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忠：乡村历史和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
为什么抢救农民的记忆？因为乡村的落寞，因为乡土的渐行渐远。为什么重拾村落的历史？不是要重返过去，而是要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感。一次次对坐长谈、一次次沟壑踏访，使柴米油盐中的生活旧事鲜活灵动，使熔铸了生命体验的尘封记忆难以割舍。信任是讲述的基础，真情是倾听的前提。正是因为彼此的接纳，那些平淡却藏着希望的日子，才总能让讲者黯然神伤，让听者泪满双颊。就此而言，口述历史虽是村民个人的生活史，但字里行间也同样流动着采录者的情感——一份按捺不住的社会责任，一份重新理解乡土中国的能力与信心。
本文来自2017年12月6日C太太的客厅和史家胡同博物馆邀请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孙庆忠教授“口述历史的制作与村落文化的发掘”的主题讲座。原载于乡村文化人。
制作历史：村落口述史的价值
口述史是深度展现村落文化的必要路径，而对于这样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落来说，它是挖掘村落记忆的唯一路径。在泥河沟，我们共采访了100多位老年人和年轻人，最后成文成篇的口述史有40篇，其中7位讲述者为佳县枣业和申遗工作做出了贡献，包括曾在那里挂职做副县长的一位科技部研究员和一位科技日报的记者。当一个又一个采访结束，我和学生共同讨论，把每个人的故事总结出数个小标题；等120个子目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曾经缕析的村落文化元素尽在其中。
泥河沟全景 摄影：熊悦
口述史是一种文本，一种方法，同时也是发掘乡土文化最重要的路径。它不仅是个人的表述，也带有丰富社会性的集体表达。做口述史是有条件的——信任是讲述的基础，真情是倾听的前提。如果不信任，讲述只能流于表面；如果不投入感情，所听信息不过是耳旁之风。我常常和学生讲，准备好声光电设备就能做口述吗？你得用真情去和受访者对接，当他看到你就有流泪的冲动，那种叫做真性情的东西才能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同时，仅仅走进被访者的生活世界是远远不够的，你要走进他的精神世界；不只记录普通的生活，而是记录生活背后的那份心灵感悟。千万不要认为只有读多年书的人才才有感悟，某位村民可能拙嘴笨腮，却能告诉你生活最本真的部分。无论是“老婆和窑洞一样也不能丢”的表述，还是“借毛驴娶媳妇儿”背后潜存的那一代人独有的风景和心灵感悟，都足以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力量。
泥河沟村民家的老照片
创造一种条件，支持一个人清晰的自我叙述，其价值不仅仅是给一个普通人以表述自我的权利，更是一个人最有可能将他生命中的欲望和他的现实利益整合在一起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法。如果把它看成方法，那么它是方法，如果把它看成是目的，它就是一种行进的理念。作为采写者，如果我们自身没有足够的能量，没有对生活的感知能力，采访必定是无效的。我的学生们下乡之前要经过一年的训练，要去了解父辈和祖辈的历史，要会讲自己的故事，要通过文献阅读明确自己的行动指向。如果采录者脑袋里空空如也，如果你对受访者生活的时代没有任何知晓，即便是走入了现场，你也充其量是一个听故事的快乐的小傻瓜，对方有没有兴致还得另当别论。因此，要想成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口述采访者，必须让自己的内心充盈，同时要做到与他者的心灵和情感交汇。
我们强调受访者经历的历史事件，强调他所处时代的大背景，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独立于世，他必然要和他所处时代的重大事件连接在一起。我们的采访表面上看是家庭史，是个人生活史，但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我们描绘的是一个社会谱系。当阅读经过整理后的文本时，我们发现丁字坝、顺水坝等地表建筑承载着村民们的共同生活，而修水利的事件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集体记忆。
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在和别人关系的建立中、在和生活环境关系的建立中所形成的多层次交相叠织的特定空间。我们无法游离于我们的家庭和所生活的环境，就好像身处一个层层叠叠的母子盒，这个空间外有更大的空间，更大的空间外还有更大的空间。我们试图通过口述史的方法构筑这种事实。
田野问讯的两个目的是重建与联系。重建是要尽量重现人们共同活过的日子，联系则是要呈现小规模的生活与重大社会结构及社会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王春英老人曾说，佳县修沿黄公路时毁了她家18棵枣树，新近修工业园区的输水管道又毁了她家川地枣树67棵。这位老人天天哭，因为“抚育枣树就跟孩子一样”，那些枣树都和她的孩子同龄。从她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生活世界里看似个人的故事，都跟重大事件有着特殊的关联。只有将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模式与重要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它们才能变得清晰而有意义。
