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剧场 | “我们做拉练巡演其实就是想煽风点火的”
——什么是公共空间？
赵川（剧场编导、作家）：说起来外边街上都是公共空间。你要问我公共空间是什么？我就想说，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空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做得到，我们很欠缺公共空间。
Christopher Connery（教授）：公共空间是非物理性的空间，不是为了一个效果、一个用处，而是为了呈现，公共空间是一个战场。
翟永明（诗人）：我同意赵川说的公共空间是政治空间，我也同意康老师说的公共空间就是战场，因为什么人都在争夺这个空间。资本在争夺，文化在争夺，人群划分也在争夺。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公共空间肯定应该具备一些条件，同时它应该是一个文化空间。公共空间对我来说，是一个能跟有缘分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坦诚相待，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
曹克非（编剧、剧场导演）：我想象的公共空间是不受权利操控的、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场所。
徐贞敏（诗人）：我觉得公共空间就是谁想说话就可以说，别人能够听得见。
曹克远（剧场工作者）：我觉得公共空间应该是人们自由相遇的空间，戏剧这个剧场也是一个约定的，可以说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它是演者、观众在一定时间内在一个公共空间相遇，这个相遇大概维持几个小时，在这几个小时里边，在这个空间和时间会发生一些日常生活中没发生过、或者错过的、或者我们不具有能力感受到的东西，这个我们就可以说是一种场域，我认为剧场本身就是公共空间。
2016年10月9日，“社会剧场之路”研讨会现场
摄影：胥明亮
“社会剧场之路”白夜研讨会回顾
嘉宾：曹克非、赵川、Christopher Connery、曹克远、徐贞敏
主持：翟永明
【 曹克非纪录剧场《我们叫...》】
翟永明：在白夜，几年之前，曾经举办过曹克非导演的戏剧专场，也做过别的戏剧导演的戏剧。但是，总的来说我感觉在成都，小剧场的氛围不是特别的浓厚。因为在成都，大剧场的演出很少，小剧场的演出更少。
所以，我觉得成都的观众对非常规的戏剧演出，以及非大剧场的戏剧演出，可能非常陌生。今天非常高兴，草台班赵川导演和曹克非导演在白夜举行了三天戏剧周的表演，给成都的观众，呈现了三个不同风格，但是各有特点的作品，非常有意义。
我们刚刚看了曹克非导演呈现的工作坊这个作品，先让曹克非导演谈一下她工作坊的构想，包括她的工作过程。
诗人翟永明
曹克非：《我们叫。。。》来自于编导演赵川写的一个长篇独白《我们叫。。。》，这篇独白的演出我在另一个作品《小社会》里看过。当时赵川戴着煤矿工的挖煤灯，拿着稿子快速念白，速度不断加快直到他几乎上气不接下气，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整篇文本罗列了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年代和社会结构中对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划分和命名，这些文字被挤压在一起，大声“叫”出来，让人感到酣畅淋漓，同时也让人反思。
所以后来我就跟赵川说我可能会把这个文本作为纪录工作坊的基础，会跟参与的人一起进行新的整理、新的构思，发展出我们自己的东西。他说你可以随便处理，这给了我很大的自由。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剧场呈现形式，比如昨天和前天草台班的呈现都是非常不同的剧场样式。
我一直在看站在台上的人是谁。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扮演角色，很多时候扮演一个和自己几乎无关的角色，到目前为止还竟然有那么多模式化的喜怒哀乐的“扮演”，被称为所谓的“再现”，这一切与演员本人，与今天我们所处的现场以及现场的观众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很假。
