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盾和他的《浮生纪实》
作者：朱普乐 编辑：百年树人
本文为作者投稿，表示致谢
跌跌爬爬过一生，
是是非非分不清，
胡里胡涂八十岁，
大千世界一鸡虫。
这是白盾先生自传《浮生纪实》开篇——《仿吕宕《七十咏怀诗》。既是对自己的戏谑，更是对时代的戏谑。
白盾系笔名。先生本名吴文慧，依文推算似为1922年生，安徽泾县茂林人。先生“六岁时跌坏了腿，‘九岁不行’；十岁患脑膜炎，死去复活，损右耳听力及记忆神经；二十岁‘革命’被捕，几被枪杀，家庭贿赂得免；三十岁划为‘右派’，升级被捕，又几死……真所谓‘屡死者数矣’，没有过几天安生日子。妻、子、女均受株连，历尽艰辛，次儿、次女均在‘粮食关’时死去。‘祸延子孙’，不幸之极。在生死关头，兄弟莫救援，亲友莫问讯，均视同陌路，望望然去之……有次运动中有个人填表时在‘你参加何种党派政治团体’栏内留了空白，主事者呵斥：‘这栏为何不填？’他答道：‘我不知自己什么党派。’——‘混蛋！连自己参加的党派都不知道吗？’他答：‘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我不知自己是个什么党。’——我的情况也有些相似。”（自传前言，第22页）
号称“江南第一村”的茂林，确是个不小的村落。它距泾县城60华里，太平县城60华里，旌德县城70华里，是三县边区的中心。“黄山山脉迤逦东下，临近长江三角洲平原时，那奔腾而来的连峰脊浪，逐渐化成低矮的丘陵，象是不甘心消失在那无际的冲积平原中似的，在这里作了个扇形大展开：一排排峋嶙石壁平地拔起，一个个峻峭山峰连绵出现，它们与无数的幽谷、飞泉、溪涧，构成了一个山国。千百条坑面从这儿出口，千百道溪涧在这儿汇集，形成了这片大似县城的村落。”（第26页）所以有民谚称：小小泾县城，大大茂林村。除了地域大，还有一层意思是村里当大官者众，小小县衙里的公职人员到了这里，都不约而同地下轿步行，是不敢耀武扬威唏里马哈的。
“自所谓‘同治中兴’后，这里又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批举人、进士、翰林——‘学而优则士’的做官做宰的人物。他们一荣俱荣，牵兄带弟，引子牵孙地纷纷在外地做起官，发起财来了。当地谚语‘穿靴戴顶，茂林吴家’……可见‘茂林吴家’是做官人家‘穿靴戴顶’为特征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搜刮来的‘雪花银’，大都运回乡买田做屋；一幢幢依照京、府里式样建筑起来的房屋也就纷纷拔地而起了。相传村中七墩、八坦、九井、十三巷、三十二轩、七十二园和一百零八大夫第。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一般城镇所罕见。这些府第轩园既仿府官第宅，又具当地风格，工艺考究，气宇宏伟，建造精美，各具特色。正屋、别墅、花园，起着各种古意盎然、附会风雅的名号，如‘太史第’、‘岳牧第’、‘绿野堂’、‘薇园’、‘映霞轩’、‘胜春园’……村里的大官僚、大地主，大都住在上海、南京、芜湖、南陵一带城市里,在那里置有田地房产。村里最大地主是‘义庄’，有几千亩出租田；其次是各份公堂，各数百亩数十亩不等……依靠几亩、十几亩出租的小地主比比皆是。”（第28页）
白盾祖上却很贫穷，常被族人鄙夷地讥讽为“穷鬼”，过年过节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是祖父手上从一无所有的贫困中发达起来的。祖父识字不多，九岁出外学生意，在120华里外的宣城县弋江镇一家杂货店当学徒。起早摸黑，苦学苦熬，由学徒到“朝奉”，到“水客”，到经理、老板，发了财，回到家乡买田盖屋。祖父似有经商天赋，做生意开店越来越兴隆，雇佣伙计四、五十人，拥资巨万；还在很多商店搭有股份，出任弋江镇商会会长。为了发展，他兢兢业业、从不懈怠。除了每年“清水六月”——店里生意清淡时回家歇息若干日，总是一心趴在店铺，一心扑在生意上。称得上励精图治。他治店有方、育人有道，用现今的话来说，很有企业家的气质与风度。他手上的学徒出来当老板的很多，这些老板来看他，总是毕恭毕敬，再三让座才欠着身子坐半个屁股。然而，白盾先生不无感叹地说：“祖父事业的发展，正处于民元鼎革初期。数千年来中华帝制统治下，战乱频仍，兵匪遍地，关卡禁榷，率无常规，私营工商业难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大气候下，经商风险极大，都有朝难虑夕之虞。商人在冒险犯难赚了几个钱后，都采取‘以末取之，以本守之’的方针，转而将资本投向土地——回乡买田做屋转化为地主。