2015年老顺水坝拆除时，老人家哭了半天，用手抚摸他们曾经搬过的每一块石头。它们都和文革时期的一段激情岁月连在一起。当我们听到一个姑娘14岁到济南当保姆、18岁到工厂里打工的时候，当我们了解到一个年轻小伙子跑大货车去新疆贩枣的时候，他们个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我们看到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转型。而我们对地方文化的记录，呈现的是这个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存形态。
泥河沟村民王春英老人
我在阅读和实践中体会到，口述史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生活史；二是把生活史上升到生命史，这里集聚的情感体验为一个群体所共享，具有超越个体和家庭之外的特别的意义；口述史还有一个更高的诉求，就是进入到心灵史的层面，那里潜存着人类心灵的密码，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好作品。
在搜集口述资料的过程中，要将个人生命中的情感性元素通过丰富的细节来彰显，细节使平凡的故事听起来真切而令人感动。王春英老人曾说，娃娃们小的时候，家里太穷。他们都不知道啥叫不好吃，做啥都抢着吃。有一次她在烧火煮稀饭，女儿和二儿子来回抢，互相推着就把锅盖撞开了。女娃子抢不着，不小心把手肘杵进了锅里。“占格他赶紧浮河去山西第八堡买烫伤膏，涂上三天就好了，也没留下疤。”第八堡隶属临县，从泥河沟出发顺河而下要游十多里，而且当时的黄河可不像现在这样平缓。当老人家用平静的语调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心里涌动的是一股股暖流，为这份清贫生活里的父女深情，为苦难日子里的相濡以沫。这就是平凡人能感动人心灵的故事，它本身就是一股力量。
孙老师和学生们在泥河沟村
正是通过这样的口述采访，我们走进了真切的乡村生活。在村民们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如今，码头已不见踪影，艄公已走下船头，但痛苦与欢乐并至的往事却总是呼之即来。而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工程、那座护佑枣林的拦河大坝、那条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都留下过他们的汗水与泪水，承载了这个村落的集体记忆。一遍又一遍的采访和一个又一个故事的追问，也将文革时期青年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色娘子军队等记忆唤醒，村中那段激情的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这是我们在几年时间里为村民留下的宝贵记忆，为他们的儿孙定格的祖上往事。
泥河沟村村民参加村里举办的晚会
我们的口述史最终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它对于我们下一步的乡村建设有怎样的价值呢？我们采录口述的初衷是为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村庄记录过往，让它与全球农业文化遗产名实相副，可是，不曾预期的结果出现了。2014年7月，我和学生第一次驻村调查时，县人大的强国生主任在曾经的小学校准备了一台晚会，想让我们也能听一听陕北的民歌。我的学生根据调研收集到的资料赶写了一个有关沿黄公路的剧本，县里请当地的歌手唱了二人台，节目特别红火。在这台晚会上，我做了一个5分钟的演讲，说我们陕北这么一个不被人留意的小村子成为了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是全世界31个遗产中的一个。讲完这几句话，村里沸腾了，村民都记住了这个名号。
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我去上厕所，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我们门口。他说：“教授，你怎么才出来？”我说：“您有事吗？”他说：“昨晚我回去又想起一个故事，我要讲给你听，我怕忘了。”我说：“老人家，七点还能记住不，等孩子们吃完饭就去您家听故事。”老头子这才安心回家。可见，这样的乡村里，人们对自己家乡文化的存留欲望该是多么强烈！尽管我们从老人脑子里挖掘故事是很难的，但是这几年磨出来的文字足以让这方水土养育的老百姓知道他们不是没有过去、没有历史的一拨人。历史如此丰满，和那1300多年的枣树一并走来，生活可以因此变得不再单调，乡村可以因此变得不再寂寞，那个已经漏雨的戏楼现在变得如此漂亮，老百姓可以在那里载歌载舞。目睹这些变化，还有什么精神变革比这更令人欣慰呢。
泥河沟大讲堂
2016年我们举办了泥河沟夏季大讲堂，2017年举办了冬季大讲堂。我和同行讲，村里的老百姓和回村的年轻人主动搬着小板凳来听我们的讲座，他们都不敢相信。我问武开章的儿子听懂了吗？大讲堂好不好？他说：“好着呢，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生活！”乡村是如此迫切地需要文化，我们仅仅做了点滴，却让相亲们那么满足！