纪录剧场《我们叫...》演出
当然，像今天这样的一种呈现，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尝试，参与者是大家自愿报名，也很巧，正好是十位女性。
我们为什么称这个呈现为“纪录剧场”呢，虽然参与者不是学戏剧表演的，但是她们不是业余的表演者，而是一个个有鲜明个性的个体。而我们用叙事剧场的手段来呈现她们每人个人的故事，这些不是随意的日常故事，而是来自她们深刻的记忆、内心的伤痛以及对语言的感悟力，这些要比演员表演出来的情感更真实，更接近事物的本质，也更和我们生活的当下息息相关。
因此，我把她们的参与看成是我们如何共同把她们的叙事、身体和语言编织成一个剧场的东西。所谓“纪录剧场“就是个人化的叙事通过剧场艺术的手法去完成，以此来搭建表演和观众的桥梁。有关什么叫业余和专业的概念我们可以多层次地来讨论，现在我就不多说了。
这次的工作坊我们有四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参照了一个赵川的文本《我们叫。。。》，还有诗人海波的《凄凉简史》，这是用文学性的语言写了他个人从出生成长到他从监狱出来以后的一个历程，但是他用一个非常节制、冷静的但是又富有诗性、纪实的语言写出来的。
纪录剧场《我们叫...》演出
通过阅读这两个文本，我们发展出我们每个个体想说的话。所以刚才工作坊呈现中的部分语言是表演者自己写的，部分我写的内容也会和她们探讨，这些呈现的内容是她们能感同身受的。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告诉她们，你们能坦然地站在剧场里，叙述你们想讲的人事，我觉得很了不起。
翟永明：谢谢曹克非的分享。我的朋友徐贞敏昨天前天没有来，她刚刚从美国过来，只赶上了今天的演出，她跟曹克非也是很好的朋友，以前也看过她的作品，你谈谈你新鲜出炉的感想。
徐贞敏：整个文本让我想到鲁迅的《呐喊》，说站立起来，一开始是各种人的身份，然后是用词，我们平时用的词，平时怎么叫人，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更具体的个人故事。像这种个人的故事属于我们所有的人，会让我们注意到社会百态，我们平时是怎么对待别人的，从而让我们觉得对当下的情况和周围的人没有那么麻木。
左起：曹克非、Christopher Connery、徐贞敏、赵川
翟永明：曹克远三场演出都看了，对你姐姐以往的作品也很熟悉。你可以谈谈你对你姐姐今天晚上的呈现，还有对《世界工厂》的评价和感受。
曹克远：我三场都看了，我好多年不看戏，以前我看戏相对多，这两年没有怎么看戏。但是前边一开始，从赵导的《杂草》开始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我感受比较深的是，大家陆续进场的时候，这是一个自由的场地，大家都不作声陆续进来等待，我能感受到空气中即将发生什么事，在白夜这个不大的空间，在那十几分钟我就觉得很兴奋，虽然大家不怎么说话，那一刻我非常享受。
《杂草》演出
《杂草》观众候场中
我通常理解白夜是做诗歌活动比较多，这几个晚上我却感受到白夜是一个剧场，我深深体会到了，我觉得白夜以后除了诗歌也是一个很好的剧场。
关于《世界工厂》，它相当于一个社会调研的混杂呈现，它里边有非常简单的，没有技术的手段，用最简单的方式，但是呈现是多层的，也有简单的影像，陈述，也有作者出现的陈述，观者自己的陈述等等，还有表演，是很杂的。
但是这个杂里边很流畅，我看着还是比较舒服，他们没有几年的练习和演出，但是我认为他们是非常专业的，非常好。《世界工厂》我非常满意，再次加深了我的印象，这里就是一个剧场。今天曹克非这个比较短，我首先感到是她的文字比较密集，“我们是……”、“我们是谁谁谁”喷射出来一般，后边就有一些个人的故事，有些故事还会打动人，所以这里面我能看到个人的故事跟外加的语言或者社会身份的某种对抗。
《世界工厂》演出中
《世界工厂》谢幕
翟永明：我也讲讲我的感受。我三场都看了，刚开始我对在白夜做密集的三场演出，其实是很没底的，因为之前我们虽然也做过，毕竟我对克非比较了解，知道她的作品在这里出现会是什么状况，也因她的演出是和诗歌有关系的。这次，三场剧在白夜密集呈现，我有一定的压力，不知道最后是怎样的效果。
还有，最主要是在成都，很多观众没有太看过非正规的演出，大家脑子里面想的演出都是话剧。我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不懂，或者不太接受，或者中途人走了很多，都很担心。但是三天下来，我觉得我担心比较多余，我对成都年轻人还不太了解，这三天我觉得成都年轻观众非常有水平，她们对戏剧非常了解。