土地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兵匪、小偷对之‘没奈何’。这就保证了工商业永远不能发展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只能成为小农经济的附庸。中华帝制牢固难变的原因端在于此吧！祖父经商也逃不脱这个历史的磨道。他在一年年的‘扒银’中不是向产业、金融——向芜、宁一带投资拓展前进，而把金钱抽出来，用牲口驮回家乡买田买屋……还窖藏了数千枚银元及部分黄金，留作‘子孙万年计’”资本主义萌芽的私营工商业，在强大的中华帝制顽固统治下，一直遭到排斥、防范、禁锢与打击；从官方到民间，从宏观到微观，从自觉到不自觉，概莫能外。故而它始终难成气候，始终无力取代封建主义，中华帝制也就一再延续下来。时至今日，多少英雄豪杰都挣不脱这一历史的磨道，何况区区一介生意人！
白盾六岁时，祖父在事业蒸蒸日上的鼎盛时刻突然病故，犹如晴天霹雳，一家人悲痛万分。从此，这个并无多深根基的“新发户”，便陡然暗淡无光、一路下坡。白盾的父亲吴庆寿，字云轩，是从琴溪吴家过继来的。其生父是打散工的穷人，一无所有，养不活五个孩子，便将这个排行第三的儿子给了茂林吴家。庆寿先生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深目高鼻，一表人才；却胆小怕事无意进取。他放弃了其父在外地开创的事业，茂林镇上的店铺也不大过问，终日一杯茶一支烟，无所事事。又染上肺结核，不信“洋医”，乱用偏方；听信鸦片可以治病，继而吸毒成瘾，31岁病故。那年，白盾11岁。前后不过五年，两代男性相继去世，家道中落，一蹶不振，日子自然好不起来。
茂林村并不十分闭塞，有多人在外地学习工作。三十年代，有一次清华大学在上海区招生10名，应征者两万余人，茂林即取了4名。其中有吴半农、吴组缃兄弟和吴虞如。而白盾却在闭塞的私塾读到十六、七岁，成了与世隔绝的“遗少”。直到就读“洋学堂”以后，才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读物，“一下子明白了过去许多不明白的道理，成了新文化思潮的狂热拥护者……好象一下子成长起来，成了新人”。
然而岁月动荡不安，“跑反”不止。“南兵打北兵”，北伐军经由茂林过境。红军来了，又走了。芦沟桥事变。松沪抗战。日本人终于没来，新四军来了。
新四军军部移至离茂林35华里的云岭，民运部在茂林设有办事处。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白盾细致地记述了这些事情。他极其热诚地参予新四军组织和倡导的各项活动。先后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相当于后来的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新四军还特地派人来为他们主持宣誓，说从今往后就是“组织同志”了。他觉得很光荣，很难得，将多年积累的“压岁钱”全部交了党费。他记述道：“救亡工作开展得很正常，我们和国民党的矛盾都不大……国民党也不敢作什么破坏活动，倒是救亡活动内部发生了矛盾……那时就搞操纵选举了……‘左’的祸害也早已萌芽。用人拘泥成份，越穷越好。不知这类人常常是痞子无赖，往往坏事。据我所知，对吴育英就极力排斥，许多事不让他知道，许多小会不让他参加，只因他家庭富裕。实则对我也不相信。”“有次，组织叫我监视吴爱莲，因她参与教会活动，去做了几次礼拜。我倒当真注意她，并不让她知道。哪知她竟告诉我要‘注意些’，上边‘注意’我，叫她监视我，那时就搞相互监控的勾当。”
白盾先生还详细记录了“皖南事变”侧闻，新四军“告别皖南”时在茂林发生的事情，以及事变后茂林进步人士与国民党的斗争。
四十年代初，白盾考入内迁屯溪的上海法学院就读，再度因“书案”被捕。案件的重要内容是《学习与修养》（即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大众哲学》。该书案原在泾县发生的，关了三个多月，家中多方贿赂，花去黄金七两，法币近十万元，才获保释。又再次发作，可见“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之厉害。白盾先生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一再声称只是个“自由主义者”。久无证据，便被定为“思想嫌疑”性质，送到歙县县城一个叫“醒庐”的地方“学习”，“作进一步观察”。次年，国民党“党政处少将处长”娄子匡找他谈话：“你的问题归根结底，别人说你是共产党，我不相信；你说你不是共产党，我也不能相信。”声称要给他介绍个工作，用事实来表示你不是共产党。白盾为难了：如不答允，岂非证明自己是共产党？只是一再说要“继续读书”。少将处长不答应，“介绍”他到“战区巡训班”讲授“三民主义”，每期两个月，对象是部队中的排连长。一期结束，距二期开办还有两个月，白盾连忙以探望祖母为名请假回归茂林。没想到，就这两个月的工作，竟成了他后来历次运动中永远说不清的“疑点”。