2015年7月，我带着学生们第二次下乡。锣鼓声中，村民们用陕北秧歌把我们迎进村里，那一刻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他们以自己的最高礼遇欢迎远方的客人，这里既有对未来的期待，也有对现实生活的基本诉求。本想着就是记录村落文化，没想到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把你压在了这儿，因为太多人把你看作了希望的焦点。
这之后，我们和村民共同完成了3本书：《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通过这种参与式的行动，老百姓不再是旁观者，他们成为了自身文化的讲述者和守望者，曾经被遗忘的往事转化成了把人、把情、把根留住的集体记忆，这种社区感的回归正是村落凝聚和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
做过口述史之后，依然有太多令我感动的事情。2016年8月27日，我把王春英的口述文本发给了他的三儿子，请他帮我校对一下其中的方言。他在微信中说：“看到老妈的口述，真心激动！”后来我们又通了电话，他说：“老妈的口述让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很感动。二哥电话中哭了，我听出来了！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的妈妈，她为我们做出了那么多。我们希望抽时间就回家，陪陪我们的老爸、老妈。”他是家中的三儿子，我们建立起了兄弟般的情感，时常相互问候。
口述史对家庭发挥了这样的作用，那么村落里呢？曾经有过纠结的家庭因为讲述者的回忆，把过去的情谊再次提及。村落里的纠纠葛葛有所化解，村子有了更多向上的力量。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里的行动者。我们到乡村去，只是为了存留一个文本吗？不，我们是为了让子孙们也能知道他们的祖上经历过什么。同时，仅仅是这样依然不够。在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生活在乡村里的老百姓，尤其是老人，对自己的生活缺乏基本的尊严和自信。怎样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记忆中那些陈芝麻烂谷子转换成为一剂良药，安顿他们的心灵，这是田野工作中我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泥河沟村民武忠兴老人
这位80多岁的老人叫武忠兴，一辈子单身。他是一位位乡村能人，村里的很多水利工程是他带领大家干的。他不用画图纸，但是由他带领修建的堤坝大水也冲不垮，可以说是一位能工巧匠。去年1月9日，他穿着一件羽绒服，脚下踩着单布鞋，当我把夏天给他拍摄的照片拿给他看时，他的脸上划过一丝微笑。他的耳朵背，要大声讲话才能听到，我就趴在他的耳朵旁说，请他带我们去看看村里的水利工程。老人温和地点头，并带我们走到了“闷咕噜”。
此时的泥河沟有零下10℃左右，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连年轻人都觉得有些挺不住，但老人依然平静地与我们同行。因为有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陪伴，这位老人全程都没说几句话，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大家。但为了听清大家说话，他会不时地把羽绒服的帽子拉下来。看着他那光光的头，我担心他受凉，就一次次地为他戴上帽子，而后趴在他的耳旁说话。这个不断重复的动作使静默无语的老人向我们敞开了心扉。我想，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帽子拽下，开始只是为了听到别人的声音，但后来，他也在享受这一过程。在他的生命体验里，很少有人如是这般地向他表达关切，尤其是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或许当我趴在他的耳边跟他大声说话的时候，那双穿着片鞋的脚是冷的，但他的心里是暖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不断问我自己：走下乡村，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外来者在村里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感去温暖这个已经冷却了的乡村？用什么样的行动去温暖那些孤独老人的心？做口述史，我们表面上是在问询他者，实际上是在问询自己；表面上是在记录别人，实际上是在叩问自己的心灵；也正是在这种日常生活中，见证着我们彼此的生命意义。
田野的余音可以给我们太多对乡土社会、民间文化和现实人生的深度思考。我们目睹了我的父辈30后，同辈60后，和80后、90的成长。透过他们的生活，我感受着乡村的命运，也想象着乡村的未来。
我一直认为田野工作、制作口述历史与发掘村落文化是对我们生命的再一次称量。乡村归来，我们会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更深的认识。我年轻的学生团队、原本营造的建筑师和摄影师团队，以及RCRA的志愿者团队，我们共同做着的事情，是在建设乡村世界，也是在建设着自己的心灵世界。我们走向民间，在平淡的日常中拓展着自我的心灵维度，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自我的精神成长。
乡村行动：农民口述的搜集与整理
琐碎的故事和那些被唤回的记忆是如何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的？且看我们的案例。
