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暨南大先生，65年只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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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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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新一期《南方》杂志刊发长篇报道，讲述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詹伯慧先生一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并于近期捐出个人积蓄50万元设立语言学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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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杂志全媒体记者丨刘艳辉
詹伯慧，1931年生，广东饶平人，著名语言学家。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名誉教授。
从教65年来，詹伯慧在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做了大量研究、教学工作，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曾参与编写《汉语方言概要》，担任《汉语大字典》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方言分科副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首席专家。迄今已出版语言学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逾400篇。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和1997年两度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评为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
2006年获授暨南大学终身贡献奖，2011年，获评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视频剪辑：钟卓坚
“普通话说‘我先走’，广东人说‘我行先’，这里有语音、词汇和语法的不同。”一谈起粤语的方言特点，自诩“90后”的詹伯慧信手拈来。
“语言是很有趣的，语言学者要把大家引导到语言的乐园中来，享受语言的快乐。”从教六七十年，詹伯慧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做语言的“导游”，他全情投入汉语方言研究与应用，至今乐此不疲，把学术视作与生命同等的存在。
采访詹老之际，恰逢第23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语言和亿万人民生活紧密相连，正是詹伯慧一生心之所系，目光所在。
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冷门”二字，对于未来，他始终满怀希冀—这门“活在人们嘴里”的学问，可以永远传承下去。
今年7月10日，詹伯慧虚岁九十。这一天，他送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礼物”：捐出个人积蓄50万元发起设立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设立这个奖支持大家来做学问，同时也是向我的老师王力学习，在北京大学设立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工作始于1986年，迄今已历十八届。”
粗略算来，九十年光阴的三分之二以上，他都在语言这片乐园里深耕，埋首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他乐在其中，“能从一而终，一辈子都搞语言学专业，这是最值得高兴的”，也收获了累累硕果、等身著作。
前几年，詹伯慧尚可骑自行车在暨大校园穿行。随着年事渐高，家人“没收”了他的自行车。他虽然坐轮椅，仍然经常来到办公室，有时比年轻人还勤快。目前，他一只眼睛已失明，却自我调侃道，打电脑、看文件“一目了然”。
他的办公室，也是一间会议室，一张会议桌摆在中间，桌旁放着一块供讨论交流用的黑板。采访当日，詹伯慧看到旁边的黑板歪了，笑着对站在一旁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新中打趣说：“这块黑板，要摆就摆正，要么就别摆了。”言语间透露着他的幽默、快乐和做人为学之道。
2013年冬，82岁的詹伯慧接受暨大返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业内人士都知道，方言词典常有，方言学词典不常有，一字之差，难度系数不可比肩。詹伯慧组织200多人，花了四年多时间编纂465万字，终于在2017年推出这部被誉为汉语方言学史丰碑的大词典。“（大词典）过去没有，今后不敢说没有，很难。”詹伯慧不无自豪。
成就背后，耄耋之年的詹伯慧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为方便和大家交流还学会了使用微信。同为大词典主编的张振兴，被詹伯慧的惊人意志力所折服，更加认定：凡是詹伯慧认为要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总能做成。
