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
我们的脚踏上梧州的土地，时间已经过了中夜，应该是两点钟罢。没有路灯，黑暗中看不见街景，我们一行五个人只是埋着头跟随挑夫走过那些陌生的街巷。除了我们的脚步外，没有别的声音。在一个丁字街口转了弯，我们走入大街了。警察岗位上没有人影，在街旁一个旅店的骑楼下歇着两副担子。借着从门缝里透出来的一线灯光，我看见了戴钢盔的军人的影子。轮廓是很熟习的。我走近两步，那边发出来唤我的名字的声音。我又在这里遇见那个朋友了。我和他先前才在拖渡上面分别了的。
挑夫把担子也放在这个骑楼下， 她们全是女人，唠唠叨叨地用广东话发议论。戴钢盔的朋友告诉我，他走遍旅馆找不到一 个房间，这时正托警察设法打电话去别处我一个借住的地方。如果有地方，他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早已听见人说旅馆家家客满，正打算去各处“碰碰运气”，听说有办法，便停在这里等候警察打电话的结果。
不到一会儿工夫，警察和另一个朋友从旅馆中开门出来。警察手中拿者电筒，在我们的脸上照亮下，他客气地表示，他也没有办法，要我们自己到旁边一条街上那家小旅馆去问问着。我们不能在骑楼下停留，只得催促挑夫领我们到那个旅馆去。
便是过道也定比马路好。 桂币四毫只合法币两角。 我们自然高兴地答应了，立刻打发走挑夫，又把行李存放在楼下厅堂里，再跟着主人到楼上去。
我们经过不时摇动的类似舞台:布景的楼梯，到了堆东西的房间。房间和过道都小得使人发笑。房里只可以放两张帆布床。过道上勉强容得下我们的五床棉被，我们七个人睡下，便把这两地方挤得满满的。主人幸灾乐祸地在旁边望着，要我们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要或者不要。我们不愿意睡马路，而且这时已到三点钟，我们的眼皮重重地往下坠，眼前的景物也有些模糊了。我们七个人差不多齐齐声地回答了一个“要”字。
以后的手续是登记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等等，每个人都得详详细细地写出来。于是我们可以自由地处置那个小房间和走廊了。两个朋友睡在房内， 那里有两张破床。我们五个人把铺盖卷打开，摊开被褥，倒下去便睡。刚闭上眼睛，什么事都忘在脑后了。真是好睡!
一觉醒来 ，时候不早了，我们才发觉自己睡在别人的房门口。我们害怕妨碍别人走路，连忙从地上起来，自己收拾了被褥。后来茶房送脸水来了，我们就在走廊前面栏杆旁边洗了脸，那里满地都是污水，我们不得不站在几块砖头上面。
我们出去吃饭。戴钢盔的朋友先走了。我们五个人走过一条整洁的街道，便找到一家广东茶楼。在那里吃东西要先买筹码，为了发警报时跑路方便。我们吃过饭，五个人分作三路去找朋友。我和上海友人到一家更小的客栈去看一位年长的朋友，他的地址还是刚刚从路上遇见的一位朋友那里打听到的。
客栈在一个小巷子里，还要转弯，门前有污水，进门是一个小小天井。越过天井便是厅堂，厅堂背后是厕所。房间只有那么少的几间。没有楼房。我们的朋友正坐在厅堂上读当天的报纸，看见我们，便放下报站起来。我们从他的谈话里才知道他们上岸比我们迟几分钟，便不得不在骑楼下坐了一夜，直到天明才找到房间搬进这里来。另外几个同行的友人这时都掩着门在房里沉沉地酣睡了。
后来这位年长的友人邀我们出去“饮茶”。我们在大街上意外地看见了一个咖啡店。年长的友人对咖啡有特殊的嗜好，这发见使他非常高兴。我们便进了咖啡店，走到楼上去。咖啡并不好，我们拿着杯子，一面谈话，年长的友人还为我叫了三客煎饼。煎饼迟迟地不见送来。忽然警报响了。几天来我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现在好像是老友重逢，声音也特别响亮。
坐在我们前后的客人很惶恐地跳起来，他忙跑下楼去，我们觉得奇怪。在广州我们没有“躲警报”的习惯，而且也没有可躲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坐在咖啡店中静听敌机投弹和用机关枪扫射。我们本来不打算走，便是下面骚乱地起了一阵闹声，许多人在嚷着，跑着，同时茶房也来催促:“警报!快!快走!”