2014年驻村调查时，泥河沟村共213户，806人，常年在村158人，60岁以上的111人。每每想到村落的老人和人口比例，我们不得不感慨乡村的破败，在寒冷的冬天，这种感觉尤为明显。
泥河沟村是位于吕梁14个特困连片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全村有五保户3户、病灾户15户、残疾户29户。全村均为武姓，分为四个家族。我对村里的每一个家庭都比较了解。有一次，县委书记去村里看我，他开玩笑说：“过去泥河沟的工作非常不好做，自从你们来了之后，村里老百姓都信你的。听说你几乎能叫上每一个村民的名字，今天我就考考教授。”村里的老人家平时都坐在或蹲在墙头上，我就一个个介绍，县委书记服了。他说：“搞你们这项研究的人真的挺可怕，村里的事哪儿都清楚。”我说：“做人类学研究，村里人的祖宗三代都要知道。”
这就是我们专业的看家本领。没有这个本事下不了乡，也做不了口述史，因为讲述者向你谈及的都是表象，只有当彼此间建立的信任机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才能开启心扉。我第三次去村子，武岳林老人才把家里的宝贝拿给我看，后来他告诉我：“教授，我以为你们来了，问问就走，可没想到你们真的在这里做事，还有娃住在我们家，所以不交代都说不过去。”对此我一直很感慨。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乡村、走进农民的心灵世界，不和他们成为朋友、不成为他们家的孩子，是很难做到的。这也是做深度口述史的前提。
泥河沟村，这个陕北的村落，其潜存的独特资源在于这里生长着的1100余株古枣树。我跑过几个枣乡，想找到存留几百年的枣树尚且不易，可是这里树龄最长的枣树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每年枣花开放的时节它们依然枝繁叶茂，秋天依旧硕果累累。面对这样的古枣园，你一定会对它近旁的村庄有很多神奇的构想：人工培植的枣树在这儿存活了1300多年，那么和它相伴的人群是什么样的，祖祖辈辈又和这片土地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古枣园是一种文化创造，是当地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人与枣林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是展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天然基地。老百姓看好这片枣园，直到今天，村里还指望着这36亩枣园能打下多少棵枣，一年能收多少钱。遗憾的是，单凭这点靠天吃饭的收入，村民的生活是难以改善的。必须发挥农业的文化功能，枣园自身的禀赋才能被激活。
2015年夏天，镇党委任书记特地把县里的主要领导带到泥河沟，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他们高度重视起遗产保护工作。一次，主管农业的县长来村里走访，他讲了全县80万亩枣树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病虫害和产量，希望我这位农业大学的教授能提供科研支持。他不知道我是门外汉，哪里懂病虫害防治！我说：“我先讲一个事情，咱们县里的领导都应该去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给这块土地造成的灾难。”县长表情一下变了，以为这教授疯了，怎么能这样讲话。我接着说：“如果不是因为天灾，按照当地正常的收成，一年能产5亿到6亿斤枣。如果天随人愿，枣却卖不出去，老百姓会骂老天爷吗？他们就得骂政府领导无能了。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要在拓展农业价值方面下功夫，让枣在绝收的情况下，老百姓也有收入。”去年冬天，村里一家人靠枣，全年收入还不到500块。那枣2毛钱一斤都卖不出去，只好喂羊，羊吃了还上火。面临这样的情况，谁来拯救乡村？怎么用好资源？
泥河沟村三面环山、面朝黄河，36亩的古枣园盛产黄河滩枣。这里曾经水流湍急，但由于上游水库的修建，下游的水变得非常平稳。枣园前面的这个水沟是黄河的支流车会沟，每逢雨季多有灾祸，村口的漫水桥经常被冲毁，前滩的良田也时常面临被洪水推走的危险。为了应对这样的灾害，村民修建了黄河堤坝，如现在的丁字坝、顺水坝、漫水桥。这些都是村子里潜藏的生态文化，它的知识体系非常丰富，只是我们挖掘得十分有限。
2014年，陕北这个无名小村落走入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视野，同年11月，又在设计师团队的协助下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些接踵而来的名号令这个曾经无闻的村落名声鹊起。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干预，它是从联合国到中国农业部再到地方政府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化保护运动。作为一个天真的学者，我很希望能借助这样一个机缘，给乡村带来生机和活力。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思考，2014年，我组织了以本科生为主体的研究团队，要在这里进行村落实验，一方面借此培养我的学生，另一方面也希望把我多年对乡村的理解转换成行动。