尤其第一天、第二天演出后，有一个演后谈。很多年轻观众的提问非常有水平，他们的感悟也非常多。另外，《世界工厂》我昨天看时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深度的、有思想性的作品，能在白夜这个比较小的地方，呈现出那么有广度、有深度的作品，还是让我很吃惊。请赵川导演谈谈。
《世界工厂》演出
《世界工厂》演出
【剧场就是一个公共空间】
赵川：能让我把这个空间变成一个剧场，里面有巨大的信任。这次在白夜，我跟翟姐是第一次相遇，这里有翟姐对克非和我的信任。对我来说，白夜是一个我要致敬的地方，它是成都那么重要的一个文化场所。但我没有受任何限制，就是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开始以为，有一些东西出于白夜的经营或者风格，会不好动。
我们的Christopher老师也来过，他说这个戏怎么弄，这个场地会是个很大的挑战。其实刚才吃晚饭的时候，我对自己做的剧场有一个解释。我说观众来看到的，首先是一个我们营造的剧场。它不是那种大剧场，不是所谓体制里的制式化剧场。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由日常的地方改造成的剧场，或者，如今天晚上，演出后又会回到它原本的样子。
作家、策划、剧场编导赵川
我很高兴现在翟姐和各位都讲这个地方像个剧场，我很高兴，这其中有我的努力。对，它现在就非常像一个剧场，至少在这一刻。这也跟我们的工作方法相关。然后，这个戏怎么创作？戏是由我们这些所谓业余不业余的演员，或者换一个说法“艺术家”创作的。人们经常执着于这个问题，尤其是谈到比较需要技能的工作，我们讲它很专业或不专业。
在现在这个多数由资本驱动的大环境下，专业能换钱，不专业就不能换钱，因为你没有东西出售，或者这个东西不足以拿来出售。所以专业水准是高级的，业余似乎就是低级。
《杂草》演出
但是我们2014年在深圳OCAT当代艺术中心也做了一个研讨会，汪晖也提到了业余这件事情。他很赞赏业余精神。业余是出于爱，而且它能因此不受资本和权利的束缚，能拓展出新的空间。
还有刚才提到演后讨论这件事情，我把这叫做演后剧场。戏剧在演后剧场中继续，观众看到了戏中的观点、情感，但在演出看似结束之后，还能继续看到不同人对这些事情的回应，看到台上台下的呼应或者交锋。这些就是我们在这里呈现的工作。
《世界工厂》演后谈
我看克非的呈现，今天是第二次。今天可能比上一次更圆熟。刚才克远讲的我非常同意，这个十多分钟的独白，我每次读完都有虚脱的感觉，人像是完全瘫了一样。它是一个巨大的语言团块：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社会即是这些社会关系，我既是谁的兄弟，又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父亲，又是谁的朋友，又是谁的老师，又是谁的学生...... 各种各样的身份构成了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勤老师听了这个独白，他调侃说这是世上最长的吐槽。它这样被滔滔不绝、一气呵成来读的时候，像个掷出去的团块。但是克非用这个文本作为出发点，这些女孩子的个人故事，她们的家庭遭遇和个人情景参与进来。这让人在里面更丰满了，她们把原来那团类似于怒气或者恶气的东西化解开来，让我们以更加平和的方式来看待周遭。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你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我自己也很喜欢。
曹克非纪录剧场《我们叫...》
翟永明：今天我看了十位非职业演员的女性的演出，很喜欢。也许有人会用专业或者业余的标准来看她们，但是，她们在台上演出的时候我很感动，我觉得她们演得很棒；哪怕偶尔忘掉台词；我觉得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她们在台上表达了自己，表达得非常自然，发乎内心。比那些专业演员很做作的表演、造作的表情、手势或者规范的东西，更能让我们触动，激动。
