也与巴金《不幸的人》《家》的恋人不无共同之处。尤其是前一个“吻合”暗示着余从巴金那里“借用”的可能性。虽然如此，至少就《老洛伯尔》和《亚丽安娜》两篇作品而言，其故事完全与巴金的小说不同，是原创的。那么，余白莱何必故意使用招致误会的标题而贬低作品的价值？这不可不谓是多此一举的不可思议行为。

Aniela Franciszka Wolberg

（亚丽安娜 • 弗兰西斯卡 • 渥伯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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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并不认为余白莱两篇小说的标题，即主人公的名字是“偶然”与巴金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一致的。

　　先看“洛伯尔”。这个名字（可用于姓亦可用于名）来源于古代高地德语中名字Hrodebert(hrod即“声誉”，bertha即“光辉”之谓)，其缩短形Robert（中文通译为“罗伯特”）是日耳曼语系中广泛使用的姓名。虽然今天Robert在英语圈内是极为普通的常用姓名，但它的词源本系由法国传至英格兰的古法语Robert，在今天法国也广泛存在着（十一世纪著名的诺曼底公爵是Robert一世）。那么，巴金在以法国为舞台的小说中命名法国人主人公为Robert，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但余白莱笔下的“老洛伯尔”却是个俄国人。虽然俄境内也确实存在着Robert（Роберт）的姓名，而且十八世纪以来俄国境内来了大量的德国移民，但是不管如何，它不是典型的斯拉夫姓名。

　　像我已指出，余白莱小说中“白俄题材”是比较突出的特征和艺术成就之一。且看这些作品中俄国人都是什么样的名字：《冲突》中父亲的俄国情妇叫“苏菲亚”，《没灵魂的人》中俄语辅导教师叫“刚果诺夫”（以上两名均为流亡上海的白俄），《女贵族》中沦为卖淫妇的白俄贵族妇人叫“玛丽亚·喜莲黎夫娜”。由此可见，作家似乎持有“作品中俄国人应该拥有像俄国人的姓名”此一“原则”。果然如此的话，余白莱给小说中俄国人以不像俄国人的名字“洛伯尔”，不是很“不自然”的吗？既然明知其“不自然”而敢为，那么，那里很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原因而起到作用。

　　从名字的“普遍性”这同样一个角度来看，命名作中人物以“亚丽安娜”也不能不说是相当“不自然”的。

　　余白莱《亚丽安娜》是一篇以中国为舞台、只有中国人角色出现的小说，而作中人物都称什么“亚丽安娜”“白特”“菲利”，这本来“不自然”。其实，在过去的上海或香港等“洋场”里，部分华人的确称过洋人名字，所以这一点可以暂且不去问。但是“亚丽安娜”这个名字，到底不像Mary（玛丽）、Louise（露易丝）、Linda（琳达）等常见的平凡名字，相当罕见吧？

　　至少在巴金那里，“亚丽安娜”的原文是“Aniela”。巴金1931年发表短篇小说《亚丽安娜》，两年后又写了散文《亚丽安娜·渥伯尔格》，由自己来说明小说《亚丽安娜》的模特儿是波兰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Aniela Franciszka Wolberg（1907年10月14日～1937年10月11日），因此“亚丽安娜—Aniela”此一对应关系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假如巴金没有公开发表《亚丽安娜·渥伯尔格》的话，仅从汉译“亚丽安娜”及其语音“Yali’anna”，我们很难想到其原文是“Aniela”吧？因为我们从“Yali’anna”这个语音，更容易联想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作曲家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歌剧《阿莉安娜》L'Arianna的那个“Arianna”。这“Arianna”是意大利文，来自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Ariadnē”（意为“特别圣洁的姑娘”），英语是Ariadne、法语是Ariane、波兰语是Ariadna。

　　被巴金译为“亚丽安娜”的“Aniela”是波兰语，词源是希腊语 ángelos （“神的使者”之谓。即基督教背景的Angel“天使”），相当于英语中很普遍的女性名字Angela。就是说，Arianna与Aniela两个名字本来是无法混淆在一起的两个名字，但是巴金的翻译“Aniela—亚丽安娜”会“误导”读者的联想。