这景象倒使我感到惊愕了。我们在这里是陌生的旅客，不知道应该怎样办，也不知道这里空袭的情形，连去防空调的路也不清楚。我迟疑一下，便决定跟着众人走去。年长的友人要先回旅馆去一趟，便跟我们分别了。我和上海朋友却跟在人群后面走向山洞去。
山坡上的路相当阔，人继续减少，我们走着显得很宽舒了。一边是更高的山，上面有树，有草，有藤；一 边是下面的城市，中西两式的建筑物掺杂地立在山下，安静得像玩具和模型。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山洞就在我们的右面。我看见了：一个，两个，.....并不大，一个人身子高。我们跳过一条小壕便可以进去。里面已经有人头在晃动。还有新的人走过去。有人弯着腰在进洞。我们继续往前面走，看见更多的洞，看见木柱拦住的窗......
穿黑制服的警察和防空部的人员到处巡视指挥。呜——呜.……短促的声音接连响着，急促而凄厉。紧急警报发出了。警察拿着武器指挥人们进洞。我们也找到了一个洞，埋着头进去。洞里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蹲在地上。这个洞似乎还通到旁边的另一个洞，可以转弯走过去。这时连过道上也挤满了人。我听见有人低声谈话，又听见另一个人发声干涉。我立在洞口，往里看，只看见朦胧的面影。有人叫我蹲下，我虽然觉得站立较蹲踞舒适，但是我也只好服从公意。我刚蹲下，从外面又进来两个女人:一老一少，年轻的服装还入时，不过面部未施脂粉。年老的胆怯地挤进里面去了，年轻的愿意留在洞口，即是在我的旁边。年老的再三催促，要她进里面去，她也不肯。她后来甚至带了点烦躁地说:“我不怕，你那么胆小。”她说的是广东话。
外面声音完全静了，忽然从远处响起了轻微的机声，声音自远而近，由小而大。“飞机来了，”有人这样自语道。大家差不多屏住了呼吸似地倾听着。
孔隆，孔隆……我知道这是轰炸机的声音。我们怀着严肃的心情等待着。高射炮嘹亮地响了。洞里好些人惊惶失措地颤抖起来。
搅乱了的空气渐渐地平静下来。机声去远了。洞外山坡上开始响起脚步声。我觉得两腿发麻，再也忍耐不住，便站起来走到外面去。一切同平时一样，在这里看不见轰炸后的创伤。城市安然无恙地躺在下面。上海朋友也出来了。我们就在阳光下面闲步，随便谈了一些话。我看见那个年轻女人站在洞口跟人讲话，脸兴奋地红着，身上有几处黄土，不曾拍掉。
人愈集愈多，洞里的避难者几乎都出来了。于是十分清亮地响起了解除警报的汽笛。每颗心都欣慰地沉静了。人们欢喜地微笑着。人群像江水一样缓缓地流下坡去。
在大街上我们遇见了年长的友人和另外两个朋友。他们先前也在山上躲警报。不过他们进的是大洞，还是被客栈主人带去的。我们一起正往前走，忽然注意到前面街口聚集了一大堆人，又有不少的警察。我们走不过去，也看不见什么，正在惊疑，心想该不是那里落了炸弹，却听见一个不认识的人说:是在捉汉奸。我们无法回到旅馆去，便去茶楼消磨时间。年长的友人正在那里吃了中饭。一个多钟点以后我们回到旅馆，才知道先前就在搜查年长的友人住的客栈，说是那里某一个外省人有做汉奸发信号的嫌疑。人是抓去了。 别的事不知道。年长的友人还应该留在客栈里等警察来检查他们的行李。
这天晚上我们用不着在走廊上睡觉了。戴钢盔的朋友和他的友人先得到一个房间，在楼下。后来我们也有了楼上的两个小房间，而且可以把行李全部搬了上来，在小楼上我们听见三个江苏布客的逃难的经历。他们在二十日的夜晚还在黄沙车站给朋友送行，二十一日上午在长堤他们却见不到行人了，一个美国女教士张惶地催促他们：“你们还不快走!日本人就要来了!”他们抛弃了行李，还出了重价雇到一只小船将他们载往石苇塘去。车站上已经没有火车开行了。他们起初步行，后来找到小船，在肇庆才搭到拖渡来梧州。他们离开广州比我们迟十几个钟头，却尝到十倍的辛苦。他们原是从长沙去广州看看那边的情形，他们在广州住不上半个月，现在却应该绕着这么一个大圈子去桂林转衡阳回长沙。他们搭不上去桂林的公路车，又买不到开柳州的船票；他们没有充足的川资住收费昂贵的旅店，又没有大的胆量每天听警报的汽笛。他们终于匆匆地挤上拖渡往桂平去了。是这样平凡的三个小商人，他们对广州市的莫名其妙的失陷以及当局的昏聩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们对抗战的信心却不曾因个人的受苦而有丝毫的动摇。早上我刚刚在洗脸，警报又来了。茶房上楼来催我们走，不给我们停留的时间。我们五个人一起走下楼去。 街上的情形 和我们前一天看见的一 样。
