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看决策用人
在学习和运用历史方面，毛泽东堪称全党学习的光辉典范。他对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
29 30569 29 9009 0 0 3310 0 0:00:09 0:00:02 0:00:07 3309系有着精准的科学把握。因此，他在评价历史事件、点评历史人物时，往往有着高于常人的非凡见解和穿透时空的远见卓识，蕴含了许多决策用人的道理。
一、决策用人的关键在于多谋善断
多谋善断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1959年，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指出，多谋善断这句话，它的重点在“谋”字上。要多与各方面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的目的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
“多谋”就需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否则，就是“少谋武断”。楚汉之争中的项羽，就是“少谋武断”的典型。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道：“不谋于群众，不谋于基层干部，不考虑反面意见，就是他一个人能断，实际上是少谋武断。”项羽身边仅有范增一个谋士，却还多次因刚愎自用而未能听取范增的建议。鸿门宴上，项羽再三无视“范增举玦”的示意，最终还是放走了刘邦。荥阳城下，项羽中了刘邦的反间计，未能接受范增乘胜攻城的建议，又给了刘邦喘息的时间。反观刘邦，正是“多谋善断”榜样。毛泽东认为刘邦能够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在韩信因不受项羽重视转而投奔汉营之时，刘邦采纳萧何的建议，拜韩信为大将军，逐渐扭转了楚汉相争以来的不利局势。公元前203年，“鸿沟协议”签订，刘邦本打算率军西返，衣锦还乡。但是，张良和陈平却认为应趁楚军疲惫松懈之机发动偷袭。于是，刘邦马上打消了西归的念头，转而部署兵力开始进攻楚军。次年，刘邦又听取了张良“增封土地，诱之出兵”的建议，联合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一举将项羽围于垓下，并最终逼得其乌江自刎。
决策用人不仅要“多谋”，更需“善断”。“多谋”是前提，“善断”才是关键，“多端寡要”或“多谋寡断”往往会错失良机。因此，这就需要领导者在“多谋”的同时，还要善于从众多意见中抓住事情的重点，然后当机立断。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鼓励领导干部去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并讲道：“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谋，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公元200年，曹操在听完郭嘉对袁绍性格的分析之后，决定先解决刘备这个隐患，然后再掉头与袁绍一战。不出所料，袁绍瞻前顾后，没有及时听取谋士田丰的建议，错过了从其后偷袭曹操的最佳时机。如此一来，曹操不仅在击败刘备后得以从容回师官渡，同时也为后来官渡之战的胜利埋下了伏笔。因此，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就说道：“有些人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二、决策用人的前提是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做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毛泽东指出：“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有千古绝唱之称的“隆中对”，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可以说是诸葛亮政治生涯最出彩的开始。但是，毛泽东在读苏洵的《权书·项籍》时，却在“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句下面写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诸葛亮身在隆中，没有进行足够的实地调查研究，就为刘备制定出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的整体战略。乍看，这一战略构想既掌握全局又高瞻远瞩，然而，在相距千里的荆州和益州“二分兵力”，从根上就违背了“集中兵力对敌形成优势”这一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则。荆州和益州之间有千里之遥，不论是在兵力集结方面还是在相互驰援的问题上，都使得原本就不具备兵力优势的刘备更加捉襟见肘。战术都是围绕着整体的战略方针展开的，如果前期的战略出现了致命的问题，即使后期的战术再厉害，也只能是小胜而大败。因此，毛泽东认为蜀汉政权的失败从“隆中对”就已经开始。
相比诸葛亮在这方面的欠缺，毛泽东则比较欣赏宋江。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特意引用宋江在“三打祝家庄”中重视调查研究而最终取胜的例子，向广大党员干部讲述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宋江“三打祝家庄”，前两次失败皆是因为情况不明和方法不对，在还没有了解清楚具体敌情的情况下就鲁莽发动进攻，犯了兵家大忌。第三次攻打，总结了前两次经验教训的宋江，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派石秀打探情報、摸清路况，利用扈三娘和李应拆散“扈、李、祝”三庄联盟，又安插栾廷玉的同门师兄弟孙立做内应，最后再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拿下了祝家庄。1945年2月，毛泽东在看完京剧《三打祝家庄》之后，又说道：“我看宋江这个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要学宋江，要谨慎。”
三、决策用人的基础是知人善任
