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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从那时起,全世界都知道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天下午3时,摄影工作者记录下了开国大典上每一个重要时刻,这些照片如今成为了十分珍贵的影像史料。

在又一个国庆节到来之际,我们搜集到开国大典上的影像资料,并了解到其背后的故事,为读者讲述68年前镜头记录下的光辉时刻。

▲《开国大典》  陈正青   摄

照片取名为《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上的一些照片人们可能并不陌生,比如流传最广的这幅,名字就叫作《开国大典》(亦作《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至今已被无数报刊转载。

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是曾任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的陈正青。陈正青1917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曾在长沙修业小学读书,后随家人北上迁居,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1936年,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的陈正青因与父亲政见不同,独自一人离家奔赴陕北,12月在陕西云阳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3月,20岁的陈正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他被分配到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事文艺宣传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陈正青从陕西到山西、从华北到东北,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1946年,担任东北画报社摄影记者的陈正青拍摄了大量纪录东北解放战争的珍贵照片。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陈正青才作为《东北画报》的特派摄影记者回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时,陈正青32岁。新华社高级编辑周凤桥曾在《聚焦新中国的诞生——从历史照片〈开国大典〉说起》一文中这样回忆:“在当时有幸担任这一光荣任务的青年记者中,陈正青年岁最长,参加革命最早,摄影经验丰富,使用的摄影装备较为精良,大家公推他担负摄影的主力:主要任务的活动、会议的一些重要场面,尽可能让他多拍。”

说陈正青“摄影经验丰富”,是依据他有着多年战地摄影经历;说他的“摄影设备精良”,指的是他那架美国产的照相机。“(那)是东北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不仅配有万次闪光灯,而且胶片是一张一张的页片,一拍出来直接就是标准的新闻尺寸,无需放大,便于及时发稿。其他人使用的相机是6*9的小片子。因此,几个人同拍一个场面,一般是陈正青独占鳌头。”著名作家舒云在《开国大典的摄影师们》一文中如是道。

的确,普通相机拍摄出的照片需要经过冲洗、放大再成片发稿,相比之下,陈正青直接成片的相机时效性强、先进许多。“经验丰富、设备精良”,这两点结合起来,陈正青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摄影主力,典礼当天被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上,专门拍摄新中国的领袖们。

被寄予厚望的陈正青当然没有让人们失望,这张著名的《开国大典》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他按下快门,将这一重要历史瞬间定格。

这张名叫《开国大典》的照片现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与其同时收藏的,还有他拍摄的《朱总司令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亦作《朱总司令发布进军命令》)一图。这两张照片展现了在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庄严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所表现出来的伟大气质和风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

为开国大典忙碌的摄影科

为了完成好拍摄开国大典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政协筹备会下设的新闻摄影科就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筹备会新闻摄影科是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中央电影管理局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东北局东北画报社三家单位选调的摄影记者组成的,由著名摄影家、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摄影记者、采访组长的吴群担任科长。

为了工作方便,新闻摄影科就设在了中南海的一间平房里,距离政协会址怀仁堂很近,紧邻大会秘书处和新闻处。在科长吴群的主持下,摄影科曾召开过两次讨论会,总结政协筹备会的摄影经验,同时对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作必要的准备。除了总体工作计划外,摄影科还会根据每天的日程安排制定当天的摄影采访和报道计划,力求做到细致周详,避免工作上出差错和纰漏。

“1949年9月18日摄影科就拿出了书面的工作计划;并决定将新闻处所属的原摄影科分成摄影、电影两科。”周凤桥回忆,“摄影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政协会议全程的纪实摄影和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以新闻处名义选编并及时对外发稿,供国内外报刊采用。”

事实上,摄影科的摄影师数量有限,开国大典的摄影工作无法由这几人全部完成,于是,摄影科决定在政协会议的基础上扩大摄影团队规模,特邀了一批驻京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有解放军各部队的摄影工作者、著名摄影记者石少华、罗光达、宋贝珩、毕深忠、红枫;有总工会的陈勃;还有各地方报刊的摄影记者韦明、朱汉、张力、熊知行等。科长吴群记得,当时在天安门他遇见了二三十位同行,可以说能来的摄影记者几乎都来了。陈正青、侯波和杨振亚三人登上城楼拍摄,其他的摄影师分布在广场上,每个人都“占据”了一个位置准备随时按下快门。

开国大典上,除陈正青拍摄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照片外,另有熊知行、宋贝珩、吴群拍摄下群众场面,孟昭瑞拍摄下了军乐队的形象,杨振亚拍摄了朱德下达阅兵命令的时刻,以及红枫、石少华和罗光达拍摄的受阅部队。

据统计,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举行期间,摄影记者们共拍摄下16000多张照片,其中新闻处摄影科共发新闻照片175幅,陈正青一人的作品就有56幅,占新闻处总发稿量的1/3。

吴群生前撰文回忆说:“在这次重大的摄影报道中,发稿照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适应了国内外报刊和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摄影工作者们群策群力、分工拍摄,任务落实到每个人,做到分区定点,按拍摄对象定摄影任务,工作各有侧重,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独一无二”的彩色照片

在开国大典现场留下影像资料的可不只有摄影师们,事实上,一些喜爱摄影的领导同志也拍下了照片。

当然,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人们的生活水平有限,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照相机,因此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照的参会领导也只有那么几人。不过,在这零星的几张照片中,有一个“唯一”,那就是开国大典上唯一的一张彩色照片。

这张照片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秘书的童小鹏所摄。童小鹏是一个十足的“摄影迷”,长征到达延安后他得到了一架照相机,从此便爱上了摄影。为了学好摄影技术,他还曾拜擅长摄影的李克农为师,一头钻进了光与影的世界里。

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又是新政协筹备会的秘书长,童小鹏自然有机会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典礼,这给了这位摄影爱好者一个绝佳的机会。虽然拍摄内容和角度与陈正青的《开国大典》类似,但作为唯一的一张彩片,童小鹏的这张《开国大典》有着它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虽然技术没有如今先进,但开国大典上的图片记忆弥足珍贵。在这些光影背后,是摄影记者的智慧与汗水,他们通过手中的相机,为我们记录,也向全世界传递了这万众瞩目的时刻。

(本文影像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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