如今，项目的数字化平台建设正在进行中，詹伯慧仍在勉力支撑。“我还是项目负责人，不过很多事情我撒手了，不是撒手人寰，而是让给年轻人去做。”他打趣说。
詹老的“撒手”不无底气。他带出的汉语方言研究团队，人称“詹家军”，因富有活力而备受语言学界肯定。自从1991年开始招收汉语方言学博士研究生，詹伯慧共培养博士29人、硕士9人，如今都已成为汉语方言学界的骨干力量。
多年前，詹伯慧首次举办书法展时，饶宗颐先生欣然为他题字“文士情怀”。对“文士情怀”四个字，詹伯慧十分珍视，在自己的书法展上一直沿用，也恰到好处地诠释了他视学术为生命，以服务社会为己任的一生。
1994年，詹伯慧与暨南大学
首届博士生在毕业典礼上。
詹伯慧一生结缘语言研究，和独特的语言背景分不开。
他出身于潮州一个“双语”家庭。父亲詹安泰是饶平客家人，讲客家话，母亲是地道的潮州人，讲潮州话。后来，他随父亲转学到粤北坪石一所粤语教学的小学，又很快熟悉了粤语。自小耳濡目染，对这三种方言，詹伯慧张口就来。
那时，父亲教他背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詹伯慧懵懵懂懂，不知“乡音”何意，没想到对“乡音”的热爱和研究，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语言怀有极大兴趣的詹伯慧迈进中山大学的校门，就读的专业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
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汉语方言学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得益于五四运动，各种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被陆续从国外介绍进中国。曾在法国留学专攻语言学的王力先生担任中大文学院院长期间，很快办起语言学系。
詹伯慧入学时，全班只有7个同学，加上此前已经入学的，全系只有13个学生。但教师就达10位之多，且多是知名教授。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在今天难以想象，也更让语言学在詹伯慧心中扎下根来。
1953年，詹伯慧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随后在1955年又到北京大学师从袁家骅先生进修方言学，全面打下了方言调查研究、实践作业和教学的基础。
进修期间，他参加了我国首部系统论述汉语各大方言的著作《汉语方言概要》的编写，负责粤方言和闽南方言两章，约占全书50万字的三分之一。
此外他还在参加中科院组织的语言调查中发现了海南军话这个“北方方言岛”，引起学界关注……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詹伯慧渐渐变成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
自此以后，詹伯慧就主攻汉语方言研究，初心如磐。他的乡音也不曾忘，“现在让我回饶平，我可以跟人家讲饶平客家话”。
1980年，詹伯慧与饶宗颐教授
合影于日本京都。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个人才华一旦顺应时代潮流，注定迸发出无限能量。
1955年10月，语言学界三大重要会议—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和民族语文工作会议相继在北京召开，为确立新中国语文现代化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广汉语拼音打下基础。会议历史影响极其深远，对有幸旁听的詹伯慧来说，正逢其时、意义重大。
关心国家的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支持贯彻每一项具体措施，是语文专业人士义不容辞的职责。“在我们这样一个民族众多、方言众多的大国，不能没有一个全民共同使用，全社会广泛流通的通用语言。”詹伯慧在文章中写道。
回到珞珈山，詹伯慧热情似火开展工作。一边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带领学生深入湖北进行方言调查，主持编纂《湖北方言调查》，发表论文；一边身体力行，积极推广普通话，帮助公安部门识别方言。
20世纪70年代中期，詹伯慧加入大型辞书编纂行列。1975年起，参加《汉语大字典》编纂；1979年，写成143万字《现代汉语方言》书稿。《现代汉语方言》一书中，詹伯慧首次采用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的概念，得到语言学界广泛认同，沿用至今。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普通话。” 1983年，詹伯慧从武汉大学调回暨南大学，面对广东复杂的方言状况和相对滞后的普通话普及情况，他多次呼吁大力推广普通话以适应改革开放需要。
同时，身体力行，为“推普”工作培训骨干、担任普通话比赛评委，为媒体撰写“推普”稿件，撰写普通话学习手册……只要是“推普”的工作，詹伯慧再忙再累也要挤出时间给予支持，从不推辞。
为表彰他的业绩，1992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他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称号。而投入“推普”的同时，詹伯慧也始终主张“推行一种、保留多种”，要让方言继续发挥在文化领域中无可取代的作用。
“作为工具，粤语始终没有停止社会交际工具的功能；作为文化，又始终没有停止过承载、弘扬粤语地区传统文化和民情习俗的功能，这就决定了粤语始终不会有消失的可能。”面对所谓“方言存废”的争论，詹伯慧勇于发声，以正视听。
多年来，面对种种误解，詹伯慧陆续发表不少意见，阐明一位语言专业工作者的看法。他反复解释道，“推普”是要让全国各地人民在熟悉、用惯本地方言的基础上学好社会通用语，从单一的语言生活过渡到双语生活。“假如潮州的孩子不会说潮州话，广州的孩子不会说广州话，这绝不能视为一种成功”。
