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2022年第3期（创刊65周年纪念号）目录及摘要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要：理论思维是用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学术研究的理论思维，集中地表现为提出学术选题的理论洞察力，凝炼学术命题的理论概括力，追求学术创新的理论想象力，构建学术体系的理论思辨力，创造学术经典的理论思想力。只有用理论思维照亮学术研究，才能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而不断地实现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
关键词：学术研究；理论思维；理论创造
作者：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长春 130015）。
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提反思
摘要：“哲学比较”之所以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前提反思，是因为前提的未经审视只会为任意和武断大开方便之门，从而使通达特定民族精神的整体及其根本不再成为可能。前提反思意味着要去追问：哲学比较将从何处起步、进入怎样的理论视域以及采取何种基本的理解方式，才可能具有真实的效准？所谓“真实效准”，是指依循必要的原则和尺度，以不断增益确定性的方式，使哲学比较的各方面有效地保持在同整体及其根本的有机联系中。第一，“开端的本性”对于比较不同哲学思想之传统来说具有极端重要性。如果说特定的哲学开端意味着特定精神类型的指令和定向，那么这样的命运性肇始便引领着并且规模着特定哲学的整个历史性进程。第二，在现代世界的处境中，实际发生的哲学比较不能不一般地运行于西方哲学的坐标之中，并且不能不一般地采用现代话语的形式。因此，除非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能够被明确地意识到并决定性地进入比较的视域中，否则就不可能为客观地理解古代哲学和东方哲学提供真正的基础。第三，就像哲学比较运行其上的立场要能够批判地获取一样，使比较得以开展并由以进行的“解释”也须摆脱它的天真状态。当代解释学的基本目标是要求去掌握“超越一切主观意义的现实”；必须根据这一要义来明确解释学的主旨与思想任务，来掌握它对于哲学比较来说的基础性意义。总而言之，只有在这样一些前提能够被批判的反思牢牢地把握住时，中西哲学间的比较才能摆脱它长期以来的素朴方式与天真状态，从而得到积极的展开和富有成效的推进。
关键词：哲学比较；前提反思；开端之本性；自我批判；解释学
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历史与本体——李泽厚哲学思想论略
摘要：李泽厚提出了三个著名的命题，在理论上对相关思想作了重要的推进。第一个命题是：“经验变先验”，其意义在于从类的层面，解决先天（先验）形式的来源问题。但这一命题还要继之以“先验返经验”，即普遍的形式需要返归于个体之中才可能影响个体的具体行为。第二个命题是“历史建理性”，它指出了合理性的形成与历史过程的联系，但这一命题还需要以“理性渗历史”加以补充，后者肯定了理性本身的开放性。第三个命题是“心理成本体”，它肯定了意识和精神可以沉淀下来，成为个体的内在本体，但这一命题还需越出个体之情并以“本体存心理”作补充，后者所肯定的是普遍本体需要进一步融合到个体的心理形式之中，由此为道德行为提供内在的机制。就权利与善的关系而言，权利应包含善的内容，“善”则不仅包括形式层面的价值原则，而且意味着在实质层面使人的存在方式更人性化。在伦理学领域，同时需要区分人生取向与行为的道德意义，并关注法理意识与良知意识的统一。以人的文化精神生活为指向，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包含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而在性情之辩上，则需要重新关注“心统性情”说。
关键词：三个命题；权利与善；两德论；情本体
作者：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皮尔士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端
摘要：美国经典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例如“活的怀疑”“确立信念”“思想作为探索”“科学方法”“科学实在”以及“可错主义”等的起源和发展，在查尔斯·皮尔士的两篇早期哲学论文中得到重点的讨论和分析。思想过程作为信念的确立或知识的获得，不再是一种仅仅理论沉思的过程，而更是作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探索程序和步骤。在经典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本性在于探索发问，对出现的问题提出假设，实验验证或纠错，建立新信念。实用主义哲学展现出“美国哲学”如何从一种“在美国的欧洲哲学”的形态，发展成为一种“从美国来的哲学”。这也成为后来所谓“美国精神”的基础和蓬勃发展的20世纪美国哲学的先声。
关键词：实用主义皮尔士；活的怀疑；信念；探索
作者：王庆节，澳门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
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
摘要：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是人类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伴随着从计划向市场、从传统向现代、从半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并在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道路上不断深化改革。但也应看到，在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的体制和观念也制约了高质量的发展。以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目标为目标，中国必须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中国既需要在国内为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凝聚共识，又需要在国际交往中说明中国发展的普遍性原理。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市场经济；改革
作者：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上海 200030）。
