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2021年第10期目录及摘要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系统观念是新时代基础性的

思想和工作方法

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历史舞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造性运用首先在于，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基础。其次，系统观念运用的具体表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系统性分析，按照大系统制约小系统、小系统促进大系统，系统内一切要素相互联系的原则确认其关系，在研究这三大规律的过程中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观念；三大规律

作者：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 200233）。

启蒙哲学的双重属性与

马克思的解放逻辑

摘要：启蒙思想源发于上帝之死所留下的形而上学空场。这一空场带来了认知的超验确定性保障的缺失，并最终为启蒙所弘扬的人之理性所填补。被启蒙精神所弘扬的理性是一种不断批判和建构的力量，它蕴含着动态的实践性诉求，由此构成了启蒙的第一重属性。然而，启蒙对超验性的批判却同时带来超验的思辨神学的建构，动态的理性在后康德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悖论。因此，重建丰富的启蒙精神，或可回到康德，在一种界限性思维之下保障启蒙理性的非超验性，但却在避免了悖论性的同时丧失了理性固有的动态性；或可回到福柯，启蒙理性在不断试验性越界的过程中保留了理性的动态性，并避免了自身走向超验神学的重构之路。马克思的哲学借助于其固有的“批判”路径实践着试验性越界的理性实践，并在对人之解放的可能性条件的现实考察中，避免了理性批判走向超验的思辨神学之路。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性地继承了启蒙思想。

关键词：启蒙；理性；动态性；悖论性；越界

作者：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儒家伦理的现代认同危机及现实回应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儒家伦理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认同危机的实质是中国文化生态失衡引发的主体精神紊乱−生存意义的遮蔽和自由的丧失。其文化成因是社会的科学取向消解了伦理的神圣意义和本体承诺，把伦理抛入了主体和历史的附属物中。一旦脱离意识形态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再生产的社会结构，儒家伦理的价值理想将会失去通过制度得到普遍兑现的现实路径；同时，在多元道德语境中儒家伦理必须面对文化他者和合理化叙事模式的双重挑战。儒家伦理被现代化封存在了历史精神之中，成为个体的文化习性和伦理情结。因此，儒学必须重返生活世界，通过吸纳“社会”“历史”范畴辩证整合历史与价值的紧张，才能真正揭示儒家伦理现代化的必然性。

关键词：儒家伦理；现代认同危机；现实回应

作者：张春光，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 250100）。

美国哲学整体论思潮的自然主义与

反自然主义分形

摘要：美国哲学整体论思潮发端于蒯因自然主义整体论，迄今在宏观上已形成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两大分形；分形的依据是对黑格尔集大成的西方近代先验哲学的态度，反对者为自然主义，赞成者则为反自然主义。在微观上，自然主义分形囊括蒯因自然主义整体论、哈克温和自然主义整体论和前期库恩科学历史主义整体论等；反自然主义分形包括后期库恩理性重构主义整体论、戴维森变异一元主义整体论、布兰顿概念实用主义整体论等。不过，反自然主义整体论与自然主义整体论的关系不是绝对对立，两者虽然在研究立场、思想主张等关键点上彼此冲突，但在倚重整体主义方法、语言、分析风格等方面却具有一致性。美国哲学整体论思潮代表了西方哲学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

关键词：整体论；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语言 确定性；意义

作者：夏国军，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444）。

金融业“过度”扩张：中国的事实与解释

摘要：2005年之后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并且出现了超越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典型现象，表现为金融业“过度”扩张的特征事实。以2005年之后中国相继出台的银行业务和经营范围管制放松政策冲击效应为基础，构造相应的工具变量，可检验出中国各省份地区中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对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揭示出，中国情景下金融业“过度”扩张对以工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发现这种抑制效应是通过金融业“过度”扩张对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挤出效应而形成。进一步的检验结果发现，中国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内在动因，既与金融业扩张可以促进地区GDP的快速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偏向于发展金融业的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又与金融业扩张可以带来地区财政收入的激励动机有关；同时，还与金融业扩张可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筹集能力的激励动机相关。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中国金融业“过度”扩张的典型事实、判断依据与形成机制提供了独特的实证证据，也为检验和判断推进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的改革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关键词：金融业“过度”扩张；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挤出效应；动因分析

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2）。

中国企业债务的重要特征与近期演变

摘要：近年来，中国企业债务的激增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较大关注与讨论，为此有必要考察中国企业债务的重要特征与近期演变，尤其是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冠疫情对企业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美国主要是家庭部门借债不同，自2008年以来，中国主要是由非金融企业部门推动着债务总额与GDP比率的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债务具有高度的“结构性特征”，即大部分债务集中在一小部分企业。2015年以来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并提升了其业绩水平。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去杠杆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以提高企业的直接融资比重，并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于缓解中国的企业债务风险至关重要。

关键词：企业债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冠肺炎疫情

作者：钟宁桦，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 200092）；陈婉怡，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解咪，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