古人曰：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可以看出，古人把能否知人善任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毛泽东也曾多次强调，用人要用其长、避其短，要根据每个人的专长来安排工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优化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才可以使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毛泽东推崇曹操，原因之一就在于曹操深谙用人之道。1958年，毛泽东在接见时任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道：“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正因如此，曹操麾下汇集了一支庞大的人才队伍。文有郭嘉、荀彧、荀攸、程昱、毛玠、贾诩、许攸、司马懿等，武有张辽、典韦、许褚、夏侯惇、庞德、徐晃等。不仅如此，曹操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知人善任。宋代著名学者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是毛泽东一生喜爱的一部随笔集。书中这样评价曹操的用人之道：“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意思是说，曹操知人善任，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都非常称职。比如，对于清正廉洁、作风正派的崔琰和毛玠，曹操让他们负责官员的选拔工作。由他们所选出的官员也大都德才兼备。对于忠厚能干、不畏强权的枣祗和任峻，曹操则派他们全权负责屯田事宜。正是有了枣祗等人的大力推行，才使得屯田制在安置流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既解决了打仗所需的钱粮，又笼络了民心，从而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与曹操同时期的诸葛亮在识人用人方面则存在很大问题。蜀汉政权后期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局面，诸葛亮作为大权独揽的丞相要负主要责任。诸葛亮提携彭羕，又构陷彭羕；任用魏延，又不信任魏延；重用关羽，又过于吹捧关羽。毛泽东在谈到诸葛亮用人的问题时就曾指出，让关羽守荆州原本就是一招错棋。而且，当关羽去信询问诸葛亮对敌将马超的看法时，诸葛亮竟以“尤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来吹捧关羽。原本就骄傲的关羽因此更加轻敌，最终大意失荆州，被东吴所杀。此外，关于“失街亭”的问题，毛泽东曾点评道：“初战亮宜亲自临阵。”在毛泽东看来，能否守住街亭是战役成败的关键所在，诸葛亮作为主帅应该亲自临阵指挥调度，不该委责于人。其实，马谡作为出谋划策的参谋人员还是可圈可点的。根据《三国志·蜀书·马谡传》的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采纳了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但是，对于统兵作战，马谡却缺乏经验。放着魏延、吴懿等身经百战的老将不用，却派一个言过其实且无作战经验的马谡来守街亭。可见，诸葛亮对魏延等人不能人尽其能，对马谡也无法量才而用。一出祁山，既失了街亭，又枉送了马谡的性命，只得退回汉中。
四、决策用人的根本是路线方针
毛泽东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如果路线错了，那么基于路线所制定的决策、所选拔任用的人，只能让所得的结果更加南辕北辙。
1975年，毛泽东在与芦荻谈论《水浒传》时说道：“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在他看来，宋江是在修正晁盖的革命路线，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开始，到接受招安代表朝廷东征西讨，再到为防李逵在自己死后还有可能會再反朝廷将其毒死为止，可以看出，宋江心里其实并未觉得“造反有理”。他的造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赢得与朝廷谈判的砝码。宋江始终认为，皇帝本身是好的，只是被奸臣蒙蔽了。而毛泽东却明确指出：“如果是贤明的皇帝，就会有忠臣当朝，用人在贤；如果是昏君，必有奸臣当朝，用人在亲。狐朋狗党，弄得一塌糊涂。中国历朝以来的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都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因此，“只反奸臣、不反皇帝”是宋江认识上的重大失误，也是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最终归于沉寂的根本原因。
要确定和坚持正确的路线，要求领导者既要看到当前现象的本质，又要对未来发展趋势有一个科学的预见性。毛泽东曾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1963年8月29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曾发表声明说：“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了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就在毛泽东发表声明的两个月以后，吴庭艳兄弟就在美国中情局的一手策划下被闪电处决。毛泽东此时点评《水浒传》，其用意就是要借评价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来提高大家的警惕性，使杜勒斯“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泽东强调：必须抱着经世致用的态度去读经史，而决不可像理学家一样为读书而读书。所以，毛泽东学习历史是为了引史入世，而毛泽东点评历史人物是为了资政育人，意在警醒和教育党员干部。 （摘自：领导之友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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