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阅读 | 孙立平、吕良彪：包子与房子背后的中国经济转型及其前景

吕良彪解读《孙立平：为什么包子卖不出去？》

转载自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良彪 的公众号“阿呆曰”

孙立平、吕良彪：包子与房子背后的中国经济转型及其前景文/吕良彪（笔名：阿呆）

题记：

喊了几十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了该向“全面实现公平正义”方向发展的时候了。——人们对于现实中什么是不公正的共识远远高于理论上什么是公正的共识。在现实层面，可以找到许多共识。

前些年我时常建议人买房，现在那些买了房的人都得到大实惠。内需拉动时代，房地产无疑是接受大规模政府投资红利的最佳载体。当下也时常有人咨询要不要买房，要不要换美元，要不要出国移民。对此，我实在不敢提供意见。

“【笔者按：读书笔记】今年沪上的秋季读书会，邀请清华大学博导孙立平教授讲《中国的经济转型及其前景》。立平先生这个讲演是近年来我所听到最为务实、最为高端也最为精彩的报告（没有之一）。立平教授尺度把握得非常到位，平和讲理不“使劲”，不讲任何哗众取宠的“过头话”，避免“概念化分歧”引发无谓争议，典型者如避谈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力图以“公平公义”统领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发展方向——虽然社会各界对“公平正义”或许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读书会吸引了来自上海、北京、深圳及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众多听众，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蒙主办方抬爱，笔者受邀与上海著名“思想大鳄”杨鲁军教授等在报告结束后与孙教授进行“对谈”及点评，知名投资家雪晓通先生担纲主持。以下是笔者的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

1

“老司机”孙立平

孙先生被公众所熟知，乃是曾担任习总论文指导教师的坊间传言。关于此事，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澄清自己只是习总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希望各位不要再以讹传讹。至于博览群书天下闻名的习总博导究竟何人，似乎依然还是个谜。有幸邀请先生加入我的微信群日常也多有交流，先生戏称我的表达有时过于尖锐直白象是“新司机”。当面聆听了先生的讲座及答问后，对先生那种“老司机”的老辣、淡定气度有了直观认识，对自己也是一种很好的提升。——成长不能超越过程。所幸，我们始终在路上。

2

国家的方向感

先生坦陈当下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让人困惑的时期，尤其需要国家的方向感、上层的安全感、民众的希望感。最重要的，乃是国家的方向感。——先生用平实的语言，再次提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几年来社会所普遍关注与迷茫的问题。笔者注意到深改组日前出台的规定，被相关人士解读为“赦免民企原罪”。如果这种所谓“赦免”能够成立，则类似思路可否运用于解决“政治呆坏账”问题，以增强上层的安全感？此外，在统一“前后两个三十年”这种注定容易造成撕裂的美好愿望之下，如何在左、中、右间形成社会共识、找到社会发展新动力，进而增强“民众的希望感”？——对此先生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说法回复我：人们对于现实中什么是不公正的共识远远高于理论上什么是公正的共识。在现实的层面，可以找到许多共识。

3

社会财富的产出与分配

社会财富的产出与分配，是社会最为核心的问题。先生用房地产做载体，讲清楚了社会财富的宏观供给与社会性再分配。——原本地段、价格类似的商品房A与B，为何门前开通地铁的A价格猛涨？因为修建地铁的这部分社会投入，被再分配到离地铁近的A房地产里了。而且，即使是仅有的一套住房这种财产再分配也是有意义的，例如，你可以卖掉A房购置B房或更便宜的房屋，同时你手里多出货币做其他的事情。——先生的讲座同时澄清了笔者一个困惑：政府通过超发货币、提高税收、高房价和高物价、高收费等方式所集中起来的社会资源，都花到哪去了？看来还是有相当部分通过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方式，沉淀在全社会。——在“内需拉动”的时代，房地产似乎是接受大规模政府投资红利的最佳载体。只是，这种沉淀性财富的分配，可能因整体地域、身份乃至个体实力、眼光的差别，社会成员所获差异极大。笔者早些年在与茅于轼先生一起演讲时，也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谁享受了？这种利益再分配是否符合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