近年来，我国方言保护日渐提上日程，语言是宝贵资源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这一重要观念的确立，离不开以詹伯慧为代表的语言专业工作者的大声疾呼。
在我国汉语七大方言中，广东的方言种类占了半壁江山。而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回到家乡任教的詹伯慧，年过半百、雄心勃勃，深感对方言资源丰富的广东作系统研究之必要。
广东方言分布有规律可循，靠河流平原的多是粤方言，靠山区的多是客家方言，沿海一带的潮汕和雷州方言则属闽语。身兼广东中国语言学会会长的詹伯慧，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确立首先弄清粤方言，有条件再研究其他方言的思路。
他带领团队躬耕田野，十年间走遍珠三角、粤北、粤西，相继推出《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为广东粤语勾勒出轮廓，为粤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随着对闽、粤、客等方言的调查进一步深入，詹伯慧和他的团队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使过去长期无人问津的广东方言研究“荒地”越来越少。“詹家军”的学术成果，与全国其他地区一道，以百花齐放之势，汇聚起了中国汉语方言学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期。
看似冷门的语言文字研究中，詹伯慧并不“高冷”，更多时候是“火热的”。晚年他更是孜孜不倦地投入到方言应用中，其中既有卷帙浩繁的大部头，又不乏普及大众的“小书”。
20世纪末，鉴于粤语读音存在分歧影响使用，詹伯慧用十年时间组织粤港澳学者开展审音工作，于2002年推出《广州话正音字典》。该书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本为方言正音的辞书，其中仅为每个字制作卡片就花了三年时间。
为传播、普及语言文字知识，2010年，他组织一批语言学界知名学者编写《大家小书》系列。作为主编，他率先汇集了自己的一批通俗性、应用性的文章，编成《语文杂记》作为首册出版。詹伯慧还为粤语区的学生编撰了《粤港澳学生用普通话常用词词典》，从对比的角度帮助粤语区学生学好普通话。
随着社会发展，摆在老先生面前的新问题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向他请教，如何看待五花八门的网络语言？这位六十岁学电脑、八十岁发微信的老先生呵呵一笑：这是语言发展的新生事物，应抱持宽容态度，充分尊重网民选择语言交际手段的自由。
这也是詹伯慧“少当语言的警察，多做语言的导游”的一贯坚持。他认为，语言的规范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语言学者要把人们带进绚丽多彩的语言乐园，而不是忙于评头论足，急于判断是非，乱挥“警棍”。
他甚至提出，“从语言研究、语汇研究的角度出发，只要是人们用来交际的语言，哪怕是脏话、黑话，都可以汇集起来，写成专著，编成辞书”。
究其原因，或许是他心中始终铭记几个“结合”：坚定不移地把方言研究和语言应用紧密结合起来，和贯彻实施我国的语文政策结合起来，和亿万人民的社会语言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这来自王力先生的耳提面命，也是詹伯慧的方言研究摆脱“冷门”的困境，焕发勃勃生机的不二法门。
对话詹伯慧：学术是我的生命
记者：现在您是否还关注学术方面的内容？
詹伯慧：当然还关注，学术是我的生命。“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研究”项目还没有结项，《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现在转入到做数字化平台阶段，我还是项目负责人，具体由年轻人来做，准备今年做完，明年结项。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设立一个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
詹伯慧：现在我手上的项目快做完了，年纪这么大，新项目也不敢接了，所以想设立一个语言学奖，这个工作就可以永远搞下去。南方到现在还没有这种奖，我们是第一个。语言学奖两年一届，明年第一次颁奖，就在我生日那一天。九十岁的人还有什么奢求呢？能亲自颁发两三届就满足了。
记者：您一天工作多久？
詹伯慧：很难说。现在年纪大了，能干一点就干一点。自从有了这个办公室，我天天都来，甚至大家觉得我比年轻人还勤快。我现在身体不算好，但幸运的是脑子没坏。不过一只眼睛坏掉了，一目了然，靠这一只还能打电脑。
记者：研究汉语方言学这么多年，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詹伯慧：繁荣语言研究，促进语言学发展。
记者：您的治学方法主要是什么？
詹伯慧：方言活在人的嘴里，不一定写在纸上。汉语方言工作和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要做好，第一步就是要迈开双腿，做好田野调查。调查来的东西，要拿来整理、分析、研究，这就是语料，包括语音、语法、语汇等。
记者：王力、袁家骅等语言学大家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詹伯慧：一个是学问本身，一个是做学问的精神。我经常给学生强调应用，语言研究是为语言应用服务，否则语言就没有活力，这种精神就来源于王力先生。先生是大师，但他眼界向下，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向大众普及学术，无论是中学请他去演讲，还是工人向他请教，他都非常乐意。我编词典、编教材、编通俗的小册子，都是为了应用。这种精神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1981年，詹伯慧与
恩师王力先生（左）于东京。