2014年6月，我带一个学生去村里踏查。在县里，我们见到了枣树研究专家高峰老师。他兴奋地说：“教授，我终于看到有一个农业文化遗产专家来了。我过去听过农业，也听过文化，就是没有听过农业文化，这事怎么保护对我是个大难题。”他带我们下村，对古枣园里的树木如数家珍，对泥河沟村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在村里走访时我想，枣树是人工栽培的，那么和枣树相伴的村落年头不可能太短。按照我的理解，上百年的村落历史文化积淀应该是很多的，我们拿的口袋回去时一定会装满资料。遗憾的是，除了县志上的只言片语，这里没有任何记载。一个能人的脑袋能顶几十本书，于是我问村里有没有文化能人，大家都说当过大队长和小学校长的武国雄。当我满心欢喜地去拜望时，看到的是却正为他烧周年的儿子和老伴。那一刻我特别感触：中国的村落不是简简单单的屋舍和田园，它是一种物资见证，是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沉淀的记忆和情感体系。乡村里一个老人家的离去，带走的是几十年的生活记忆，与他相伴的往事从此就没有了。我越发感慨人类学家曾经做过的判断——没有哪个老人会等你采访之后再赶赴黄泉。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抢救记忆已经迫在眉睫了。
泥河沟村的“人市儿”
我们的田野工作从“人市儿”开始。这里是老百姓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待的地儿，有一个戏楼，戏楼的后面是连片的枣园，前面是人市儿的核心。这是一个生起是非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平息是非的场所。有时村民就坐在这过道的墙头上，大冬天大家也在这儿站着，聊聊张家长，说说李家短。据说这种传统传习久远，源头已无法考证。
我和学生第一次去的时候，不仅他们紧张，我这常下乡的老把式也紧张，我们有一种登上舞台被参观的感觉。这儿是村里的主干道，你一路过，这些骑着、坐着、倚着墙头上的老人们就会打量你，眼神如电。我们只能一直面带微笑地走过。这个地方一开始很是陌生，后来人群里就有了我们，再后来我们就被拉回到他们家的窑洞里，坐在炕头上分享故事，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从此之后，这样的人和事变成最丰富、最丰满的生活，开始和我们有了交集。
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活，问询一段又一段的故事。在他们的家里，马凳、军刀等老物件都从旧仓库里被翻出来，曾与这些器物相伴的人和事也一并从历史中走来。这个看似没有文字记载的、有些让人瞧不起的乡村，因为我和学生们一段又一段的采录，突然变得那么有尊严，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岳武林老人
武岳林老人出生于1944年农历四月初一。我第三次坐在他们家炕头上的时候，他给我展示了同治、咸丰年间的地契，以及民国初年的账本，还有他妈妈1950年用毛笔写的日记。看到这些物件的那一刻，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抱愧泥河沟！我曾经认为这样一个存续了几百年的村落连300字的记录都没有，然而实际上，村里的故事藏在村民的家里，藏在泥土里，藏在他们的记忆里。乡村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文化太厚重，只是我们的眼光太浅、田野工作还不到位，才没有发现，它的发掘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投入其中。
在乡村，尤其是陕北，在公共场所，妇女通常在幕后，在家庭生活中才在前台。在村里的人市儿上，你若请老太太讲讲，一般情况下她是不大张口的，特别是老伴儿在场的时候。可是一但坐在她家炕头上，8个老头也顶不上她一张嘴，老太太的本事就体现出来了。
王春英老人生于1943年正月十四。家里煮玉米时她总会来招呼我，她说她一看到我就会想到她的三儿子武三卫。我这位“兄弟”是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的，现在定边公安局工作。老妈妈觉得这玉米我吃着了，就等于她儿子三卫吃了，这让我感到特别温暖。我去她家采录老物件时和两位老人家开玩笑说：“快把家里的宝贝拿出来！”老人就说：“可没有宝贝。”我说：“我都看见了，那屋子里有一箱子就是宝贝。”实际上我是瞎说的，就是希望老人家开心逗乐。结果老爷子说这箱子是他老伴儿当年的嫁妆。再追问老妈妈，才知道那竟然也是她妈妈出嫁时外婆给的嫁妆。两度嫁妆使这个“破箱子”变得如此厚重，因为它已经转换成了人们情感的载体。
1977-1978年，村民在石匠带领下自发修建了一座十一孔窑，当时用作学校。我很希望它能被改造成乡村记忆馆，把这些有温度的物件放在里面，当泥河沟的后辈子孙从远方回村的时候，能有机会看看老照片，抚摸一下上个世纪老奶奶的外婆送给女儿的妆奁。我相信，历史就会在那个瞬间鲜活呈现。
文化失忆：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
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口述历史的制作与村落文化的发掘”。我希望通过一个又一个村落里的故事，让大家对乡村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最重要的是，能让我们在一个思考频道上认识多样化的中国乡村。
