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怀德：中华法学必须立足中国解决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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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0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制日报社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华法学硕博英才奖”颁奖典礼暨“法学英才高端论坛”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举行。会议间隙，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接受了《人民法治》记者专访，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新时代法学教育的愿景”等问题做了精彩阐述。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

记者：“中华法学硕博英才奖”以“中华法学”作定语，在指明奖项所面向的群体外，我们认为它更透出中国法学主体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中国法学研究是法学旧时代，如何开启自主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

马怀德：中国法治话语体系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的确，中国法学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立足中国、联系实际，体察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应当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确应有这样的一个站位。因为纯粹地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解决不了中国实际问题，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有自己所处历史时代的一些特殊问题，所以必须立足中国，解决中国问题，有这种问题意识，才能够使中国法学步入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新的时代。

中国政法大学在2013年创办法学硕博英才奖。专门在奖项名称前加上“中华法学”这一定语，说明它不是我们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硕博英才奖，最大的区别是面向的群体不一样，过去很多国内的奖项就是面向本校，范围再大一点面向内地。我们设立这个奖项，特意强调它要覆盖到港澳台地区，将它定位成中华法学所有优秀法律人才培养中的一个激励机制。评奖三年以来，这方面的效果在逐步显现，有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地区的优秀研究生来申报这个奖项。我们目的就是要激励全中华的优秀法律学子，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在探索中国的法治未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通过这一奖项的有效运作，进一步加深内地与港澳台青年法治人才的交流？

马怀德：以前参评的以及进入复评的，香港大学、台湾中正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的同学都有。第三届也就是这一届有一名香港大学的同学获奖。目前来看，港澳台地区学生在所有获奖学生中比例还是偏低，一定程度上与我们这个奖项的影响力和宣传力度不够有关系。我相信随着这个奖项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影响力不断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港澳台地区的优秀法学研究生来申报。

当然，为了更好地促进内地与港澳台青年法治人才的深度交流，中国政法大学现在除了“中华法学硕博英才奖”之外，还有其他平台，譬如中国政法大学牵头在去年成立的内地与港澳法学教育联盟，吸收了内地的十几所知名大学，还有香港、澳门的一些大学，秘书处就设在中国政法大学，我们也会定期举行一些活动。这些都是为了促进内地与港澳台青年法治人才的交流，加强学术互动，加深理解，增强他们对内地法治的了解或者认同。

记者：据我们了解，为培养法律和前沿科技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国内有其他法学院校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中国政法大学在回应新技术革命对法治的挑战，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我们去年专门成立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设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还有我们的资本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网络法学研究院，作为新型的科研机构也在逐步发挥作用。

现代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对现行的法律制度提出这样那样的新的挑战和问题，如果没有法律或法治的这种回应，未来科技发展及其规范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各个高校、科研机构成立这样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来应对解决这类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以中国政法大学成立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为例，它实际上就是专注研究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对现行法律提出了哪些问题，哪些法律需要重新制定修改完善，哪些还需要填补空白。另外，如果相关法律制度做一些比较有利的规定或调整，实际上也能促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新科技的快速发展。所以，科技与法治是相互促进，一方面我们的科技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撑、保障，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会引领推动法治变革及其进程。

实际上，在高校成立这样的研究机构还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要开设更多交叉学科、新型学科的课程，然后建立一些这种学科和专业，目的还是要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既懂技术又懂法律、既懂科技又懂规范的优秀法律人才，这些人才是社会所急需的。最近有专家建议，所有的高校都应该开设计算机编程的课程，为什么？因为从未来发展来看，不仅是研究计算机、学计算机的应该懂编程，所有年轻人都应该懂编程，因为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任何人都无法阻碍或逃避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中国政法大学也在这方面努力，我们不仅设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还鼓励开设新型课程，包括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相关联的一些交叉学科，编写这方面的教材。最近我主编了一本有关行政法前沿问题的研究生教材，对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制度做了归纳、梳理和概括，而且还涉及很多新型科技的问题，如在新科技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做好政府的监管，如何提高监管的效率，如何能有效地解决现实中的行政法问题等研究内容。

记者：一直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被定位成精英教育或“高级法律人才”教育，而另一种声音则主张法学教育应该走下神坛，走向社会和大众，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教育即法治教育，您怎么看？

马怀德：我认为法治教育实际上确实不能把它仅仅看成一种精英教育，也不能仅仅看作大众教育，它是两者都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比如中华法学硕博英才奖，它的着眼点就是要培养高级法律专门人才，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在做法律普及工作，实际上这是面向大众的，如中国政法大学在法治培训方面的工作，每年要轮训上万人次的领导干部，包括一些教师、法律从业人员，它就是一种普法工作。我们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的一大部分工作就是搞在职培训和普法教育。我所在的法治政府研究院底下还挂了一个牌子，叫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基地，还有一个教师法治教育研究中心，面向全国中小学老师，面向教育领域的干部来进行培训，这实际上是一种大众教育。高校不可能只在象牙塔里研究高深的法律和学问，而不去关注现实、不去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它既要培养优秀专门人才，也要进行全民普法，做大众法治的普及和引导工作。

记者：您认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愿景应该是怎样的？

马怀德：我觉得新时代中国法学教育一定要适应全面依法治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治国方略，将它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定位和认识。法学教育一定要适应国家发展的这一大战略和趋势，对法治领域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培养法律人才就要定位在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所以，法学教育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提出要培养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优秀人才，对学生的教育不仅是法律知识的教育，更是道德的教育、政治素养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锤炼。新时代的法学教育实际上面临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结合当下的法学教育来看，仅仅进行法条的教育肯定不够，解决实际问题光靠法条肯定不行；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这种法学教育也是不够的，因为解决中国问题要立足中国实际，要了解中国国情，面向中国未来；此外只注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没有打通理论和实践的壁垒，没有将知识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培养的应该是既有理想信念和专业知识的优秀学生，也是能够敢于创新、敢于担当，善于解决实际问题，有务实能力的优秀人才。

总之，未来中国的法学教育不仅要在量上提高，质上还要进一步提升，这是最终适应全面依法治国时代要求的最根本的方向或出路。只有质与量双提升，才能满足国家、社会对法治人才的需求，才能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才能够实现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到2050年实现建设全面现代化强国的这样一个宏伟目标，这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使命。

责任编辑：焦建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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