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然而，笼罩在白盾心头的阴影并未散去。他感到国共两党是难以和平共处的，一场更加惨烈的未知鹿死谁手的战争不可避免。娄子匡又不断来信纠缠，说自己即将赴杭州接收，要白盾“负责主持杭州《明报》接收”事宜，希“摒挡一切，即日就道”。白盾不敢在家久留，遂以“赴沪复学”为由，匆匆往南京上海去了。后来听说：徽州同囚难友吴尔修去杭州主持了《明报》接收，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
沪宁之行并不顺利，反倒被电车轧伤了病腿，医治四个多月，行动尚不方便，经费负担不起，不得巳回了茂林。
1948年春节，白盾认识李紫翔先生。
李紫翔，泾县南容人，经济学家，与吴组缃、吴半农兄弟一同作过冯玉祥将军的老师。1922年任路矿子弟学校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全国铁路工会秘书。1930年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1933年在南洋烟草公司从事党支部工作，因组织被敌人破坏失去联系。曾靠写稿度日，于杂志发表有《中国基本工业与帝国主义》。1934年后为讲课。1942年离去，后在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工作。1946年后任《商务日报》总主笔，银学系教授，求精学院院长。1948年参加民革。“解放”后，历任民革重庆临时工委委员兼组织处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委员、研究室主任、计划局副局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副部长。1954年调往成都，任民革四川省副主任兼秘书长，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水利厅厅长，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划“右派”。1979年病逝。
李先生身材魁梧、深目浓眉，声音宏亮。一见面，他们三言两语即谈得兴起，从国计民生、经学形势，到当前战局、国际形势，李先生无拘无束侃侃而谈。尤以谈到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他更剖析入微，令人茅塞顿开。当时赋闲在家的白盾探询能否为其找点事做做，李先生一口应承。于是双方约定，四月间白盾到了重庆。在重庆市商会办的商务日报编辑部工作。当时遭国民党通缉的聂绀弩先生也隐蔽在报社里，他白天睡觉，夜间到编辑部聊天。常常是一包牛肉四两白酒，聂先生边饮边谈，从宇宙苍蝇到诸子百家，无边无际无拘无束，如天马行空。他吐词隽永，语带机锋，数小时令人毫无倦意。编辑部的青年同仁都尊敬他，保护他。后来他去武汉，大家依依难舍地把他送到码头上了船。
内战战局迅速发展，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前锋已到黄石一线，长江航运受到威胁。川中的外籍人士纷纷离去，船票机票买不到了，一片恐慌。如果战火蔓延，航运中断，甚至国民党退回蜀中负隅顽抗，形成胶着局面，后果将难以设想。白盾婉谢了李先生挽留，在编辑部同仁的帮助下，找人买到一张轮船票，于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中回到芜湖。下船时身边只剩4元钱，吃餐饭，已一文不名。找到茂林老乡，才得以歇息。也才知道“茂林小解放”的详细信息：