1957年，詹伯慧与
业师袁家骅教授合影于北京。
记者：很多人反映说下一代不会说方言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詹伯慧：推广普通话是国家政策，是大势所趋，十几亿人没有共同语言怎么行？但推广普通话，是要原来只讲方言母语的人，从单一的语言生活过渡到双语语言生活，这是1+1=2，不是1+1=1，绝对不是把方言扫地出门。这个观点我经常说，语言是一种资源，每个人从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掌握这个资源。
记者：如何保护好方言这个宝贵资源？
詹伯慧：最近十多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语言是一种资源，普通话是资源，方言也是资源。既然是资源，就要开发、利用。2015年起，国家发起语言保护工程，对很少人说的语言抓紧调查，记录下来。所有地域文化都要依靠方言来承载，广东要建设文化强省，发扬岭南文化，就要重视方言这个岭南文化的载体。做好岭南文化大文章，一定要把岭南方言搞清楚。
记者：“少当语言的警察，多做语言的导游”，您这个导游当得怎么样？
詹伯慧：这两句话常常被人引用，我现在依然是这两句话。语言是很有趣的，搞语言的要把人家引导到语言的乐园中来，享受语言的快乐。不要动辄看不顺眼，评头论足。不过我不是一个人做导游，广州要有广州的导游，西安要有西安的导游，研究语言的人都要做语言的导游。
记者：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汉语方言学还有哪些学术空间？
詹伯慧：还有很大空间。把语言当作资源之后，可以研究的就多了，仅是方言就研究不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才几十人，但在全国来说，是研究方言比较集中的地方。最好每个大学、每个方言地区的学校，都有这样的方言中心，更好地继往开来，后浪推前浪。我希望这块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牌子越擦越亮，只要我还活着，就不忘初心，支持这个团队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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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辈眼中的先生：不捐细流，方成大海
《南方》杂志全媒体记者丨杨洋
大家之“大”，大在格局和眼界，大在胸怀和心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詹伯慧很早就已成为业内公认的大家。
他从高处立意、大处着眼，几十年如一日推动方言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同时又是有学有乐、有乐有学的人，跟他交往过的人都能从中汲取为学和做人的智慧。
正如一位学界后辈所评价的一样：先生不捐细流，方成大海。另一方面，方其为大海，也才能众流归之。
“老师的格局很大。他既坐得住冷板凳把学问做深，又善于组织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形成影响力。他在暨大执教30多年，也是南方语言学搭建框架、迅速发展的30多年。”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甘于恩教授说。
20世纪80年代，詹伯慧从武汉大学调到暨南大学任教，甘于恩考上他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参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珠江三角洲汉语方言调查研究”。
“岭南被誉为汉语方言的宝库，还有很多方言如同珍宝一样未被发现和发掘。”甘于恩至今犹忆，刚刚起步的珠三角，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从广州到各地市的道路，多是起尘扬灰的老式公路，再下到村镇，大多是泥泞的土路。
当时，50多岁的先生也和学生一起，坐在“三脚鸡”里“嘟嘟嘟”地到乡里去。“三脚鸡”指的是拉着拖斗的三轮摩托车，师生挤在狭窄的空间里，一路颠簸。在这样艰苦条件下，詹伯慧还不忘苦中作乐，和学生说着笑着唱着歌走进乡野田间。
“詹老爷子在暨大这30多年，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建立起了南方方言研究的架构。首先是搭架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几个大部头，搭起了粤方言研究的骨架。然后是上台阶，为粤方言研究设置了不同的学科分支。最后是主持国家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编撰，构建起了方言研究的大厦。”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新中说。
参与编撰这部《汉语方言学大词典》的学者都知道，酝酿这本书时，詹伯慧已到耄耋之年，项目历经各种曲折，曾经三起三落，他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把项目做了下来，给汉语方言学学科留下这部大百科全书。业界形容：“这是一部可传百世的作品。”
根据学生们回忆，先生从来没有午休的习惯。编撰大词典期间，他常常工作到凌晨，为了交流方便，他还学会使用微信。后来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下降得厉害，就托人从日本买了一个探照灯那么大的放大镜，每天把脸贴到镜头上，用另一只眼睛阅读各种材料，亲自起草厚厚的项目申请书。
“我们都说他这是‘独具慧眼’。他自己说这是‘一目了然’。”甘于恩说，先生为了这个项目倾尽心血，不仅在大处着眼，细处也严格把关，“每每遇到重大学术探讨，需要邀请重要人物参加，先生都要亲拟邀请函，一丝不苟”。
詹伯慧不仅是方言学家，也是“生活家”。
