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怎么做都是错︱三九专栏

在《李焕英》之后，又一个女性家庭题材《我的姐姐》引发了市场和舆论的震动。

它们的出现，再度说明无论出于什么考量，商业电影一定会悄悄地回应社会思潮。

电影的品质本身是一个问题，而它们带来的讨论又是另一个问题。

为《我的姐姐》喊句冤

文/三九

作者简介：枪稿主笔，电视电影综艺观众，目前正在潜心研究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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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姐姐》是一部不够好，但值得一看的电影。

因为它的确以极大的野心呈现了女性生存的诸多困境，在开放二胎政策的今天更有讽刺意味，哪怕它有蹭女权热点、蹭国民情绪之嫌。

但看完诸多豆瓣一星评论，我震惊了，没想到居然有不少人都觉得电影在道德绑架，在宣扬“姐道”，还因为最后那个倾向于表示姐姐放弃了进京读研的机会，留下来抚养弟弟的大结局而痛骂。

八千多人认同《我的姐姐》是在宣扬“姐道”。

或许是因为我深知在目前国内的环境里，创作者不得不做诸多妥协，才能让一部原本可以有更多表达的电影，以被阉割被变形的姿势呈现出来；在一个鼓励生二胎的时刻，一部明显会引起恐婚恐育恐孩焦虑的电影，或许并不会有更好的、不虚伪的结局。

但除此之外，我真正困惑的是，如果电影结尾干脆就说姐姐把弟弟送去领养，自己勇敢追求梦想，真的更高级，更“女权”吗？

《我的姐姐》故事原型被认为可以追溯到2013年的一篇天涯热文《父母去世后，我把两岁的弟弟抱养了出去》。

这和当下最受欢迎的冷漠女主角一路打怪升级的爽文爽片套路有什么区别呢？女性的觉醒，女权，意味着女性活出自我，但绝不意味着在每一个非黑即白的选项面前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精致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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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和编剧已经为了展现姐姐最后抉择的艰难煞费苦心，他们把片中的领养家庭安排成大富大贵且极富爱心，一则好突出姐弟亲情，二则是真把弟弟送出去了，观众情感上也比较好接受。这就引起了另一层讨论，假如没有找到这么完美的领养家庭——事实上这么完美的领养家庭实在少之又少吧——观众们会接受姐姐随随便便就把弟弟丢给别人吗？

“姐姐”的新闻原型人物原本也是独生女，上大学期间父母不顾她的极力反对要了个儿子，女儿当即与家庭切段经济联系，独立供养自己。后来父母期望女儿把名下的一套房给弟弟，因为她手里还有爷爷的一套房，遭到女儿拒绝。父母意外离世后，姐姐和亲戚们经过一番踢皮球，最终把弟弟送给了一户农村家庭。

八年前网友们对待该天涯帖子的回应和今时会有差别吗？

原型故事比电影残酷许多，在法律规定之外，对于真实的姐姐的做法，我不会批判，但也很难说赞许。很多时候，现实生活中非黑即白的抉择之外，外人只能以灰色的态度旁观，告诉自己少对别人指手画脚，同时庆幸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与其说电影更改了大结局，是在宣扬“姐道”，倒不如说这也是对于其他没有那么强悍的姐姐来说更真实的真实。哪怕有千万种正当理由把自己的弟弟送走，但我相信做这个最终抉择的过程一定是极其艰难的。

我并不觉得到了最后，“姐姐”在道德层面上完成了她自己的人物弧光，我反倒愿意把它理解成姐姐的内心产生了更丰富的层次——再次强调，我绝不认为姐姐继续忍辱负重，为弟弟更改自己的人生轨迹是值得颂扬的行为，我由衷希望所有面临类似选择的女性都能更勇敢一点，甚至绝情一点，但如果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强悍或如此理性，我们是否应该以深切的同情，期望她能够在凄苦的命运里，少一些恨意，与她已无所指的仇人，她已故去的父母做单方面的和解，活得快乐一点？

《我的姐姐》的结尾，姐姐又把弟弟从收养家庭带走了，改写了现实帖子的结局。

这不是认命，而是人生在世所必要的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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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绑架、亲情绑架意味着创作者不断地提醒女主角，她应该出于道德感或者亲情做出选择。可电影并没有这种明显的导向。

因此，让我同样震惊的，还有观众们对弟弟同情的缺失。姐姐值得同情，弟弟也值得同情啊——他一出生便背负着来自姐姐的仇视，而这仇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居然还是正当的。更要命的是，他才6岁，父母就去世了，变成了孤儿，随即看惯了大人们的脸色，连亲姐姐都口口声声说要“卖了”自己。

《我的姐姐》中“弟弟”的饰演者金遥源，在参演电影前早已是个有几百万粉丝的抖音网红。

观众们指责弟弟的完美人设，但抛却创作上的偷懒，弟弟从一个哭闹的小孩，变成一个说大人话的小大人，不也正符合一个为免于自己被抛弃的幼儿有可能的行事逻辑？在指责他的完美人设时，观众们有没有想过，所谓完美，正是他们避之不及的“懂事”，他们不希望姐姐继续“懂事”，却又认为“懂事”这种品质在弟弟身上就是完美。