重读凯恩斯：萧条经济学的演化
生成与理论挑战
摘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位货币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是从货币的视角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他的三本主要经济学著作−《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论述的最终目的，都是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产生的原因以及解救措施。通过研读和探讨凯恩斯主要著作的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及其理论逻辑，从中可以给出对凯恩斯经济学体系一个整体的理解和把握，主要包括：（1）基于凯恩斯从开始进行经济学写作到《货币改革论》中对货币与商业周期的理论论述，发现凯恩斯认为到20世纪20年代各国管理货币势在必行。一国国内的价格水平是由银行信贷所决定的，而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货币。在《货币改革论》阶段，凯恩斯已经开始强调工商界人士（business men）的预期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2）在《货币论》一开始，凯恩斯就详细探讨了货币的基本概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记账货币和银行货币这些概念，并在第三篇初步建构了他的宏观经济总量分析框架。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承袭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进而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背离来分析现代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产生的原因。（3）到了《通论》阶段，凯恩斯已经抛弃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并创生出他自己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概念，进而以“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市场利率的关系为基础，构建出他的投资和经济波动的萧条经济学的理论论证框架，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业周期是由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所造成的。（4）《通论》出版后，国际经济学界对凯恩斯萧条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进行了批评与商榷。由此发现，由于当代经济宏观经济学家们已经不再使用凯恩斯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概念，因而当代经济学已经部分抛弃了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货币；商业周期；自然利率；资本的边际效率；预期
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国家根本性议程与中国式治理民主
摘要：中国式治理民主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内部性演变的概括，是由中国的国家根本性问题与根本性议程所决定的。人类是在不断解决面临问题过程中发展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国家进程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设置根本性议程，即为达到一定目标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不同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根本性议程不同，民主形式会不一样。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制产生民主制。对于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公共权力的统一性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君主制解决统一性成为国家根本性议程。在君主制下，为了长治久安，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民主因子，从而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具有极大韧性。近代以来，国家的统一性受到极大挑战，民主制取代君主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根本性议程。民主是根本性议程应有之义，传统治理民主因子提升为现代治理民主形式。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人民意志；二是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之中，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国家根本性议程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采用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形式。
关键词：国家；根本性议程；治理；民主
作者：徐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部资深教授（湖北武汉 430079）。
秩序与繁荣：政治学原
初问题的制度主义解释
摘要：政治实践的基本目标是获得某种政治秩序。实现免于战争、暴力、饥荒、匪盗等，就获得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在此基础上，政治共同体追求一种繁荣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实现需要在价值、认知、组织、技术四个层次上构建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道统、政道、制度体系、制度性技术。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思想、政治理论等研究应当进一步摒弃西方冷战政治学塑造的“民主—专制”的政体比较的范式，将政治学研究的本体提到更高的抽象层次，即政治秩序的层次。