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平山久雄，是当今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撰文回忆1980年詹伯慧先生赴东京大学任教时说，先生虽为书香门第，生活能力却很强，为人又十分积极乐观。
“他很快就学会了简单的日语会话，可以自己买东西，也掌握了东京复杂的地铁线路，在广阔的东京市内，到什么角落都很自在。詹先生喜欢听音乐，每晚10点电视台播送的10分钟《世界名歌》，是他最爱看的节目。他随身带来了一套精巧的工夫茶用具，时常让客人们一边听组合音响的音乐，一边品尝佳茗的清香。”平山久雄这样描述笔下的中华学者。
对学界后辈，詹伯慧也很看重。2004年，北大名家袁家骅的学生刘勋宁在香港讲学时，73岁的詹伯慧还专程渡江跨海去听这位学界后辈的讲座，不放过任何一次获取知识的机会，这让刘勋宁很感动。
后来，詹老邀请刘勋宁到广州参加粤方言研讨会，会后同游珠江。看着詹老几代学生同行，欢笑而来，簇拥而去，刘勋宁明白了：“詹先生不是独对我好。不捐细流，方成大海。方其为大海，也才能众流归之。”
詹伯慧在暨大执教期间，学生经常去他家借书、蹭饭。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兴泉教授，曾师从詹伯慧的学生彭小川，按辈分算来是徒孙了。他后来在北大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毕业抉择之时，听取詹老建议来暨大执教。
当时侯兴泉家在东莞，上课要在广州、珠海两校区往返。詹伯慧听说他的实际困难后，还把自己在广州的一间办公室腾出来，供侯兴泉办公休息。
“师爷是知名的大家，还为我一个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想得这么细，让我很感动。”侯兴泉还记得，有一次詹伯慧带队到武汉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他兴致勃勃地带着一众徒子徒孙去汉正街游逛，自告奋勇当起导游，走得比年轻人还快。后来入学的90后、00后学生们，也时常会在暨大校园偶遇正在锻炼的詹老爷子。他常常“逮”到文学院的孩子就聊起来：“你大（研）几啦？学哪个方向的？”
詹伯慧腿脚不好，为了方便上班、上课，多年来在校园里以自行车代步，堪称暨南一景。最近好一阵子徒子徒孙们没见老爷子骑单车了，后来才了解到原来他前段时间摔了一跤。现在先生虽然坐在轮椅上，依然精神矍铄，摊手一笑：“这回好了，我的自行车被没收了。”
在詹伯慧的规划和推动下，暨大的汉语方言研究平台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詹家军”兵强马壮，他的许多学生都已自成一派，使得南方方言学的研究枝繁叶茂。
“詹家军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和而不同，詹老爷子心胸开阔、乐见不同。他特别高兴学生能在老师的基础上有新的建树。”刘新中说，詹老师常常借助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带学生见世面、开视野。
在外界看来，“詹家军”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研究与应用并重。
汉语方言学是冷门的学问，但是詹伯慧常常跟学生说：“学问要做得深，也要接地气。不要板起面孔，要为群众做好服务。少当语言警察，多做语言向导。”
他的门生除了在专业领域著书，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广府方言、粤语儿歌方面的大众读本；不仅活跃在学术论坛，也通过全国性的微信公众号“语言资源快讯”、与企事业开展合作等多种形式向全社会展示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有时詹伯慧也亲自上阵展现方言魅力，拿出自己当年的“童子功”，录制方言吟诵古诗词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甚广。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这个重大项目完成之后，詹伯慧年事已高，有的人以为老人家也该“马放南山”了，老伴也劝他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了。
可詹伯慧还想继续为中国语言学研究贡献力量。他在虚岁90岁生日这天，捐赠出50万元个人积蓄，发起设立暨南大学詹伯慧语言学奖，以奖掖后进。
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程国赋教授在启动仪式发言中表示，文学院的学科发展与詹教授领头建立的暨南大学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点—现代汉语博士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詹伯慧语言学奖的设立对语言学科将是个很大的推动，并衷心祝愿奖项越办越好。学界普遍认为，这个奖项将给学科发展起到把脉和引领的作用。
半个世纪里
“詹伯慧”这三个字
早已成为许多后辈的指路明灯
先生为人为学的智慧和精神
也将继续滋养
汉语方言学科的发展和学人的成长
- THE END -
来源 | 南方杂志
（本文责编丨殷立飞 影像监制丨钟卓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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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强 张蓓蕾 编辑 | 莫群 林琳 校对 | 华成民）
通讯员 | 刘新中苏倩怡
微信编辑 | 杜明灿
责编 | 杜明灿 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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