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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中国的年轻人太急了·我快九十了还在摸爬滚打

2017-06-07 微店云课堂


 

 王石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谷底之后的反弹力”。


  从打造红塔集团,到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7年),“中国烟草大王”褚时健曾跌至谷底。但他2002年保外就医,74岁携妻种橙,让世上多了一种叫“褚橙”的水果,也让自己再次成为传奇。


  为何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还能“触底反弹”,走出一条令很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V字型”人生道路?《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云南玉溪褚橙果园,专访褚时健。



“经历几十年,七八十岁才有点耐心了”


  记者:很多人最好奇的是,您74岁时决定种橙子,橙子要好几年才挂果。您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更快速见成效的事?

 

  褚时健:现在社会上太多人这么想,都想找条直路走。尤其年轻人,大学读完书进入社会刚几年,就想搞出名堂,实际不是这样。人生很多事,不是一条直线。我也曾经是年轻人,从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社会变动很大,很多希望都破灭了。尤其是我40来岁的时候,几乎所有希望都不存在了。


  当你抱着很大希望的时候,失望很多;当看不到希望之后,希望又好像慢慢看得着一点。

 

  记者:现在不少年轻人有种浮躁的心态,想“一夜暴富”,不能承受短期内没有回报的事情。您怎么看?

 

  褚时健:时代不同了,年轻人期望值很高。我年轻时,一家三口人从昆明到玉溪,看到修路工人们临时住的房子,都非常羡慕。当时我们都觉得:“一辈子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这一生就得了!”


  现在年轻人的知识面、信息量比我们那时强多了,但年轻人的特点还是一样:把事情想得很简单。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从福建来找我,说自己大学毕业六七年了,一件事都没成功。他是性子急了,目标定得很高,想“今年一步、明年一步,步步登高”。我对他说:你才整了六七年,我种果树10多年了,你急什么?

 

  记者:您创业就从来不急吗?

 

  褚时健:我们开始时,眼前是一棵这么高的小树(伸手在膝盖的高度比划),还有满山红土。我开始也急,也想马上成林、马上有利润,种了两年树,还是满山红土,(橙子销售)到了2007年还不好办。但是我历经几十年,在进入七八十岁时,就有点耐心了。现实教育我们,果树每年只能长这么高,肥料、水源等问题都是原来想不到的,所以急不得。

 

  记者:您在农业技术方面的积累,此前几乎为零,为何认为自己能超越有经验的农民和有知识的农业专家?有没有做好“种橙子失败”的打算?

 

  褚时健:那是要想的。一件事,一点不懂,我不敢干。我学了七八成,有七八成把握,才敢干。我考察了水果市场,外地运来的冰糖橙很贵,本地的便宜,但产量少。我就想,除了天灾,总能整成。




“跌得越低,反弹力越大”


  记者:青年中创业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有能力承认、承受失败。您怎么看?

 

  褚时健:年轻人现在不过二三十岁,人生历程还很长,要二十年年见成功。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大事业。困难多,搞好一点,信心就大一点,只有这样走,一步一步来。比如橙子,只要一公斤能赚一分钱,上万吨就能赚多了。你想心急,就做不成。

 

  记者:您说要二十年见成功,但很多年轻人想“赚笔大钱,一劳永逸”,您怎么看?

 

  褚时健:以前有不少人在社会变动的时代抓住机会,一下发了大财,比如搞房地产。还有人靠亲戚、靠父母,现在财富很大,我也认识。但现在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是靠机遇、靠父母,我也认为他将来守不住。

 

  记者:在您看来,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机会还多吗?

 

  褚时健:国家要转型,始终要靠人来破解难题。年轻人两下整不成,就想散场算了?这不行。要坚持下去,莫怕苦,多动脑筋。脑子不活也不行。我老伴就说我,如果搁一块地在我面前,它为啥比两边的地产量好?别人不关心,我看到了就一定要研究。人不去试,方法不会出来,一点点摸索才出来。机会始终是有的,你不注意,它就过去了。

 

  记者:有人说您这十二年来种橙子是“触底反弹”,您自己怎么看?

 

  褚时健:跌得越低,反弹力越大。

 

  记者:很多人都问过您的“触底反弹”秘诀,想取经,您都怎么回答?

 

  褚时健:种橙子的人不少,但今天可以说,要像这样种好上千亩的还不多见。有的人来我的果园看了一次,回去就开了八九万亩的新果园,但我看来,基础没打好,后头要吃亏。像今年我们碰到的难关,十几年没遇过。连续高温一个多月,果子都被晒掉了。但你看我们的五条管道从对面大山来,面对高温,果园有水维持。别的果园如果基础不好,损失就大。而我们还能保住和去年一样的产量,就是因为农业基础打实了。这个也是年轻人最难理解的。人在年轻时,要先学会吃苦,要实实在在挣钱,才能拿得住。就像搞农业,如果你质量搞不好,经过一个周期,10元资产就变8元了。

 

  记者:现在卖什么都讲“互联网思维”,作为80多岁老人,您“跟潮流”吗?

 

  褚时健:电子销售现在挺火,但我晓得,如果这时候头脑一昏,质量下去了,很快就会垮。

 

  记者:开始种橙,您已经74岁了。回头去看,如果种橙失败,您还会考虑再一次创业吗?