康老师（指Christopher Connery）演出很棒，《世界工厂》里有康老师的加入，把这个主题也扩展了。的确，我们看到的世界工厂，并不仅仅在中国。从世界工厂200年的历史来看，从曼彻斯特一直到中国，从中国一直到世界各地。时间上，从上个世纪到本世纪，世界工厂在全世界流动，加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这个主题上的扩展，也因为康老师在这里面的表演，让我们体会到更多东西，所以康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Christopher Connery
Christopher Connery：我2010年3月认识赵川，是通过朋友陶庆梅介绍的，然后就说聊一下，之后赵川安排我给草台班文化站做一系列的讲座。我的讲座其实有时候很无聊，但是那次恰好成功了，很有吸引力。因为那个时候演的戏是《小社会》，戏中一个很重要的文本是《共产党宣言》。赵老师觉得可能因为年轻演员之前读《共产党宣言》是在他们最厌烦的政治课上，对这个文本可能有一些反感，所以就请我一个国际主义者来说一下这个文本。
当时赵川问所有在场的人对于乌托邦的感受，有人的反应和我刚好相反。我知道有失败，但我也愿意承受失败。过了两天，赵老师说《小社会》要修改，问我愿不愿意演一个角色。我跟他说我虽然偶尔看戏，但一般不喜欢演戏，我看到的演员一般很假。因为我觉得那些戏中的语言本身是很假的。不过看过他们草台班的戏后，很认同他们的方向。
我就说对演戏从来没有任何欲望，但是你当个导演，你要担保我在台上没有人笑我，我还能保持自己的尊严。我就这样参加了创作。那次演完我们就告别了，但是蛮爽，我很喜欢，所以我说下一个戏是什么，我们继续下去吧。他很包容，说好吧，你来。
《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
我就从那时候起一直跟着他们继续下去。但我平常看戏，还是觉得一般的演员都很假。为什么做下去？我觉得不论中国、外国，我们现在都很迫切需要公共空间，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这个社会一般的公共空间，或者被社会价值占领了，或者是权威或者是其他，真正的公共空间稀少。
但是至少草台班做的剧场，像赵川说把原来不是剧场而演变成剧场，这是真正实现了一种公共空间。你要是买票看戏，有很讨厌、觉得很差的，但感觉买了票我应该喜欢吧，不喜欢也得骗自己。但是来看我们的戏，很多人愿意说他们的看法。在演后谈上有不同的看法：批评、赞美都有。我觉得这就是多样生活交织的真正的公共空间，所以我很乐意为此有一些贡献。赵川、曹克非这些少数导演对塑造公共空间有奉献，所以很感谢你们。
翟永明：我很同意康老师说的公共空间，现在当代社会里边，真正的公共空间已经越来越少，或者压根儿就没有过。怎么说呢？这个真正的公共空间，你应该能在里边展现一些比较独立的声音；或者是有一种比较自由的气氛，能够让我们避免现实生活中的挤压。
演后谈
演后谈
有那样一个空间，能让我们比较舒服。刚开始我做白夜的时候，我的初衷，就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刚开始只是想，有一个公共空间朋友可以在一起交流，比如诗人、艺术家可以在一起交流、聚会、讨论、讲座，这是最初一个小的公共空间的想法。但是，到现在为止，白夜越来越多做了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个公共空间也有所扩大，尤其是现在白夜这么多年之后，有很多年轻的观众、读者，加入到这个公共空间里边来。所以我觉得白夜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也是在生长之中。
我个人对公共空间的利用和塑造，也是在学习和调整之中。白夜以前做过一些戏剧，做过诗歌朗诵会。当赵川打电话说在这里演出《世界工厂》，说要八九个人在这里演出时，我想到白夜根本不可能，因为我固定的想法是：在舞台上站八九个人肯定站不下。我们刚开始很焦虑，到处找别的空间。当时感觉这么多人要在一个大空间里才能发挥。但是计划失败了。只好又回到白夜来。
《世界工厂》演出
《世界工厂》演出
导演来了以后，对空间的感觉完全跟我们不一样，就像他说的，他可以把任何一个空间改造成剧场。今天这里确实挺像一个小剧场（当然我们是牺牲了营业空间，才实现的）。我在别的小剧场看过演出，有些可能还不如我们这儿。以后白夜真的可以多做一些剧场作品，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三天的演出非常有意思，演后谈也不光是谈自己的感想，大家也能把自己的疑惑、不同的看法，在这个空间里进行真诚的交流，非常难得。我们在今天可以有一个更透彻的讨论，在座的观众也可以参与.