政治体制能力：一个解释国家治理

兴衰的分析框架

摘要：国家治理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为基础，政治体制能力则是政治体制的执行能力，集中表现为政治体制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上的实践状态和取得的积极成效，因而政治体制能力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支持，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治理的兴衰。政治体制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由国家治理的性质内在决定的，政治体制能力有着强烈的问题导向和明确的积极承诺。政治体制能力起源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它以制度、行动者和思想作为原材料，危机挑战、竞争压力和使命引领共同构成了政治体制能力发展的动力源泉。良好的国家治理以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持续改善，要求始终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这就意味着，政治体制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和发展完善，从而不断地塑造强大的政治体制能力。

关键词：政治体制能力；国家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党

作者：汪仕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 201620）。

国家治理的技术框架：

从管理工程到社会工程的空间重塑

摘要：空间既是技术的作用场域，也是技术的功能边界。国家治理实践的技术逻辑是在行政与政治和社会，技术与价值和形式交互格局的复合生态中体现的。公共管理对技术空间的认知存在结构性偏差，技术叙事既不能拘囿于管理工具的视野，也不能超越了时空的发展限度和客观条件。国家治理的外部技术场景不止于管理效能，也体现为将国家和社会整合为共同体的工具运用和资源配置能力。国家治理的内部技术场景不止于管理工程，作为管理实践也体现为行政资源的配置方式，作为政治实践是价值实现的途径，作为制度实践是形式的建构基础和实践途径。公共管理需要客观全面认知技术空间，实证看待技术的发展，从行政生产理解技术的本质，以社会工程替代管理工程重塑国家治理的技术场景。

关键词：国家治理结构；技术理性；技术延伸空间；行政、政治和社会

作者：罗梁波，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四川成都610031）。

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百年变迁

——主题与变奏

摘要：作为依规治党的根本大法和依法治国的价值担纲，党章构成了“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党章内含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发展主义”三项根本法，是理解党章百年变迁的内在线索。党章中的“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社会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换，克服了时序上的盲动主义和内涵上的教条主义，进入了用“中国特色”探索和定义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党章中的“民族主义”有着民族先锋队和民族共同体的双重内涵，并呈现出构成性民族主义和超越性民族主义的双重面向；党章中的“发展主义”在阶段上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换，在理念上正在实现从传统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的历史跨越。党创制了党章，党章也在塑造着党。正确处理党章三项根本性议程及其内在张力，是“通过党章的治理”之关键所在。

关键词：党章；变迁；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发展主义

作者：朱林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重庆 401120）。

新生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研究的新路径

摘要：通过聚焦新生代价值观念及其行为模式的研究，为理解文化结构如何产生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提供一个框架。既有研究存在两点疏失：其一，既有新生代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研究缺乏聚焦性实质理论。为此，文章将代际秩序纳入社会秩序的考量中，试图从权力遵从、规范共享和利益契约三大经典社会秩序理论出发，观照现有较为零散的青年及代际关系研究。其中，“秩序”作为本质要素，突破了原本仅对青年亚群体的研究囿于中观或微观层面的局限。其二，既有研究在因果机制解释方面，忽略了“文化结构”对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价值观及行为模式的传导和塑造。因此，有必要在常规的宏观经济结构变迁引发微观个体价值观形成抑或变动的共识性理解中，借助文化社会学理论工具，增加“文化结构”这一中介传导维度，以完善既有的因果解释路径。并将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具体操作化为传统话语体系、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和市场话语体系的并存。关注这一文化结构的中介作用，对理解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及行为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

关键词：文化结构；价值观；行为模式；新生代

作者：周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 200433）。

空间身份权利：

转居农民的市民化实践

摘要：转居农民的市民化是我国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实践内容。现有关于转居农民市民化困境的研究将其界定为“一种社会文化问题”，集中于文化适应和认同转型的讨论，但这种预设身份和权利一体化的讨论是不充分的。准确地说，转居农民的市民化是“空间身份权利”的实践，从城市、项目和村庄三重空间对转居农民进行赋权，其获得的并非基于一般市民身份而拥有的“市民权”，而是基于多重空间赋权逻辑获得的一组包括基础权利、特殊福利待遇和稀缺权利的复杂权利集合。“空间身份权利”的解释框架可以从权利来源和赋权逻辑的角度厘清转居农民市民权利缺损的原因，丰富关于市民赋权多重逻辑的讨论，也为市民权的建构引入行动的维度。

关键词：空间身份权利；市民化；市民权；转居农民；城市化

作者：吴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西方当下事件理论动向管窥

——齐泽克和伊格尔顿的事件理论比较

摘要：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巨大危害性的明确认识和对文化话语与理论争辩的极度厌倦抵制情绪，西方理论界掀起了回归事物思潮，“事件”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大陆派的理论代表人物齐泽克的《事件》和英美派的代表人物伊格尔顿的《文学的事件》是事件学领域最前沿的成果。虽然由于立足点不同，齐泽克和伊格尔顿两人对事件的性质功能的看法各不相同，但由于理论语境和思想倾向相同，他们的关注点和思想目标完全一致：都将注意力从语言话语、文化结构转向物质实在、客观现实，都致力于借助事件解构现成语言话语、文化结构。这足以说明，当前西方理论界，无论是大陆派还是英美派，都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过去的语言游戏泥潭，走向了探索和建构事物本身的新境界。