或许大家只是在恨，如果弟弟顽劣一些，姐姐抛弃他会更理所当然，但这恨不该变成弟弟的罪。

问题不是姐姐造成的，她是受害者，弟弟又何尝不是？问题已经存在，事实无法改变，在绝没有万全之策，做任何选择都会后悔的情形下，作为一个想要突破道德的束缚，却又无法彻底挣脱的，有天然的骨肉亲情与恻隐之心的个体，姐姐要面临何种困境，经历何种挣扎，这是电影最重要的表达，也是电影的可贵之处。

《我的姐姐》中有两个“姐姐”形象，一个是张子枫饰演的安然，另一个就是朱媛媛饰演的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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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不少观众都希望姐姐别要这个弟弟了。

但每每生出这种想法，我又会觉得自己太绝情。事实上，作为一名女观众，在弟弟出现的一刹那，我就已对他生起无名火。印象最深的是姐姐第一次见完男友一家人之后，与众人道别之际，弟弟突然对着她大喊着“妈妈”冲过来。看到那里，我心头一凉，陡然生出对那个六岁的男孩的恨意。或许这恨要来的更早些，在在他哭闹着要肉包子的时候，在他大叫着说这是我的房子的时候，在他朝姐姐吐口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你爸妈都死了，你为什么不能懂事一点？

《我的姐姐》中，安然男友（梁靖康饰）带安然（张子枫饰）见家长。

但我如果继续想的话，和那群指责姐姐冷血无情，不管不顾弟弟的亲戚们，又有什么区别？“懂事”，这个中国传统观念里对孩子、对子女最重要的赞许之词，意味着剥夺与控制。

而弟弟和姐姐都是最不该被指责的人。无论是骂完美弟弟人设的，还是骂影片三观不正，宣扬“姐道”的，无疑都把六岁的弟弟视为了姐姐最大的敌人，可姐弟从来就不应该是敌人，我们在更深刻地体会到姐姐之痛前应有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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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叫“我的姐姐”，但电影显然没有以弟弟的口吻讲故事，所以不妨把“我的”理解成更广义上的“我们中国人的”——你总能从自己或者亲人或者朋友身上，或者社会新闻里看到过深受其害的姐姐的影子。

有意思的是，张子枫的银幕形象或许也能成为我国重男轻女受害者的代言——她早在《唐山大地震》里，就扮演了因保男不保女而被抛弃在废墟里的那位姐姐。

张子枫的演艺生涯可以说正是从《唐山大地震》开始的。

弟弟问姐姐，爸爸妈妈为什么不早点生自己，姐姐没有回答，电影也不敢在此过多着墨。在绵延已久的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姐姐这一代人还承受着属于计生时代的创痛。

但是，“重男轻女”本质是一个经济逻辑，而在今天，这个前提往往被无视、被忽视，反而只被认定为一种丑恶的、背德的民俗。

我们无法推测出在一个对男孩和女孩的爱已扭曲的家庭里，会有何种姐弟关系，我们只是已看过太多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最终变成扶弟魔和吸血鬼这样的“怪物”，一个人终生都被迫以牺牲自我为使命，另一个人则不断地索取——比如故事中的安家姑姑和武家舅舅。

《欢乐颂》中“樊胜美”这个角色的人生历程，是“扶弟魔”一词的最初来源。

每个人中国人都或多或少被此影响过，但这真的是封建传统的后果吗？是男权社会导致的吗？其实这明明是一个“共和国问题”，哪怕是阶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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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伦理，道德枷锁之外，姐姐在与弟弟的朝夕相处中，萌生爱意，这血浓于水的亲情，明明应该是故事里最动人的情节，但我们想要嘶吼出的恨意太重，已无法感知到了。

事实上电影里还有不少展现弟弟童趣的可爱小细节，但由于姐弟已在他们命运的河流里溺了水，观众也很难从会心一笑中得到些许解脱。

类似反应社会问题的电影往往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愤怒、悲伤。这正是由于我们深知，现实生活中，公义难寻，平等难觅，哪怕我们已经讴歌了无数次所谓的美好生活。正因为痛苦无处说，所以这类电影的嘶吼声音总是格外大，它们笨拙地想要靠角色的独白表达出诉求，以至于以牺牲艺术性为代价。

有人会谴责这样的电影过于鸡贼、过于技巧，但无论如何，敢于讲述，能够呈现，已是不易，况且在当前语境下，唯有如此愤怒才能引起广泛讨论——当年更深沉的《嘉年华》可并未得到足够关注。

《嘉年华》故事原型来自于2013年海南小学校长和官员性侵幼女的案件。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恨应该只是观影触发的第一个动作，它理应带来之后一层一层的思考。

编辑/徐元

排版/手动贩卖机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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