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执掌暨大一年半,“力抓教授”让暨南园生机勃发
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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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暨南大学
在广州重建60周年和复办40周年
提起重建的艰苦岁月
就不得不忆起
这位为暨南园重建与发展
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
作出重要贡献的先生
陈序经
(陈序经)
陈序经(1903-1967),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20世纪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从学贯中西后毅然归国,到引发产生深远影响的三次激烈的全国文化大论战,再到“抢救学人”、提倡教授治校,陈序经的一生经历充满传奇,真实映照了中国文化变迁的轨迹。
陈序经曾先后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广州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参与暨南大学在广州的重建工作,并于1963年1月至1964年夏出任校长一职,他对暨南大学的重建与发展,乃至新中国的华侨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序经之女,陈穗仙说,父亲出身华侨,研究华侨史,曾执掌“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一辈子与“侨”有缘。
百年岭南第一校长 他以学报国
从国外留学归国时,陈序经的父亲曾告诫他从此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学成一不参政,二不经商,以学报国”,是其父对他的训示与期望。陈序经对此一直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数次拒绝了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劝他出任教育厅厅长的建议。1945年,他又以“不改行”为由,拒绝了宋子文要他出任泰国大使的官衔。20世纪40年代末,他以前往香港公干为借口,拒绝了蒋介石在广州的宴请。
尽管立志“不当官”,但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从1948年开始,陈序经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等当时中国一流大学中担任领导职务,并以一位优容雅量的教育家、管理者的精神品质,被誉为“百年岭南第一校长”。
据陈序经的学生、著名法学家端木等人回忆,陈序经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两点上。首先,他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是否“海归”,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其次,他从来不忌才,只要是学校发展需要的学者,他都想邀请来校任教。
暨大重建 他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欢欣鼓舞,纷纷回国求学。中央政府制订了长期收容处理华侨学生的工作方针与方案,认为辅导侨生回国升学,大力发展华侨教育,是中国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苦于没有一所正规的专为侨生而设的大学。因此,重建暨南大学,“已成为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广大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强烈要求”。
(1958年9月24日,暨南大学的开学典礼)
1958年9月24日,暨南大学在广州正式重建并为首批学生举行开学典礼,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兼任校长。陈序经一直积极参与暨大的重建工作,协助陶铸等人为暨大走上正轨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序经为暨大重建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下述两方面:一是担任暨大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起初为华侨大学筹备委员会)共有37名委员,包括有关部门负责人、港澳地区和内地热心华侨教育事业的知名人士,由陶铸兼任主任委员,王匡、陈序经等12人为副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主要负责研究决定学校的“办学方向、专业设置、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学习教育思想、生活管理、领导作风、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侨务政策的贯彻执行等重大问题”,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配备和师资队伍建设等难题”。根据档案资料,陈序经副主任委员自1957年9月至1958年9月,一年内至少参加了7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二是任建校委员会副主任。为了全面规划和领导学校的基本建设,根据陶铸的提议,成立了暨大建校委员会。建校委员会共有38名委员,由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长朱光任建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越、陈序经等13人为副主任委员。陈序经不负重托,一直积极参与暨大重建初期的建设工作。
知人善任 他坚持“抓教授”
上世纪50年代,陶铸赴北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谈及知识分子问题,周总理笑问陶铸:“广东有一位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家,能聘请到一级教授任教,你知道是谁吗?”陶铸一时语塞,周总理告诉他:“你要向陈序经请教,向他学习一点知人善任的好作风。”
兼任暨大校长4年多后,陶铸亲自探访陈序经,力荐他接任校长。应陶铸校长的邀请,陈序经出任暨南大学广州重建后第二任校长。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为教授服务的。”“抓教授”是其办学一大特色。上任伊始,陈序经就希望尽可能请来数十名高水平教授到暨大任教。凭借过人的器量和人格魅力,他请来了不少当时的名教授。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李天庆教授,如中山大学的廖翔华教授及夫人杨秀珍教授,陈如作教授,华南工学院的卢文教授等。陈序经有识才、器才、容才的崇高美德、广阔胸怀和远大目光,他以招揽天下贤士为己任。
(陈序经)
他不看重所谓的名誉,他看重真正有学问、高水平的学者。他对学校的教授充分信任,从来不检查他们的课堂情况。
陈序经常说,“每位教授在我决定下聘书的时候,已经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到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如果我不相信他就不去请他。”他还制定了“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鼓励青年教师提高学术水平。
“私家小车”变成“公用校巴”
他对师生关爱有加
对暨大师生,陈校长和善可亲,不摆架子,关心冷暖。每当在校园里遇到教师,他总要停步问候。他亲自登门慰问每一位教授,对生病教师更是悉心关怀。对学生尤其是侨生,他关怀备至,有些学生家长来看望子女,他常亲自予以接待,家长甚为感激。
陈序经任职暨大、家在中大,每天要往返上班,因此暨大校董费彝民捐赠一辆小车作为他的代步工具。没想到,陈校长把“私家小车”变成“公用校巴”,中途遇见学校老师走路上下班,即招呼老师上车。
(1963年秋,陈序经校长(后排左三)等学校党政领导,到南海县平洲公社探望在当地劳动锻炼的外语系学生)
1964年,陈序经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他在暨大担任校长仅一年半,但却让暨大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在任期间,他负责学校全面的管理工作,常常深入到师生和基层,了解第一手情况后作出决策和开展工作。校长任期内,他在暨南大学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提高学校的教学和学术水平;二是建设好校园。他的“教授治校”、“我为教授服务”等理念,也已成为暨大的精神传统、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
勤奋治学 他以“刻苦耐劳”自励励人
与“校长”相比,陈序经的学术研究却较少受人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学术成就和治学的品格,是陈序经留下的另一笔精神财富。