当时，茂林周边都是“解放”了的乡村，国民党的乡村政权已告瓦解。茂林守军约百来人，驻守在长堤边的碉堡里，四乡全是游击队、民兵活动地区。黄山游击队洪林部队发动了进攻茂林之役。他们没有攻碉堡的重武器，守军凭工事顽抗，相持不下，成了僵局。游击队捉来地方绅士及其有关联的多人，将桌子铺上一床棉絮用水浇湿，强迫这些人持着火把，顶着桌子去烧碉堡，均被碉堡里的守军打死。圣公会长陆绍泉出来劝守军举行談判，放下武器。他正哇啦哇啦叫喊时，也被一枪打死。陆先生是当地小学校长，宗教界开明人士，一向替人排忧解难，做过很多好事，也救过不少新四军。民运部长夏征农就是在他和吴葆萼等人掩护下逃脱的。他的死令人痛惜。游击队又将白盾家的“华盛”店一把火烧光，说店里有暗道通碉堡，实则是“莫须有”的事，又一冤假错案。这把火烧掉茂林半条街，烧掉了七座祠堂。人说当时烧红了天，烧得地面发烫不能走路。碉堡终于攻下，国民党守军死的死逃的逃，茂林“解放”了。但不久国民党军队反攻，游击队又退了出去。
白盾无力在家安生，外出谋事，当了中学老师，辗转于南陵、宣城、巢湖等地。
1953年，白盾先生教学之余写了篇红楼梦研究文章，批评俞平伯“怨而不怒”的观点。投往《文艺报》，即被退稿。次年，批俞运动勃兴，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文章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发表，并经全国各报刊转载，盛况空前。白盾先生便检出旧稿连同退稿信封寄到《人民日报》。没料到立即发表出来，并加《编者按》称作“向资产阶级发出了可贵的第一枪”，是“马克思主义的尖兵”。很快在全国各报刊转载，列为全国性学习材料。这篇文章立刻引起安徽省宣传文教领导的注意与重视，电话打到巢湖，要他参加省里的“红楼梦座谈会”。陡然间，白盾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成了“红学家”，先后调进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和省文联，任《江淮文学》编辑部理论编辑。
1957年“反右”运动，编辑部15人被打倒13个，白盾毫无疑问成了“右派”，且“升级处理”，判刑三年，入合肥一家劳改工厂服刑。“审判”过程极其荒诞：“开庭审判也是按‘大跃进’的高速进行的，一批进去，一批出来，说它每个案件的审判平均不到十分钟，绝非夸大之词。我在被喊名字进入‘开庭’的前三分钟，才拿到‘起诉书’，匆匆看了一遍，都是‘反右’中被揭发的所谓‘反动言论’；有几项‘肃反审查’中已核实否定的，也如数列入。我已懂得了这样逻辑：起诉的是机关单位，它是代表党和国家的，那是不会错的……当然只有你自己‘错’。早已推定你‘有罪’了，不服就是‘抗拒’党和政府，就是‘抗拒运动’，自然会罪加一等……大个子庭长将《起诉书》中的‘罪状’念了一遍，然后‘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服本判决，可在三日内上诉’……我没有上诉，我知道‘据理力争’只会刑期越长。和同来的难友比，大都是五年、七年、十五年……只有自己是三年……回到看守所，要求上诉的还是很多……张春江教授被判十五年，也要上诉，一股劲地喊‘报告所员请给纸筆’，所里一律置若罔闻。我悄悄告诉他：不能上诉，上诉就是‘不认罪’，只会加重不会减轻的。我有个姓章的同学，是地主出身，参加过三青团，并无具体‘罪行’，判了三年，他不服上诉，改成五年；再不服上诉，变了十年；再不服上诉，变了无期徒刑，他“服”了，再上诉就是‘死刑’了。上诉期只有三天，所里不给纸筆，即要上诉也上不成，未必不是一种“爱护”。
白盾先生还详细记录了省文联的“反右”过程和“大跃进”中的劳改岁月。
1961年白盾刑满，同意留厂就业，由“劳改”变成“职工”，每月工资22元。“这时瑜芳带着大女儿苏妮来看我。方知她们经过了九死一生的严酷岁月。安徽是大跃进重灾区，大片饿死人——后来才知道饿死了八百多万人。据学生梅盛奎说，上报时去了一个零。瑜芳她们曾二十多天一粒米的口粮也无，原也只发每天一两三钱，大批人得浮肿病死去。我的次女小雪也是饿死的，其状极惨。大女苏妮流浪在外，偷窃扒拿什么都干，保了条命。妻和两子晓明、小巢，靠多妮（大嫂董玉屏）在大队当干部，弄点吃的救济。她家有个后菜园，她嫂嫂每天起早摸晚地种瓜菜填补，才算活过命来。妻谈到多妮的好处，令人感动，说她有时从大队弄点稻麦半夜里煮吃，自己两个大点女儿都不让知道，我家两个孩子却能分到，就这样，他们母子三人才活过命来。”
不久工厂倒闭，白盾被“释放”回泾县，在瑜芳娘家安吴焦石埠落户。妻的兄嫂是农村干部，均为党员，他们没有板起脸孔划清界限，而是接纳了他，实属万幸。又经亲友介绍，先后在湛岭和朱家老屋作民办教师。湛岭是个极贫山区，“大跃进”中损失人口五分之四以上，无主空屋比比皆是，民师待遇很低。朱家老屋好些，死人较少，民师待遇也好些，供食宿，还给币10元，可维持全家生活（那时稻谷每百斤5元）。