【观众互动交流】
观众1：谢谢今天的演出，我觉得非常好，非常非常好！大概2012年我在北京的洪涛小剧场，那天是一个剧本朗读，走出来那些酒吧都在弹唱，我就想这些酒吧弹唱，这么吵闹，如果他们每天晚上有一个剧本朗读，我都不说演剧了，光是剧本朗读，肯定有很多观众很享受，在这里欣赏话剧的艺术真的是不一般的。今天到一个酒吧里看到小剧场的剧，我觉得非常好。
还有我们说专业和非专业，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感觉，这个场地的亲和，还有各位给我们的呈现，他们没有表演，我觉得中秋晚会、春节晚会都是腻腻歪歪的，今天是艺术生活化的呈现，非常好，这个剧场非常好，真的希望以后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点，这个酒吧也做了很多工作，再次谢谢大家！
《杂草》
观众2：曹导你好。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对电影、文学、诗歌、话剧都比较感兴趣，可能是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今天我是应周星霞过来的，我是她小舅，话剧、电影、诗歌、文学我都很爱好，我觉得今天这就是各种生活状态的陈述，跟个人有关，而且有深深的生活背景，60年代、70年代、90年代的人都有。
请问曹导，你作为导演和编剧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有一句话讲，美丽的花朵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才能生长出来，是不是他们每个故事都讲述了自己的不幸、痛苦、灾难，是不是这样才能呈现出美丽的花朵？我们生活除了黑夜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阳光。比如我们以前有一个独立影社，很多作品展现的东西就是黑夜多一些，很多是对社会的无奈，个人的无助，还有对生活痛苦的回忆。曹导你这个作品传达的除了社会状态，更多的精神层面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谢谢！
左起：曹克远、曹克非、christopher Connery
曹克非：剧场这个场所就是把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擦肩而过的、大众媒体不报道的个人的故事叙述出来，其实在里边有一种分享，同时还有唤醒。
你问我的收获是什么？当我认识了她们，和她们这几天非常密集的在一起接触、交流，我才看到每个人内心的隐痛没有机会或办法去述说，但在我们相遇的几天里她们内心的某个开关好像突然间被打开，她们非常渴望把这些铭刻在忆里的的事讲述出来。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诉苦，这是没有任何意思的。当人站在剧场里，他们需要有一个叙述或演出的把控能力，这种能力是为了给观众空间，激发他们的情感和思考，这里还有唤醒。
徐贞敏：以前看过曹克非的《远方》，我觉得她特别善于聆听演员的故事，这个公共空间就需要“聆听”。在当代社会，媒体都是说很快的话，比较浅的，但是如果有人“聆听”，就能把个人内心比较深刻的故事讲出来，从这一点可以找到个人的力量，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在当代社会失去了自己活下去的力量。这个戏虽然呈现了很多痛苦，但是在痛苦中能感到她们的力量，也会感到自己的力量。
赵川：我们之前的演后谈也有同类问题，包括之前讲为什么戏里总有很多黑暗的东西。生活里也是有阳光的，为什么老说那么多问题。我们也一直被问，做的戏为什么都是惨痛、悲剧或撕裂的东西？我的一个即刻回应是，那你去看中央电视台吧，打开电视，那里面基本上都很阳光很美丽。所以，也因此请允许我们做一点不一样的吧！
还有一个问题，社会快速变迁，在迈向现代化、现代性的进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痛苦，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挫败，有钱的有有钱的挫败，没钱的有没钱的挫败，所有的人都需要疗伤。但是这个疗伤的途径在哪里？有很多观众演后谈说的东西，和戏里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但时常有人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那是人们需要倾诉，需要疗伤。
《杂草》
剧场有这样的功能。它最早跟仪式有关，当大家聚在一起，能帮助特定社会群落的人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很理解，这些事情在剧场的观剧过程里就会发生，而不是在微信群或朋友圈吐槽中。这个还不太一样！
翟永明：刚才赵川说的中央电视台里，有非常美好的东西，天天都可以看到。现在也有一些剧场，在演一些白领剧。其实那些演出跟现实没有关系，只是一些诗情画意，或者说虚情假意，你看了以后，可能心情愉快，忘掉苦闷。也能起到一点精神按摩的作用。这两类“戏剧”我觉得在现代都市里有很多，你想看随时都能看得到。但是真正能够刺痛你，触痛你，像赵川说的能够疗伤的戏剧或者工作坊呈现，让你看完了以后，对你自己生活有思考的戏剧太少了。
观众3：我觉得整个纪录剧场的过程其实就是群体心理治疗的过程，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有创伤，我们都有个性、共性的创伤，通过什么方式让他们打开自己去越过这个坎儿，快乐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悲伤有很多是不足与外人道的，但是曹克非老师就善于用这种方式在台上以普通人的视角去讲述，看似是讲述他们年幼或者成年以后的创伤，但是剖析之后，掰开，我们看他们的伤口其实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伤口，所以有很多人会流泪，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会去寻找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途径非常好。