我随着他的手指望出去。在树枝中露出来的小段蓝天里，三架灰色轰炸机蜻蜓似地安然飞过。有人在后面干涉：“不要看!”但是飞机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以外了。这一次没有听见投弹声。过了半点多钟便解除警报。我们慢慢地走回去吃中饭。
年长的朋友搬了地方，他住在另一个较大的旅馆。我去看他，要经过一道桥。整整有一条多街中了燃烧弹烧成了废墟，桥畔还堆积着瓦砾。商务印书馆的废址给烧得焦黄的铁门锁住。门内只剩了断瓦颓垣。从门缝里我们看见烧残的书页散落在瓦砾堆上。
朋友们刚才躲在一个 最大的防空洞里。 那是用水门汀修建的，里面有电灯，还可以容纳 一千多人。
年长的友人决定提早去桂林的日期，他预备在那里编印刊物。我也有这样的计划。我在梧州没有工作。我们由广州运梧的书籍不曾运出来，这是受了载运公司欺骗，现在知道也无法追究了。
晚上在我们的旅馆里我遇见那位戴钢盔的朋友，我们交换了几日来的见闻，喝了他从广州带出来的酒。我们决定第二天去买船票，往柳州去。本来这里有公路车开柳州，可是车费较贵，车票更难买到。
《梧州日报》上刊出的武汉撤退的消息，报馆门前砖柱上挂着警察局长劝告疏散妇孺的布告牌。这个报馆每天要把本日的重要消息写出来贴在门口。每次我走过南华酒店总看见报馆门前万头攒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想在那里得到一点好信息 ，然而读到的大半是关于空袭的记载。晚上在南华酒店门前聚集了一大堆人。有人用激昂的语调演说保卫广西的意义。女学生唱起了救亡歌曲，随后人们大声喊口号，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梧州在怒吼了!
但是另一方面，市面上谣言很多，我们几个陌生者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街巷里的石板早被掘了起来，说是运往鸡笼洲去封江。外省人在这里因为语言不通、习惯不同的缘故,常常招来麻烦。虽然我们又听见人说克复广州，但是看到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广州市还在敌人的手里。希望成了一场空，我们对着报纸叹气。
船票没有买到，说是要预先登记。戴钢盔的朋友跑了好几趟也无办法。他决定把行李搬到码头上去，整天坐在那边等船，先挤上船去，再设法买票。我无意间遇见一个从广州来的新闻记者，他是我的老友，答应替我设法，并且热心地为我介绍了一个熟习这类事情的朋友，他称这个人为“张老板”。张老板要我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以前到南华酒店去听回音。
第二天早晨不到七点钟我到了南华酒店，那位做新闻记者的朋友还睡在床上，我唤醒了他。但是张老板已经出去了，朋友知道张老板此刻在洞天茶室，便陪着我去找他。茶馆里坐满了客人，我们却看不见张老板的影子。朋友要我稍等一下。我们各拣一个座位(还有两三张空桌子)坐下，朋友摸出一 张钞票换了一元毫洋的筹码，用它们来卖茶和点心。这是本地茶馆的新规矩，这样可以避免警报来时的混乱和损失。
我很舒适地躺在一把竹椅 上。飞机声突然孔隆地逼近了。主人变了脸色站起来，悄然说:“我们到骑楼下躲一躲，飞机来了。”我们跟着他出了大门，他看着一个茶房把大门锁好，才靠着墙壁移动，陪着我们走出巷子立在骑楼下面。