关键词：政治秩序；制度主义；道统；政道；国家治理体系
作者：王正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上海 200433）。
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法制改革
契机与优化路径论纲
摘要：当前土地管理法制面临“弱市场化”“权力中心化”与“城乡背离化”本体性困境，就此需依托“政府—市场”上下联动、“权利—权力”内外反馈及“城乡一体协同发展”而反思转型和纾解。比较考量土地管理法制改革之两条进路，进而把握《民法典》“主体自治”理念对“去市场化”之修补、“权利本位”理念对“权力中心化”之矫正、“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对“城乡背离化”之扭转的有效调节和工具功用契机。具体面向《民法典》与土地管理法制因应对接时，应贯彻“私权自治与权力干预相统一”“资产效益与生存保障相统一”“协同发展与差异调控相统一”及“效益增长与持续发展相统一”等基础对接原则；遵循“政策引导—试点先行—入法推广”的基本思路，抓紧土地管理法制“废、改、立、释”等有效对接方法；聚焦农村集体土地且秉持从“权力中心化”转换至“权利中心观”的核心对接场域。着力推动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对策在顶层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的“三块地”持续联动改革、重点的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及其托底的土地管理法制保障机制等多维度发挥改革效能。
关键词：土地管理；“三块地”联动改革；土地整治；治理保障
作者：陈小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教授（510006）。
从特殊中发现一般
——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
摘要：对于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思维特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要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需要我们对人类可共享的知识有深入理解，并相信存在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逻辑。而具有从特殊经验中揭示一般性的问题意识，在比较参照中将中国案例与已有的系统性知识相关联，抱有追问因果的纯粹目标，援引关于事物本体的认识范畴寻因作证，区分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并运用形式逻辑从具体现象中抽象简洁原理，这些思维特征限定着我们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知识的能力。
关键词：中国经验；独特性；一般性；思维特性
作者：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集体记忆：命运共同体
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
摘要：命运共同体是在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危难进程中形成的临时性社会群体。在命运共同体中，由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个体成员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在此之下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成员叙述集体生活的相对统一的主观框架，及与其相匹配的观念、语汇、修辞以及象征性仪式。在这些突生性的机制作用下，围绕记忆主题、叙事基调和话语体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共同体成员所赖以进行历史叙事的集体框架。由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左右、强烈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命运共同体及集体记忆框架甚至对个人叙事有着长贯终身的影响，但又受着代际继替的制约和挑战。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个人叙事；集体记忆；社会建构
作者：周晓虹，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
鲁迅杂文人物形象谱系研究小史
——“秋白之问”的持续求解
摘要：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高度肯定并深入阐明了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不愧为鲁迅杂文研究的奠基之作。论到鲁迅杂文“艺术的形式”，秋白认为杂文所批评的人物乃至所描写的动物均可视为“社会上的某种典型”和“普通名词”，但他又认为杂文未能从容熔铸“具体的形象和典型”，因此还“不能够代替创作”。这种包含矛盾的阐述不啻为杂文研究提出了根本性的“秋白之问”。“鲁研界”迄今为止的研究历史表明，必须对鲁迅杂文所“描写”的“人物形象”进行全面而具体的梳理，揭示那些看似零散杂乱的“人物形象”的内在谱系，这样才能在理论上真正肯定鲁迅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也才能真正有力地解答九十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秋白之问”。
关键词：鲁迅杂文；秋白之问；人物描写；形象谱系
作者：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433）。
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20世纪
90年代的拓展与突破