4

如何判断经济前景

先生提出中国经济正经历两个转型：一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变；一是从大规模集中置业时代向后置业时代的转变。此种背景下，关于L型甚至更糟糕的宏观经济走势，先生提出“短期看政策、中期看趋势、长期看文化，而体制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先生提出两个前提：当前的坎能过得去；今后不折腾。在此前提下，中国未来二三十年间争取一个不错的发展前景，是完全有可能的。——请教先生何为“文化”，先生答：国民性。至于何为体制贯彻始终，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提到了他著名的“包子论”。

5

“包子”的启示：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

关于供给侧改革，先生的“包子论”曾在网络上极为流行（文章附后），文章的结论是：即使质量、口味都上去了（供给侧），爱吃包子的人也足够多（需求侧），包子恐怕依然卖不动。为什么？因为太贵了！为什么会那么贵？因为国家税收、金融成本、社会管理费用太高了！——所以，问题在两侧，症结在中间。那么，为什么“中间”问题这么大？

6

寄生性：体制贯穿始终

中国政府规模之“大”，吃“公家饭”的人员之多，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先生提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源动力，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刺激人们的欲望而产生出来的。也这就很根本地解释了当下中国社会经济中的诸多“礼崩乐坏”、“老人变坏、坏人变老”的问题。先生还有两个问题没有明说：

一是政府的欲望被刺激起来了怎么办？答案很明显：利用权力进行掠夺。

一是官员的欲望被刺激起来了怎么办？答案很清楚：利用权力进行交易。

所以，中国的政府机构“管理”优于“服务”。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超发货币、提高税收、高房价和高物价、高收费等方式，将民间或民众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成为公共资产；其次，除却沉淀在社会的公共投入以外，相当部分通过瞎投资、国际撒币以及黑色腐败（贪污受贿）、灰色腐败（其他违法违规收入）、白色腐败（“合法”的高待遇）等方式“消费”掉了。

更为负面的影响，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当下一方面始终保持“权力主导、政府推动型”社会，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已经陷入“贿赂拉动型”状态。一旦贿赂风险加大，则社会发展动力不足。

此外，当下实体经济之困难，无论作为律师还是大型公司董事、顾问都有切身感受。除却“中间层”，金融资本成本的高昂，也是相当重的负担。

7

当前的坎，未来的路：警惕经济繁荣之后的一种灾难

笔者注意到，几千年来中国的王朝似乎始终呈现出某种历史性规律：

1、王朝初期，往往“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注重休养生息；

2、待得社会财富有相当积累，统治者往往开始膨胀，“本能”地希望对外称雄于世，而中国的体制又使得领袖的此等意愿为臣下所察知与逢迎；

3、对外争雄，往往容易快速消耗内部财富积累；而为加强进一步财富聚集又必然对内加重税负与镇压，最终耗尽社会积累使王朝走向没落。

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变革，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同步变革，王安石的失败在于只做经济改革而不触及体制问题，戊戌变法的深刻教训则似乎在于单纯地试图体制变革。

先生提到，“中国崩溃论”时常被提到，但中国却无论面临何种困难却始终没有崩溃，为什么呢？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弹性”。这种“弹性”说到底，是中国老百姓超出其他民族的“忍耐性”，阿呆称之为“韧性”。中国老百姓太能吃苦了，所以再大的艰难付出也都忍过来了，这样忍过了一个又一个个难关。——这种忍耐性或称韧性，造就了中国特有的发展道路：即牺牲个体的权利成为集体的强大（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另一个极端是49以来以所谓集体主义彻底限制和剥夺个体利益和私人空间）；牺牲部分人的权利成就整体的发展积累（例如剥夺农民、农村成就工业化、城市化）。