我从1995年开始下乡调查。22年间，我对东北、华北、西北、华南、东南的一些村落文化现象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把村庄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则得益于2014年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调查。我也因此对乡村产生了不一样的理解，甚至可以说超越了以往任何阶段对田野工作的认识，以及对乡村处境的判断。
最近几年，我曾在内蒙古敖汉旗驻扎，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这里的旱作农业系统于2012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拥有八千年的历史。从距今8200-74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7200-6400年的赵宝沟文化，从距今6700-5000年的红山文化到距今3200-2500年的夏家店上层文化，这里的农耕文明从来没有间断过，这里的谷子也因此拥有了“八千粟”的美誉。在这片土地上，你可以从一万年前的小河西文化游走至辽文化遗址。这样的文化景观在农耕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孙老师（左）与学生们在内蒙古
然而，今天这里的乡村生活是怎样的？播撒的物种和使用的农具，与埋在地下的文物有什么样的关联？带着对八千年文化的想象，2014-2015年，我带着学生在这里做调研，跑了11个乡镇，走访了很多农耕能人，也目睹了八千年文化的再度复活。
河北涉县位于太行山东麓，隶属于邯郸。在这里，人们用石头垒起了1.2万亩旱作梯田。它由8万余块土地组成，高低落差近500米，石堰长度近万里，曾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专家称为“世界一大奇迹”“中国的第二长城”，2014年被评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驴是梯田主要的运输和生产工具，也是农民亲密的伙伴。这个地方的驴懂人语，会耕田。层层梯田间最高相距2至3米，人摘花椒时可能会不小心踩空，但在旱作梯田近八百年的历史中，还没有驴从上面掉下去的记录，驴到特殊的地方会转弯、会退着走。每年冬至，毛驴还能吃一碗面；时至今日，村里依然保留着这样的传统。梯田边上的小石屋——石庵子——没有一根梁、一根柱，却稳固不塌，令人惊奇。
陕北佳县泥河沟村三面环山，东面是黄河，黄河对面就是山西省的临县。我们在这里进行田野工作的时间最长，我的两拨学生先后在村里待了近60天。
从2014年6月到2017年3月，我们在内蒙古敖汉旗、河北涉县和陕西佳县共驻村118天，吃住在老百姓家，每天走街串户，追问村里的故事。这几年的乡村经历给了我与之前18年田野工作不同的感受。我曾经认为，一个人类学、民俗学研究者到乡村去，记录一方文化，发现并解释一些社会问题就足够了。但是，这4年的时间改变了我的田野工作方向，也影响了我对为学与求知的态度。我对乡村产生了一份特别的情感，一份夹杂着伤痛的对乡土中国的深度思考，一份试图去撬动和改变的冲动。
孙老师与学生们在陕北
2014年7月，我带12名学生到泥河沟村进行调查。没待上两天，就有学生跟我说，这村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最显眼的就是村里的观音庙、河神庙和龙王庙，如果只记录这些庙及从老人们那里听来的村庄大事，没几天就可以撤了。他们小看了村庄的文化特质，以为调查调查就可以写村史、村志了，然而9天过去他们才发现，自己了解到的只是皮毛，任何一件事都经不起三问，尤其是回到学校开始动笔的时候，更是觉得该问的都还没有问。因此，第二年我们在那里待了17天，临走的时候同学们还说，“老师，我们的田野工作才刚刚开始！”就这样，我们先后驻扎泥河沟56天，才基本完成了村庄口述史的搜集工作。
为什么我们要一次又一次赶赴这个普普通通的村落？怎样发掘那些留在生活里、活在记忆中的村落文化？实际上，看似简单的村落是农耕时代的物资见证，短有几十年的传承历史，长则有几百年。那里融入了一辈又一辈人的情感和记忆，怎能轻易看轻呢！
孙老师和学生们在内蒙古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一个普通的村落？村落不仅有田、园、庐、墓等自然景观，更有活在其间的带有历史和情感的文化记忆。在座的各位中有摄影师、建筑师，有服务乡村的青年志愿者，我不知道村落如何走入你的视野，普普通通的地方会被你解读出怎样的新意？我们如何提炼那些融于日常的文化元素？
村落的历史文化信息藏在枣园里、梯田里、米仓里，藏在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农民的记忆里，其中记忆是最不容易被挖掘的。从表面上看，做口述史似乎很容易，好像拿一个录音笔，听受访者讲讲，而后整理出文字，就是口述史了。其实，这充其量只是口述史的原料。后续如何制作？历史文化信息如何呈现？这才是我们关注乡土文化的人必须要学会做的一件事。
学生们在泥河沟村
也许有人会问，口述史的目的是什么？在泥河沟村，我们前前后后搜集整理了50多万字的口述资料。这些曾被视为陈芝麻、烂谷子的一段段记忆，好像都是可以塞进垃圾箱的废物，我们却要旧事重提。为死去的人留下记忆，让他们的孙子、重孙子知道祖上经历过什么，这当然是其中一个目的，但不是终极目的。我们整理口述历史，把尘封的记忆从村民头脑中挖掘出来，其意义和价值直指今天的乡土重建。我们希望以搜集和整理口述史为契机复活乡村。
学生们在河北