摘要：1990—1999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拓展与突破阶段。研究者对反映论与主体论、生产论、价值论之间的关系，文学的认识性与审美性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等文学反映论基本问题作出了新理解；对文学反映论新理论命题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理论反思、学理批判。王元骧于1993年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实践偏向新理论路径。童庆炳于1999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新论断即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存在着三次较为显著的理论偏向：其中的“实践偏向”发生在拓展与突破阶段，其他两次分别是“确立与巩固期”的“认识偏向”，“恢复与反思”以及“发展与深化”阶段的“审美偏向”。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在拓展与突破阶段还存在着对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关系重视不够，以及对实践意涵以及实践与认识、审美三者关系的理解与把握还缺乏必要的理论自洽、系统化等突出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实践偏向；文艺学的第一原理
作者：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积淀说”的反思与重释“新感性”
摘要：“积淀说”在当代中国美学和哲学中影响巨大，但这一理论有着严重缺陷。首先，这种理论所持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思路，造成美学的过度理性化；其次，内容积淀为形式忽视了形式有着自身独特的、不依赖内容的起源；再次，对“实践”也不能理解为依照理性来实施行动，而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最后，“新感性”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它既不能变成“理性的感性呈现”，也不能看成是原始本能的激情迸发。“新感性”是感性经验的积累，感性生命力的焕发，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关键词：“积淀说”；李泽厚；实践；新感性
作者：高建平，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深圳 518061）。
三角缘神兽镜再检讨：
从金石学、以物证史到历史考古学
摘要：三角缘神兽镜是独见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大型铜镜，因外缘截面呈三角形，主体装饰包括神像和兽形而得名。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就是《倭人传》所载曹魏馈赠给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的铜镜。中国考古学家王仲殊基于田野考古发现提出，三角缘神兽镜并非魏镜，而是由渡海抵达畿内的吴国工匠制作的。但是无论是“魏镜说”还是“吴镜说”，都有无法弥合的逻辑裂缝，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因素则是对历史考古学的作业逻辑的误解。即使与历史文献学密切相关，历史考古学也无法印证历史事件，更不应以此为学科目标，而只能从考古学材料本身属性出发，建构独特的群体史和趋势史。只有在各自独立完成整体性历史面貌的复原后，历史考古学和文献历史学才有可能开展对话。在此方法论基础之上，非魏非吴的三角缘神兽镜显示出在制造知识上与辽东地区更紧密的关联。
关键词：三角缘神兽镜；曹魏；孙吴；辽东
作者：徐坚，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上海200444）。
“闽揽”与明中后期入澳闽商的“污名化”现象——以《盟水斋存牍》若干案例为中心
摘要：葡萄牙人在1557年居留澳门之后，带来了中西贸易的新突破。闽商利用澳票制度入澳经营，成为葡萄牙人的商业伙伴。闽商的商业行为既有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也有“违禁走私”等越轨之举。后者触及地方政府和官绅的经济利益的经济行为。官方文献由此以“闽奸”“闽揽”等指称闽商群体，产生了“污名化”现象。《盟水斋存牍》的相关案例显示，闽商“污名化”原因大略可总结为：一是广东地方官与地方士绅从王朝正统和义利观念出发歧视闽商，以“揽”和“奸”来表述与葡萄牙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外来商业群体，出现“闽揽”“闽奸”等特有贬称。二是随着全球化经济利益的扩大，闽商群体内部的分化和分歧现象也逐渐严重，商业形象被极度恶化，“污名化”具有了被表述的事实依据。三是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变迁所致，商品经济繁荣引发了身份秩序转变，士绅庶民产生了身份焦虑性，常常以“污名化”方式塑造对立面或替罪羊，演变成为一种普遍心态。入澳闽商虽被广东的官方文献贬之为奸滑险恶之徒，但在福建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地域社会的精英人物。
关键词：闽商；污名化；《盟水斋存牍》；海洋社群；身份政治
作者：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释读吴宓的“学衡”之外
——以《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为中心
摘要：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之研究既应在“学衡”之内，亦可能在“学衡”之外。1922年吴宓撰写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是代表“学衡”之外的一篇典型文字。此文因鲁迅在《“一是之学说”》中的激烈批评而为人熟知，但也因为鲁迅文章的高光性和笼罩性，其实又近乎“人人不知”。在认真释读《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全文的基础上，讨论此文所引起的，不限于鲁迅的各方反应和长程影响；吴宓在此文中显示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以及吴宓和此文遭遇的时代“尴尬”等问题，以期在一个更大视野里理解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
关键词：“学衡”；吴宓；《新文化运动之反应》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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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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