关键词：齐泽克；伊格尔顿；《事件》；《文学的事件》；后结构主义；言语行为理论

作者：肖锦龙，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08）。

重释契诃夫《伊凡诺夫》在

戏剧史上的价值

摘要：契诃夫写于1887年的剧本《伊凡诺夫》是一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剧本。对于俄罗斯戏剧史而言，《伊凡诺夫》呈现了契诃夫个人思想的重要蜕变，他通过伊凡诺夫的自杀，力求对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多余的人”的传统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并厘清自己与自由派以及托尔斯泰主义之间的关系，重新找到人生的信仰和艺术何为的答案。从戏剧观念而言，这个剧本的创作是契诃夫有意识地对西方古典主义戏剧的一次模仿和终结。这部天才之作实现了作家个人从传统西方古典戏剧向现代戏剧的转变，正是因为这个转变使契诃夫的戏剧不同于莱蒙托夫、果戈理和托尔斯泰所遵循的欧洲古典戏剧范式，对于我们研究契诃夫的现代戏剧思想和创作技法的转型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伊凡诺夫》；契诃夫戏剧；多余的人；反思启蒙；荒诞

作者：顾春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红楼梦》引诗、论诗的“失误”与曹雪芹的诗学造诣

摘要：《红楼梦》有大量的引诗与论诗的片段，其中出现了一些引诗与原作不符以及小说人物在论诗时失当的现象。这两种特殊情况是小说的瑕疵还是曹雪芹有意为之？通过文本分析后发现，《红楼梦》对所引的一些唐宋诗句有意进行了更改，诗论中也故意出现一些失当，这二者都是大有深意的，与人物身份、性格及处境有潜在关联，目的是使得文本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和真实人物。曹雪芹的诗论观点渊源于严羽，并以明清之际的唐宋诗学观念对严羽进行修正。其诗学观及其某些“失误”，既是清前期唐宋诗学之时代风气的反映，也是小说人物和情节的需要，展现了《红楼梦》诗论的特点。从这两种特殊情况中可以窥视曹雪芹的诗学造诣。

关键词：《红楼梦》；曹雪芹；唐诗；引诗；诗论；诗学

作者：李能知，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4）；李定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233）。

从上林苑到《上林赋》：

汉帝国的博物空间及其笔端营造

摘要：《上林赋》是描绘上林苑的赋作，在景观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与现实世界呈现出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微妙互动。上林苑因陈列多元物种而表现出博物空间性质，《上林赋》则可视为这一博物空间的文本化形态。以此为视点，《上林赋》中夸张描写并非完全凭虚，而是匹配了现实上林苑“再现天下”和“通天见神”的空间布局意图。上林苑的某些建筑理念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无法完整付诸实践，故借助《上林赋》文本得以延展实现。上林苑因帝国苑囿性质而呈现出权力意义，《上林赋》修饰了这一权力并借助文本流通突破了现实时空束缚，从而使权力以一种理想化形态被永久及广泛地展演。由此可见，历史景观的权力意义主要是通过对其进行修饰性描绘的文本得以再现的。

关键词：上林苑；《上林赋》；博物学；景观；文本

作者：周金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湖南长沙 410082）。

论唐代皇室与河朔节度使家族的联姻

摘要：代宗至德宗年间，河朔藩镇内部以及藩镇之间结成了庞大的婚娅网络，为了降低这一网络对于唐廷的政治影响，德宗将数位公主下嫁给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出现了“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的局面。及至德、顺宗朝，除了河朔藩镇节度使家族互为姻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新形态：正在掌权的河朔节度使家族与已经归朝的旧河朔节度使家族联姻，新形态的出现客观上降低了河朔婚娅网络对唐廷的政治威胁。穆宗朝之后，幽州与魏博镇内乱频仍，随着二镇掌权的节度使家族不断更替，河朔节度使家族之间就再难形成稳定的婚娅网络，唐廷也就不再需要以出降公主的方式进行血缘干预。甘露之变的爆发使文宗亟需藩镇的支持，于是唐廷就蹈袭故智将寿安公主下嫁成德镇。公主出降使该镇往后的节度使皆为公主血胤，王氏家族走上了贵族化统治道路，这一点恰恰是幽州、魏博所不具备的，此后河朔三镇的藩镇性格开始分化。

关键词：公主；河朔藩镇；节度使；联姻

作者：秦中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上海 200234）。

分业：“五四”后关于文化运动的反思

摘要： “五四”学生运动多被视作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转向的开端，从长时段来看，这一判断应无疑义。若从短程视野观察，“五四”运动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或出于反思性目的，不少青年学生在原有文化运动道路上有继续深入与前行的倾向，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抱持一种文化运动的分工意识，“分业”渐成一时流行的口号。这一倾向在少年中国学会内部表现尤为明显，不少学会成员在分工原则的指导下，自觉担负起思想学术方面的使命，在既有的社会运动之外，明确宣告“力学救国”。

关键词：五四；文化运动；社会运动；分业；力学救国

作者：王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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