然而两年后“四清”运动，他这样的“劳改释放人员”是不能充当民办教师的。失业了，山穷水尽，借贷无门；书生残疾，无以为生，一家数口陷于绝境。“家”维持不下去了，夫妻俩合计协议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经人介绍，妻子带着13岁的儿子晓明去了中村公社阳山陈家另谋生路。晓明也改适陈姓，意在转变身份，以求“重新做人”。大女儿也已匆匆出嫁。
家破以后，白盾生趣了无，觉得活下去已经没有意义，轻生念头不时萌生。正在走投无路时，四叔吴金胜来寻访，十分意外。白盾的父亲是从琴溪过继来的，排行第三，那边还有老大、老四和老五。他们因为穷得叮噹响，“解放”后翻了身。老四吴金胜能说会做，精明强悍，“土改”时曾作农会主任。他惦念老三的下代，估计不会有好日子过，决心来探访，发现他处境如此艰难。他抱着“千年桃花一树生”的念头，深为痛惜，邀其到他家住个时期。是可谓贵人搭救。后来，白盾便一直在琴溪——茂林两点一线之间徘徊流浪。后来，他又在好心人帮助下学会编竹篮，编拎包，算是有了一技之长，虽挣钱不多，倒也能聊以糊口。
“文革”时期，白盾是在四叔家度过的。凭藉四叔在当地的人缘与影响，白盾倒也没有引人注目，没有吃大苦。虽然也被抓过被绑过被关过，却都在四叔帮助下化险为夷。他在四叔同意下，在公路边开一茶棚，卖茶水、茶叶蛋、糕点等物。茶棚设在四叔屋后一片树林边，早晚笼罩在林荫之下。接待对象是南来北往的客人，贩运杉木的，拉板车的，挑担的，行路的……都乐意在这里小憩。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讯息，让他多多少少地了解一些外面世界。于是他知道了“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知道了“扫四旧”， 知道了“群众专政”， 知道了“走资派”， 知道了“武斗”， 知道了县城里哪个哪个跳楼自毙；他还在这里目睹了“赌博风”，“杉木风”， 目睹了“四类分子”被串在一起游乡，目睹了一车车荷枪实弹的军人到乡下来搜缴枪支弹药……
后来，毛泽东死了。
不到一个月，毛的老婆江青被抓起来了，说她是“四人帮”，反革命；还说毛被他们利用了。
不久，琴溪中学竟然有人请他去代课。说学校年轻老师多，大都要去参加高考，准备迎考，没人上课了。四叔高兴地摆了摆手：“那你就去吧。”所在的新园大队也有个“戴帽子”初中班，早就想用他，怕“政治风险”一直不敢用，现在见公社中学用了，便动员他回本大队教书。公社当然不同意，说：“是你大队学校重要，还是我公社中学重要？”茂林中学也来人请他去，每月工资开到50元（琴溪中学是33元）。不久，宣城孙埠中学也要请他。他都没有答应。白盾先生感叹：中国真是个“政治挂帅”的国度。正如某劳改干部所说：共产党不用你，任你多大的知识分子，只是狗屎一堆。如今稍稍松动，便有那么多地方争相一用了。
后来，白盾“右派改正”，平反，复职。先后执教于宣城中学与徽州师专（后易名黄山学院）。此后，妻子归来，儿孙团聚，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过上一段平稳自在的日子。进入八十年代后期，他以为值得提起的事项是1986年出版了《红楼梦新评》；退休后仍评了“教授”，虽然“工资不挂钩”，但落实了住房。白盾先生觉得，自偶然机缘卷入《红楼梦》漩涡后，已达半个世纪，时断时续也先后作“评红”文不下百万言，应当作个“总结”。于是萌生写部《红楼梦史论稿》之心。得到学校支持，组成“课题组”；又得到安徽省教委的经济支持，经姚邦藻校长大力赞助，得以出版，获省社科二等奖，算是功德园满。又作《阿Q真谛》稿，得晓旗、海燕夫妇慨然出资协助出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书，也算满足多年的“阿Q情结”，了却一桩心愿。白盾先生另一部得意之作便是《历史的磨道——中华帝制启示录》。经作家、学者、教授王晓明先生推荐给三联书店出版，签订了合同。后因其内部人事变动，以“退稿，赔偿损失”而未能出书。又经多次修改，2000年1月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出了繁体本。
千千万万象白盾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从偏僻的乡村走出来，走向社会；在跌跌爬爬坎坎坷坷的一生中，备受折磨、打击与侮辱，却从未停止过思想。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企图追求民主自由，却总在“历史的磨道”中，被碾压得头破血流，乃至粉身碎骨。是可谓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