所以不管是公共空间也好，还是我们想营造的倾听的氛围也好，这个才是真正生命需要的一个纪录剧场，而纪录剧场是在我们2个人、4个人、8个人这么多群体中随时都要发生的。
《杂草》演出
刚才这位老师说得很好，让生活艺术化，让艺术生活化，就应该让我们的生命在艺术的斑斓中老去，这样才能治疗我们一路成长以来所受的那些创伤，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十个女演员她们来自德阳，专业和非专业我认为没有界线，我们人人爱戏、爱演戏，而且敢演戏，而且演这样的戏很有现场感，有现实意义感。
我们之前还拍了向经典致敬的《茶馆》，非常不一样，模仿戏剧在里边找自己，就在现实生活中找自己，真还不一样，所以才这么让我热泪盈眶，而且觉得这个可以放大，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延续下去的剧场形式。也很感谢今天在白夜看到了传说中的翟老师，觉得他们都在做现场的呈现，每个人和普通人都有交集，很难得，很珍贵，谢谢老师！谢谢演员们！
观众4：我作为年轻人看来，这样的剧场真的很少。你们在这样的地方把自己的伤痛说出来，我感觉自己人生有一种被照亮的感觉，真的感觉经历了人世沧桑，刚才戏里边有很多行走，好像你人生漫长过程中遇到那些人，然后擦肩而过，好像他们的人生一样，走到现在遇到了很多人，然后自己现在坐在那个地方看着，那个感觉，她说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被照亮了。
我觉得没有专业与非专业演员之分，我觉得只要很诚恳把自己展现给大家，你就是优秀的演员，没有表演，很赤裸裸的表现出来，当然学生会有一点紧张，感觉好像在朗诵，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真实的状态，因为确实很紧张。我最后就是想说，谢谢你们把自己的悲伤化作舞台呈现给我们，谢谢！
赵川：他真的被照亮了。
翟永明：这三天的演出有很多人被照亮了，今天，我的闺蜜戴红也来了，她说看了昨天的《世界工厂》很喜欢，她都很想上台表演。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因为我很了解她，这辈子都惧怕上台的人。我没有想到她会有这样的冲动。
看来这样的剧场真的会让人有一种“冲动”。昨天雕塑家朱成也来了，他年龄已近70岁，他说，以后我们成立一个剧社，可以来演戏。他跟曹克非也说，什么时候来成都排戏？我觉得像纪录剧场这样的东西，真的不是说要什么专业演员来演戏，这些都不存在，最重要的是大家会被某些东西激发，然后，把自己内心的能量，给调动起来。
赵川：很高兴，我们做拉练巡演其实就是想煽风点火的。（笑）
翟永明：所以我在想：曹克非和赵川以后可以到白夜来做工作坊，我们有些朋友有冲动的，完全可以来这里演出。
观众5：老师们提到公共空间的概念，无论是西方的咖啡馆，还是成都的茶馆，随着现代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公共空间所扮演的功能是越来越衰弱了。
在成都，茶馆以前作为公共空间，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来说发挥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但是随着这个公共空间的衰弱，今天我看到了白夜，看到就好像一个现代新型公共空间的诞生和发展，而且它不同于以往的模式，是一种更高雅的公共空间，所以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杂草》
《杂草》
还有一点，关于刚刚老师们谈到的生活阴暗面，我个人认为生活本质就是丑陋的，我觉得一部优秀的生活作品就是通过揭露生活的丑陋面，通过揭露绝望然后带来希望这就是好的戏剧，通过这些戏剧给我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气。
我很感谢白夜和戏剧的主创团队，你们给了我一种别开生面的观剧体验，传统话剧中这种体验是完全没有的，我觉得它有三个打破。第一就是它打破了专业剧场和非专业剧场的空间界限，只要有空间就可以成立一个剧场。第二是打破了专业演员和非专业演员的界限。第三是打破了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界限。以前看剧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剧场来说我就是一个客体，我是一个观众，但是这些天来说，我觉得我不仅是一个观众，我还是一个“演员”，因为我除了观看台上的人表演之外，我自己也在不自觉的观看台下的观众他们的一些行动。
以前我看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不受旁观人的影响，我喜欢一个人趴在前边的座位上，但是我现在我会不自觉地观看他们，比如人脸上各种的喜怒哀乐表情，还有的人在聊天，还有身边有各种微信、淘宝的声音，特别是我看到《世界工厂》有人在表演生产动作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生也在不自觉模仿他们做这种动作，我觉得他们在我面前呈现的都是非常鲜活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观剧体验对我来是别开生面的，也是非常生动的，我非常感谢白夜和主创团队。
曹克非：谢谢，我发现你可以当剧评家。
（完）
《杂草》
《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