我们不作声，刚刚站定，机声就更响亮地进了我们的耳朵。一个警察忽然横着步枪惊恐地跳起来，他从骑楼下斜着头望天空，口里发出一声轻微的、但同时是恐怖的叫喊。他他看见了飞机，他见了飞机投弹的姿势， 他嚷的是:敌机投弹了! 接着爆炸声震破了静寂来证实他的警告。
我觉得我的脸上露出了苦笑，我想，要是敌机今天准备大轰炸的话，这个建筑并不坚牢的骑楼是不能够庇护我们的。但是敌机投掷了一批炸弹后便匆忙地飞走了。我们四个人看见旅馆主人回去，也从容地走回去旅馆。我们依旧安然无恙。
这个办法近于冒险，我们担心会因此失去行李，不肯照办。我要这个朋友陪着我们到中国旅行社去打听有无别的办法买到船票。他陪我们去了。
中国旅行社在这个时候也无办法。那里已经停止代售船票了。前面便是西亚酒店，是梧州最大的新式旅馆。我们知道那里也替客人代买船票，就顺便去问一下。
我们到账房去打听，一个本地人来答复我们。他的话倒很爽快。他记下我们的姓名和地址，要我们明天上午七点钟，到这里来同他一起去买票。他表示很有办法，我们倒是出乎意外地十分满意。而且为了免得明天早晨错过买票的时间，一个朋友提议索性搬到这个旅馆来住，我们当场看定两个小房间，付了定钱，然后回到名利(我们原先住的旅馆)去搬行李。到了名利，我才知道边（那）个戴钢盔的朋友居然挤上船走了。
晚上我在这里洗了澡，舒适地躺在四层楼的柔软的床上。没有声音打扰我。我忘却一切麻烦安然地睡了。半夜醒来听见警察来查旅馆，他们在敲隔壁的房门，后来进去问话。我睁开眼睛等候他们，但是他们却悄然过去了。
早晨我跑到楼下账房间去，还不到七点钟。昨天跟我们接洽的人不在这里。桌椅凌乱地放在一边，工人们正在忙着打扫。我站在大门口。街上冷清清的，少有行人，店铺全关着门，照例要到下午三点钟才打开门做生意。
我等待的那个人忽然从里面钻了出来。我连忙跑过去，问起买票的事，他要我等一会儿，说是时候太早。我便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等候。没有事情，早晨的凉风从外面吹进，我觉得疲，觉得冷，眼皮垂下来，坐在沙发上面打顿。许久没有消息。旅店的职员在我旁边安好了大圆桌吃饭。他们吃完饭，我以为可以去买票了，便望望那个人，他却一声不响地走开了。
到了九点钟，穿着整齐的中山装的旅店账房来对我说话了：“你要买船票吗?我现在陪你去。”他的礼貌使我相信他的热心的服务。我感激地跟着他走出西亚酒店。我们走过几条荒僻的街巷(早晨的梧州静寂得像荒墟),后来到了福安筏。他引我走上码头，转一个弯，走到挂着售票处牌子的木洞前面。但是木洞门已经关上了。他用手轻敲两下，没有应声，又重重地敲两下，依旧没有动静。他尽了责似地对我摇摇头说:“就在这里买票。恐怕下午才开门。”我才知道他也没有别的办法。码头上挂着“民财渡今晚七时开往石龙、柳州”的红纸牌。我除了白白望它两眼外，连话也说不出一句。 我的失望是谁也可以想像到的。
回到旅馆我把失望带给朋友们。一个朋友主张我去找张老板，我没有说话，连忙赶到南华去。张老板一个人在床上打鼾，房门开着，我走进去，我的重的脚步声不能把他惊醒。我只得大声唤他，一连唤了十多声，他才睁开眼睛，茫然地望着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开始说话。他才受惊似地动一下赤脚猛然坐起来。他含含糊糊地说，倘使有船开，他一定买得到票，要我下午一点钟去拿票子。我这一时的喜悦驱走了先前的失望。 我的奔走算是得到酬劳了。
这天没有警报。我们早早吃过中饭，我看自己的表将近十二点半了，便又去找张老板。我到了南华四楼，他还睡在床上，似乎这天就没有起过床。南华的钟还只有十二点十分，我来得太早了，不便去搅乱他的好梦。我在走廊上闲踱，我又在客厅里枯坐，足足等了五十分钟，才毅然走进他的房间。这次又轮着我来唤醒他。他没精打采地坐起来,他对我说，已经派人打听船去了， 要我等候那个人的消息。