乡村怎么了？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到2016年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9298万人，占总人口的57.35%。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已达28171万人。数字的背后是今天乡村的状态，是城市的繁华和乡村的凋敝。我们可以说，这是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微的真实写照。当我们看着凯歌高奏的工业化成果，看着一座座喧哗的城市，好像中国社会真的要和贫穷彻底告别了。然而，农民都上楼日子就好了吗？乡村能彻底消失吗？
2011年到2013年，我和朱启臻、熊春文两位教授在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做有关中国乡村教育的调研。这一过程中对我冲击最大的是乡村学校撤并后孩子们住校生活的一幕幕。或许他们享受到了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但却与家庭、与村落彻底疏离：孩子从6岁起就开始住校，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难以想象他们的乡村记忆还有多少，对乡土的情感是否依稀尚存；寄宿学校即使设在乡村，也多半形同军营，孩子们对村里的远山近水都无法亲近，对养育他们的这块土地几乎是无感的。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失忆与乡村教育的使命》。在我看来，“失忆”就好像突然跌倒，醒来时妈妈不认识、太太不知晓，记忆全无，与昨天彻底断条。忘却了昨天，也就不知道今天该怎么过。如果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历史忘却了，我们将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走。
面对今日的乡村，我们能做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判断：我们已经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如果人口学家的判断无误，再过几十年还会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那么留住乡村的文化与记忆就是当务之急。
为乡村注入活力的可能性在哪里？我对乡村的判断及专业的认知告诉我，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力量可以拯救乡村，这种力量就是那些生活在村落里的祖祖辈辈所携带的集体记忆。它就像魂灵一样，一直与我们的乡土中国相伴。面对“失忆”的病症，对症的方子就是唤回乡村记忆，我把这项工作称之为“招魂”。一旦魂回来了，乡村的活力就被自然激发了。这是我的理念，我很想试一试，文弱书生的一己之力能否让想法和理念回归现实，这也是我从2014年开始带学生驻村调研的主要动机。
孙老师在泥河沟村
集体记忆真的能发挥重新整合乡土社会特殊功能吗？不但能，而且能发挥巨大的超越我们想象的特殊功能。如果农民的身体跑了，但精神尚在，那么乡村就不算破败；一旦农民的魂被带走了，乡村就彻底破败了。农民对家乡心存认同，家乡不是落后和贫穷的象征，不是要逃离的地方，就是“精神尚在”。通过记忆的搜寻，使农民获得情感的归属和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和自信，进而能够利用本土的资源去寻找发展之路，这是我们社区行动和村落调研的一个基本起点，也是我们今天积极倡导的乡村建设的内在诉求。
孙老师和学生们在泥河沟村
接下来的工作是落实。面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村落，即便把我们这一屋子人都送到乡村也是远远不够的，就是几辈人累死也做不完。因此，国家战略才提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要发挥农民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我们只起一个引领或者唤醒的作用。我们与农民们共同寻找村落的记忆，不让他们成为乡土文化的遗弃者和被遗弃者，而是自觉的守望者和传承者，这样中国的乡村才更有希望，那些行将失落和已经失落的村落文化才能复归。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带着热情，带着自身的知识储备，在我们的参与陪伴中，乡村就能有所变化。
具体怎么做？我们从搜集老照片、老物件入手，使村庄的尘封往事得以呈现；通过口述史的方法，采写那些生活在乡村的父一辈、子一辈传承的家庭往事和村落故事。这是一个惯常的路径，也许它已经被使用过无数次，但是我坚信不同的人操作会有不同的味道，这样，每个乡村都会留下我们的操作手法，留下我们对乡村的判断。同时，乡村也能呈现出“一村一格”的理想状态，将它们独特的文化形貌和内在景观转换成令人迷恋的风景，将“乌托邦式的乡土”变成可触可感的现实。
此事听起来不难，做起来需要一定的功夫。如果你对村民说“老人家，给我们讲讲过去吧”，他会很茫然，不知道怎么给你讲。但如果你把他家院子里的老锄头、木头把子拣出来，说“这破木头杆扔了吧”，他会告诉你“那可不行，这我爷爷用过的”，接着，里面的故事就可能会被一串串地讲出来。我的学生把录音笔一放，请老奶奶讲往事，十分钟她也讲不出一句话。但指着墙上挂着的老照片问她：“这是你妹妹吗？”老人回答说：“那是我奶奶！”这老照片的故事就走出来了。
从老照片、老物件入手是我们了解一个家庭、一段往事最重要的凭据。贾玥老师是参与泥河沟村服务的摄影志愿者。再过一百年，泥河沟的子孙可能会奉他为神，因为他以最好的图片和影像形式，为他们留下了老祖宗丰美的瞬间。