 

  褚时健:我还真想过,就是养羊。我就想,云南气候条件比出产羊肉的西北地区温暖湿润,怎么不能养?我也认真研究过新西兰、澳洲的气候条件、羊种、牛种……但没想到80岁以后,这两年身体和精神状态下降快,不如以前了。现在看,这辈子只能在山里种橙子了。




“总想找现成、找福气、靠大树,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记者:现在年轻人中流传一句话:“迎娶白富美、当上CEO、登上人生顶峰”,在您看来什么是人生的顶峰?

 

  褚时健:(摆手)人生没有顶峰。我管玉溪卷烟厂时,有个主任问我:你是不是给国家利税交到50亿,就可以不干了?结果烟厂交到60亿元利税时,我对他说:“劲头比原来还大。”

 

  记者:为什么“比原来还大”?

 

  褚时健:一个人做事,不是只为了吃穿。其实我自己的钱,一辈子简单吃穿是用不完的,吃太好还不习惯。像名牌,我就不喜欢。有一年我出国,一家英国公司在伦敦的高级酒店设宴,出席宴会的公司高层都是西装领带、皮鞋擦亮,我不喜欢“拴”领带,就穿得很普通去了,英国老板都很吃惊。

 

  记者:以前您办国有烟厂,有人说您是靠政府垄断资源成功,现在您自己种橙也成功了。但现在不少年轻人都想去国企、政府“背靠大树好乘凉”,您怎么看?

 

  褚时健:这几年,不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跑来问我:“为啥事总做不成?”我说你们想简单了,总想找现成、找运气、靠大树,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我八十多岁,还在摸爬滚打。我现在蹲下就站不起来了,但分枝、挂果的时候我都要去果园,坐在边上,让人扒开树叶露出果子给我看。

 

  记者:现在更多年轻人投奔“北上广”,也有人选择回农村,您怎么看这两种选择?

 

  褚时健:前几年,农大毕业生都不想来我们这个“山卡卡头”(方言,指偏僻的地方),今年来了好多个。我说你做对了。你安心一步步来,只要三五年,就成了。在城里拿5000元工资不容易,但果园里的一对小年轻,一年工资上10万元,媳妇也快生孩子了。

 

  记者:很多人好奇,当初您承包橙园,怎么能保证看到挂果?

 

  褚时健:看得到。因为我承包时,这里就有3000棵老果树,每棵管理成本10元,产50公斤冰糖橙。直到现在,这些老树还在。很多果园七八年的树就衰了,广东、广西的同行问我:为什么你的老树还挂果?到底几年淘汰?我说,30年(一般果树20多年)。

 

  记者:为什么考虑得这么远?冒昧地问,30年后,自己还能看到吗?

 

  褚时健:(笑)这也是对社会、对中国土地资源有用的事。如果土地涵养好了,同一块地的水果产量能从一吨升到两三吨,就能省出千百亩土地。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附录


  王石:我为什么崇敬褚时健


  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所以,我每次来不能说是看望他,应该说,每次都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取经的。他一年创造300亿元税利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元,差距非常大;我们去年才缴了300亿元的税,而褚厂长在二十年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那还是二十年前的300亿元。所以,在褚厂长面前,我只是前来学习的后辈,他一直给我非常强烈的内心触动。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哀牢山。我见到他的时候,老人家戴着一顶破草帽,衣服的圆领还是破的,比现在穿得还旧。那时他正和一个人讨价还价。那个人帮他修水泵,开价80元,褚厂长说:“最多给你60元。”他俩就围绕着80元还是60元讨价还价。想想看,他曾经是多么叱咤风云的人物啊!


  之后我们开始聊天,我很好奇地问他:“您前后做的事情差别太大了,我相信您能搞成,但有一点不明白:既然种橙子,为什么不引进国际上很好的橙苗,而是从湖南引进种苗呢?”


  他就给我讲道理,说哀牢山的土壤怎么样、气候怎么样,说:“我一定能种过他们。”之后大谈挂果之后是什么情况,又说这种橙子怎么怎么好。我就问他挂果要多长时间,他说要六年。我当时一盘算,六年之后他就80多岁了,一个70多岁的老人创业,大谈80多岁以后的场面,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啊!而我对自己晚年的安排,和他的境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发自内心地佩服他。在和褚厂长接触的过程中,你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能在当年把企业搞得那么成功,绝不是因为政策、特许经营,或者偶然。


  那次之后,我们经常通电话。十年后,大家都看到了,褚橙已经很有名了。


  通常来说,我和褚厂长会被当作同一时代的企业家。我们都创过业。我于1983年到深圳,1984年创建万科,这些我记得很清楚。创业时,我在万科办公室的地板上写了两行字,第一句引用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的话,“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社会做什么”;第二句是巴顿将军讲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上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巴顿将军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非常欣赏这句话。我到深圳以后,有低谷,有反弹,有很多曲折,但再怎么也不像褚厂长那么曲折,所以,我那一次非常感慨:褚厂长已经70多岁了,还在展望六年之后的漫山遍野,所以用巴顿将军的话来衡量褚厂长是再恰当不过了。


  当时,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哀牢山上冰糖橙》。但那篇文章不是写给别人的,而是在谈我自己的感受。之后很多企业家因为这篇文章知道了褚厂长的现状,都想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包括柳传志先生,去年他专门到这里拜访了褚厂长。可以说,褚厂长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精神,一种在前进中遇到困难、并从困难中重新站起来的精神。


  这次来,我不仅仅是吸收营养,还想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家能够系统地了解他,我还希望能够有商学院做关于他的研究。


  因为褚厂长把一个看上去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做成了,而且这种成功是可示范、可借鉴、可学习的。他就在这里,他就在做,做得很辉煌,他可以给世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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