我跟张老板没有多的话好谈，他似乎还应该再睡两小时，我后悔不该这样打扰他。但是他居然下了决心似地按了铃叫茶房打脸水。他洗完脸，那个“部下”回来了。“部下”知道的消息和我已经知道的一样，不过附加说船今晚来不来还不知道，而且票子已经卖光了。张老板还是主张替我们雇小船挤上拖渡。我虽然觉得这个办法不好，当时也不想再对他说一句话。失望之上又加失望，我过于麻烦自己了。
下午年长的朋友来打听买票的消息。做新闻记者的朋友也来看我们，很关心地劝我们采纳张老板的提议。我不能立刻答复他。另外两个朋友气愤地主张自己到福安筏去买票。他们去了一趟也没有结果。据说民财的票子早就卖光了。也许过两天有一只叫“民行”的船来，那时就有办法买船票了。
傍晚我打算到南华去告诉张老板:我们不再拿雇小船的事情麻烦他了。在路上我遇见做新闻记者的朋友，他邀我同去洞天饮茶，说不必去找张老板。时候还早，洞天茶室里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桌子大半空着，伙计们坐在角落里谈闲话。我在这里坐了半个钟头，张老板同着几个人来了，我觉得没有趣味，便告辞出来。
正是夜市开始的时候，街旁灯烛辉煌，行人相当多，大家安详地走着，没有惊惶的样子。但是我走入一条横街，就遇见了阴暗和冷静。我先前到福安筏去过一趟。这时还想再去，以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究竟更清楚些。我便走向通福安筏的路。路略向下倾斜，街巷里只有三四点灯光，我没有电筒照路，差不多摸索地慢慢走着。忽然飞机声传到了我的耳边。我仰头望，天上有好些颗星星。我看不见别的东西，但是我早从《梧州日报》门前报告板上知道了今天下午有一架飞机要从桂林来。一个苦力挑着担子走过我的身边，他惊疑地自语道:“机声。”我想对他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不过我无法使他听懂我的话。是的，我们自己的飞机纵然只有一架，但是在被敌机不断地轰炸了以后，一架自己的飞机也够使人觉得亲热，而且给人以莫大的安慰了。
到了码头我看见一只拖渡泊在那里，有两三个人挑着行李上船去，但是毫不拥挤。我觉得奇怪，便也跟着别人上去。舱里人不多，铺位大半空着，有几个木匣似的铺位上放着铺盖卷，一个小孩坐在卖杂货的桌子前面。我问他这只船开往什么地方，他说开往石龙和柳州，我又问卖不卖票，他说在下边卖票。这只拖渡的名字是“民富”，我先前在下面就看见了，于是我连忙离开船，大步走到木洞门前。洞门正开着，里面露出一 张胖脸，有人站在外面对胖脸说话，我兴奋地问了一句:“去柳州的票子还有吗？”
他告诉我价目，我付出钱把票子买了。另一个人买了民财的票，来交涉改坐这只船。胖脸不肯，他说民财也许明天就到，票子早已卖光，倘若允许客人换船，便无法维持秩序。这样看来，倒是民富救了我们，倘使来的是民财，我们连一张票子 也买不到。
我拿了票子，高兴地一口气跑到旅馆。我喘着气把好消息告诉同行的四个人。他们忙着收拾行李，准备上船。我还要到另一个旅店给年长的友人送票去。船上挂牌说是晚上十点开船，这时已是八点了。我们十个人应该在一小时以内上船。我经过洞天茶室，还进去跟那个做新闻记者的朋友告别。他看见了船票也替我高兴。我应该感激他:他在这里已经给我帮过不少的忙了。而且他自己也还陷在“要走走不动”的境地中！张老板知道我买到了票子，却不说一句话。
我把票子送到东亚酒楼，年长的朋友正在交涉雇民船，跟茶房介绍的船夫谈了一阵还没有结果。他意外地得到船票便准备立刻动身了。我在那里略一停留又匆匆跑回旅馆。到了我们住的西亚酒店，我才知道已经付出了的这晚的房钱经一个朋友交涉以后又退了回来。
九点钟光景，我们上了拖船，这时船上已经挤满了人，年长的友人一起五个人不久也都来了。船大约在十二点钟才离开梧州。
1938年11月底在桂林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