泥河沟村民家的老照片
走访乡村时，县里文化人给我显摆的最多的是古县志。在河北阜平，我对政协的秘书长说，如果在这个时代你能为阜平的乡村留下一本村落文化志，后世的子孙会像你们珍爱这些古县志一样，以你们今天的工作为荣。一年之后，我收到了他主持编写的《风俗民情话阜平》，那一刻我特别高兴。从这个例子中大家会发现，乡村文化不是因为今天有太多的声、光、电设备就变得好存留，最可依靠的力量还是对乡村有情感的人，有行动力的人。
从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孙庆忠教授带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先后驻扎在村里，采访了近百位村民。 在搜集口述资料的过程中，村民讲述的往事以及浸透其中的丰沛情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部关于泥河沟的口述历史也便由此诞生。
《乡村记忆 :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枣缘社会 :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村史留痕 :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系乡村文化与记忆丛书目前已经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出版发行。
*本文内容摘自《村史留痕 :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有修改
《乡村记忆 :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
主编：孙庆忠
ISBN 9787560871394
单价： 129 元
版次：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 16开
页数：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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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留痕 :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
主编：孙庆忠
ISBN 9787560871400
单价： 69 元
版次：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 16开
页数：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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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缘社会 : 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
主编：孙庆忠
ISBN 9787560871387
单价：89 元
版次：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页数：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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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陕西佳县泥河沟村——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三本书从不同侧面介绍到泥河沟村的自然环境风貌、历史人文、乡土民俗，重塑集体记忆，探索乡村复育之道。
摄影师和孙庆忠教授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一同走入泥河沟，从民间文化、农业制度和乡土社会等角度进行拍摄实践，近距离感受这方水土这方人。镜头中记录的点滴，或许能为迫切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影像资料，为古老村落和传统农耕文化留下一份记忆，为已离开乡村远行城市的人们寄托一份乡愁。
五六千张图像，由数十位摄影师在不同时间与情境下拍摄，内容跨度巨大——从鸟兽昆虫到信仰礼俗、从村民肖像到老建筑老物件，无统一主题、无视觉表达上的一致性与关联性——最后的成书，呈现出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陕西佳县泥河沟村的价值所在，这是一份视觉性观察，一份蕴含人类学视角与关怀的图像资料集。
作者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农业部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组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近五年，在陕西佳县、河北涉县和内蒙古敖汉旗等农业遗产地进行村落社会研究与乡村建设实验，在抢救与发掘村落文化的同时，积极探索乡村复育之道。
研究及出版支持：乐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