端木正认为,陈序经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大师,“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民族学,他无不精审,且多有独到之见”;“尤为可贵的是,他的研究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他反对学术的功利性和依附性”。
新中国成立前,陈序经涉猎的学术领域广阔,但着力最深、成就最大的是文化学。他先后为文化学撰写了一部内含20分册的巨著,计200万字。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部分院系并入中山大学,陈序经成为中山大学一名一级教授。没有了行政上的繁杂事务,他一头扎进了书海里,专心科研和教学。
由于此前研究的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已通通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化”取消了学科,陈序经选择了研究历史。凭借此前对古匈奴史、东南亚各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的学术积累,1953—1957年间,陈序经撰写了约250万字的书稿,计有《东南亚古史初论》《匈奴史稿》《西双版纳历史释补》及《中西交通史稿》等。
东南亚地区与中国交往甚早,关系密切,是华侨最早的大批量移居地。《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等研究成果,让陈序经成为东南亚古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写的《柬埔寨史》让该国的西哈努克亲王都叹为观止。
近百万字的《匈奴史稿》是迄今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重、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较高的一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匈奴史研究的空白。值得欣慰的是,《匈奴史稿(增补版)》于今年8月全面修订增补。
南开大学教授张晓唯认为,陈序经治学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既能在书房作静态文本研讨,又能进行“田野工作”的动态实地考察,他曾深入河北定县、广东顺德及南洋各地做社会调查,采集实地素材,充实研究内涵;二是始终关注社会贫弱群体的命运和问题,从他1925年发表《贫穷之研究》一文,到1957年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华南水上居民需要特别加以照顾》,以及对世居水上的“疍民”若干史事的订误、对东南亚华侨苦境的关爱,无不说明此点。
陈序经之子陈其津在《我的父亲陈序经》一书中回忆,父亲一生勤奋治学,常以“刻苦耐劳”四字自励励人,即使承担繁重的校务工作,也始终不废治学著述。由于白天有繁忙的行政事务或教学,无暇做学问研究,他常常在早上4点前就起床写作,几十年都是如此。即使是从学校出去办事,他也要计划一番,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出去之前,先到哪里办什么,怎样走最节省时间,他都记好,所以办事效率特别高。这看似小事,其实是陈序经学问积累成功的一个侧面。
陈序经毕生“尽瘁于教育及学术事业”,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暨南大学文学院饶芃子教授深情地回忆,她既是陈校长在中大时的学生,后来又有幸成为他在暨大的同事。她觉得陈校长的个人魅力就在于待人诚恳,知人知心优容雅量,他本身就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论战中表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同时他又能够团结那么多学者、教授,现在我们广东各高校正在创建全国一流学府,陈先生的“建一流大学就是抓教授”的办学理念至今仍然是我们发展的宝贵财富。
今年正值暨大重建60周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陈序经先生,他为暨南大学的重建与发展,乃至新中国的华侨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所有暨南人心中。
人物生平
1903年9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港瑶岛村。
1915—1919年,跟随父亲陈继美侨居新加坡,就读于育英学校等,后回国。
1920年,考入广州岭南中学,进入三年级学习。
1924年—1925年7月,转入复旦大学学习社会学,获该校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8月,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留学。
1926年—1928年,获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其间完成博士论文《现代主权论》。
1928年—1929年,回国,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29年—193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基尔大学世界经济学院学习。
1932年,任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开始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1933年12月,发表题为《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说,在广州引发一场中西文化论战。
1934年,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聘请,任研究教授,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沙南疍民调查报告》等著作。
1936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对乡村建设运动提出批评,引发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讨论。
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
1940年,前往东南亚考察,出版著作《暹罗与中国》。
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往美国讲学一年。
1945年4月,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南洋与中国》。10月,与朱自清等十位教授联名致电国共双方,主张国内民主和平。
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1947年9月,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引发关于教育问题大论战。出版著作《文化学概论》。
1948年8月,任岭南大学校长,是岭南大学第三位华人校长,也是最后一位校长。
1949年,延聘陈寅恪、姜立夫等著名教授到岭南大学任教,岭南大学迅速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出版《越南问题》《社会学的起源》《大学教育论文集》等著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文理科与岭南大学文理科及其他一些高校系科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54年,院系调整结束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被评为一级教授。
1957年,兼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3月,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作关于华南水上居民问题专题发言。
1962年,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作关于高等教育问题专题发言。
1963年,任暨南大学校长、校董事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校董事会副主席。
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赴云南德宏芒市、西双版纳等地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
1967年,受到揪斗和批判,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5月26日,广东省政协为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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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暨南大学新闻网 《暨南大学史》
暨南学报 南方+ 《南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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