　　那么，余白莱依据什么样的知识或意象，给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以这种名字呢？不管“亚丽安娜”是“Aniela”抑或是“Arianna”，它作为中国人偶尔使用的洋名，到底是否合适？如果是英语中比较一般的Angela，那还有可能，但是难道余知悉“ángelos ― angel ― Angela ― Aniela”如此人名起源及其各国语言中演变，最后达到“亚丽安娜”吗？不可能。据2017年波兰政府统计数值，波兰国内有Aniela名字的女性人数排名第53，不算特别多。原来“亚丽安娜”这名字，如果没有特别的契机，是不容易浮现在脑里的极为平凡的名字。

　　从以上关于“洛伯尔”和“亚丽安娜”的例子，我们也不能断言巴金的两篇小说就是这种“特别的契机”，也不能断言白莱确实从巴金那里“借用”人名。证据仍然不足。但是，偏偏与收录在同一部《复仇》中作品的“偏僻”标题巧合，确实增加人们对“借用”的无限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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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丽安娜”这个名字，使我们触及以往巴金研究领域中鲜为人瞩目的另外一个事实。

　　1936年2月和4月及1942年6月，巴金将自己短篇作品辑为三本《巴金短篇小说选》，由开明书店出版。除了对于作品文字也施了一些改动，对于前面两集所收各篇（短篇集序文除外）标题他还附上初出版本、初收版本都没有的世界语译题，更引起我们的注意（到了第三集世界语译题就没有了）。这选集第一集并肩收录《亚丽安娜》和《亚丽安娜·渥伯尔格》两篇，而这两个“亚丽安娜”都被译为“Aliana”。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困惑的事。

　　如前已述，“亚丽安娜”就是“Aniela”，而“Aniela”的世界语还是“Aniela”。退一步说，如果“亚丽安娜”是其中国语音容易令人联想的希腊语起源“Arianna”、“Ariane”、“Ariadna”，其世界语还是“Arianna”或“Ariadno”，那么“Aliana”那样的拼写无论从哪里都不会产生出来的。

　　这个事体只说明一个情况：巴金与《巴金短篇小说选》中世界语标题无关，没有参与翻译工作，甚至看校样时也没有留意过翻译妥当与否；知道“亚丽安娜”原文的巴金，不会将它译为来源不明的“Aliana”，亦不会在校样上看漏这个“错误”。

　　如此，就来了另一个新的问题：附在《巴金短篇小说选》前两集所收各篇的世界语标题出于何人手里？由于该书是开明书店出版的，我就想到巴金的一个好友的名字：索非。他还是个世界语学者，在开明书店任职之余，参与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活动，也出过一本世界语的入门书 。但目前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还在臆想之域，只好留诸后日慎重考据。

《巴金短篇小说选》第一集所收

《亚丽安娜》和《亚丽安娜•渥伯尔格》

　　人在隐私层面都抱着有从外部无法窥见到的无数“隐情”。但是巴金那样“文豪”的、有关文学活动的一些事实，在后世有可能被写进作家传记甚至文学史中去的事实，实际上一直未被充分发掘出来，而仍然给“巴金研究”留下大量的空白点……近年来我越来越这么想。以上所述“事实”，虽然极其琐碎，但或许有可能成为窥见“巴金”这个作家的“深度”，并将“巴金”理解为更立体丰满的形象之际有效切入之一。

2020年4月17日

　　《点滴》是巴金故居内刊，每年出版六期，内容与巴金及其著作有关，也旁及巴金同时代的人和事。欢迎读者投稿，诸如书评书话，读书札记，忆人论事，行旅所见等，惟求文章有点史料有点故事有点趣味；要朴素，不要流俗、滥调，更不要庸俗；那些短小精悍、大刊物上不发的文章，只要是率性之作，也欢迎来稿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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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瑞琪

图文：朱银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