笔者叹：越是经济困难越需要讲规矩；越是经济困难越不愿意讲规矩。中国始终走不出“丛林状态”，相当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明确的“可预期性”：法治不彰，社会性不讲规矩缺乏明确稳定的预期；不讲诚信，个体的行为缺乏明确稳定的预期。

8

中国社会转型问题

先生提到了近期内的几条信息：

1、清华一位教授被骗1760多万。旋即有传言说这是该教授的卖房款。无论传言是否属实，在北京一套好一些的房子卖1000多万并不稀奇。

2、一位地方领导告诉我，当地一位曾拥有四辆劳斯莱斯的企业主因为资金链断裂，自杀了。

3、在一些地方走的时候，多次听到人们反映，去年农民收入在下降，主要是粮食价格在下降。如河北，前年玉米每斤将近一块二，去年七毛多不到八毛。

4、有地方领导告诉我，一些农民工失业，但并没有回到农村，有的滞留在小城镇，没有正当的收入来源。

笔者在对话中也提到几则事件：

1、前几日出现的退伍老兵维权事件；

2、滴滴专车传言被限制事件；

3、携程改变我的出行，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4、我所担任董事、顾问的两家企业手机销售近千亿。

似乎，“移动互联”正改变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现在各种思潮都容易出现并且时常交锋，“统一思想”不那么容易了；现在大家对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和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真实地掌握基本信息，“统一事实”不那么容易了；大家越来越容易约在一起听讲座，越来越容易一起就某些社会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统一口径”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了。

结语：改革开放三十年，相对有效地解决了社会财富的供给问题，中国经济总量雄居“全球第二”。但这种辉煌背后，是中国人均GDP排名的落后甚至持续下降，是教育、社保、医疗投入占比的过低，说到底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核心则是公共权力如何有效制约的问题。喊了几十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应当向着“全面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了。

附

孙立平：为什么包子卖不出去

前些天，我曾经写过一篇以包子作为例子的讨论供给与需求关系的长微博。

事情的起因是，上个月有一次去芜湖。芜湖有一家据说始建于光绪年间的包子铺。一天早上，朋友带我去那里吃包子，就联想到现在人们讨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所以，回来就写了一篇长微博。后来觉得当时一些问题没有说清楚，现在重写一遍。

现实是：很多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去（通常说的内需不足或产能过剩）。

于是，从需求侧做文章，号召人们买包子，并促进包子外销。但从效果看，人们买包子还是不踊跃，而且外销也基本饱和了。

这意味着在需求侧做文章的空间已经不大。

于是，目光转到了供给侧。一看供给侧，问题来了。原来包子做的就有问题，好吃的包子很有限，无法下咽的包子做了一堆。

这样，新的思路就有了。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即供给侧改革，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产品，去库存，消灭过剩的产能）。

这个思路对不对呢？当然对。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大量的好吃的包子做出来了，结果销量还是没增加多少，很多人还是不买这包子，而是弄两个馒头夹点咸菜就完了。

一问，问题清楚了。你们为什么不买包子吃馒头？因为我们买不起，包子10块钱一个，这一笼就100块（夸张点，为了好算账）。而馒头5毛钱一个，两个一块钱就搞定了。

嗯，看起来还是需求的问题。

但需求的问题在哪呢？哦，对了，价格，价格，10块一个包子实在是太贵了。

于是，找到了老板：你的包子卖得这么贵，怎么行啊？降降价，销路不就上去了吗？

但没想到，老板也是一肚子苦水：我也知道这包子贵啊，我也知道10块钱一个包子人们买不起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一个包子里，税就占了5块。原料面肉菜虽然不贵，可运费贵啊，每个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一块钱，房租一块钱，再加上人工还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费用，你知道我一个包子才赚多少钱吗？两毛钱！我怎么降这个价啊。

现在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吧？就在供给和需求的中间地带。由于这个中间地带的扭曲，就造成了我说的，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的不得了。

结论是什么？就是我前些天说的：只有疏通中间，才能打开两侧（供给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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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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