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民：建筑是观念的艺术
朱亦民：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
本文是《后激进时代的建筑笔记》一书的序言
作为一名建筑师，我断断续续写了不少建筑理论和历史方面的文章，部分原因是我在高校任职，承担了一些当代建筑史的讲授课程。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认为建筑决不仅仅是视觉的游戏，让人感到表面的愉悦。建筑是观念的艺术，是不同社会价值和信念的交锋在物质形态上的呈现，也是体现某些长久（如果不是永恒）价值和理想的行动。
在这方面历来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说：“形式会产生更多的形式，而观念几乎对它们没有影响。”针对这个观点，彼得·柯林斯在《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的前言里指出：“形式并非以机械的进展方式产生出更多的形式，恰恰是选择何种形式最为合适的那种观念，创造了特定时代的建筑。”我完全赞同科林斯的观点，因此我一直认为，对围绕建筑实践的思想观念进行辨析是建筑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作和设计建造房子对建筑师同样重要。
我上大学的时间正好是1980 年代中期。现在人们常常回忆说那个时候是中国的理想主义时期。作为亲历者，我不想美化拔高那个时代，可是我得承认至少我个人的一些观念受到了当时的氛围和思想的影响。1980 年代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建筑思想都处在一个既活跃又混乱，既跃跃欲试又缺乏方向感的时期。
当时西方的理论家们总结说这是个多元化的时代。我记得那时候，就像著名的建筑师盖里曾经说的“无所谓对与错，我混乱着呢”，毫不避讳地表达对所有传统价值的蔑视，反映了那个时期的一种要摆脱束缚而导致的相对主义价值观。
1980 年代初，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初期。一方面，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被批判了二十年，正处在重新输入和再教育的阶段，建筑界正在恢复现代建筑的价值观和艺术语言的正统性；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后现代理论也进入了中国，而且相当的流行，给传统的建筑教育带来很大冲击。
现在回顾1980 年代可以发现，那时候中国建筑界同时处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本土民族主义、精英文化和代表了改革开放的商业文化的冲击之下。1978 年，我的老师张似赞先生翻译了格罗皮乌斯的《新建筑与包豪斯》，相隔不到两三年周卜颐先生翻译介绍了《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1986 年，意大利理论家赛维的《现代建筑语言》和英国倡导后现代的理论家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语言》同时在中国出版。1980 年代初，学生按照雅典宪章和功能主义原则做设计，追随的偶像是密斯，没过两年学院里面就开始讨论符号学和文脉主义。我在学校做作业的时候老师总是强调要先解决功能问题，可是杂志上约翰逊说现代主义那种清教徒似的功能主义只不过是借口和拐棍。随着以文丘里为代表的美国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走红，装饰和复古又变成有思想和“创新”的标志。但是紧接着1988 年所谓解构主义登场，又宣布后现代死掉了。这些潮流的变化就发生在七八年的时间里。
整个 1980 年代高等教育还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只有极少一部分年轻人能进入大学。我们被告诫要自觉树立对国家未来的使命感，因此多多少少都有点自命不凡。国家在大力宣传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西方的个人主义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被当成现代化和人的解放标志，人人都要追求个性。到 1980 年代中期建筑学院中后现代就被学生当成了一种个性化的潮流大 加追捧。我相信那时候有点自我期许和反叛意识的年轻人都差不多这样。我们把现代主义理论当成过时的保守的东西，把现代建筑当靶子，认定现代主义代表了守旧和腐败的集体主义，而后现代代表了有个性，反体制。
年轻人一般充满好奇心和热情，但不怎么有判断力，不太知道哪些是时髦货色，哪些是真知灼见。我也不例外。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们并不真的了解现代主义，尤其对于现代建筑在现代化当中的意义完全没有意识。我也有点怀疑我们在设计上或许不是真的明白现代建筑及其设计语言是怎么回事，连带着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时候中国的建筑教育整个处在美国的影响之下，基本上现代建筑被当作一种风格对待。值得庆幸的是1980 年代也确实是相对开放的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以社会学科为首出现了一个出版经典的热潮，一直延续到 1980 年代末。我也是这股出版热的受益者，有幸在阅读中保持了一些独立的思考。
在经历了 1980 年代眼花缭乱的建筑潮流以后，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困惑：这些建筑师的观点和他们的设计彼此不同，甚至完全相互对立，那么建筑学中有没有一个判断对错的客观标准？或者是否有必要确立一个这样的标准？这些各不相同的建筑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们是怎么从最初的现代主义建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在那个时候，至少到 1990 年代末，我在国内的出版物和书上了解的都是片段化的东西，给不出完整的答案。这是我迄今为止写了这么多文字的初衷，也是我一直对当代建筑史有兴趣的主要原因。
总体而言，我在 1980 年代接受的大部分是形式主义理论。无论那时候的美国式的后现代还是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根本上都是形式主义的。我个人经历中的契机和转折来自与张永和的交往。大约在我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和两个同学“发现”了在美国教书的张永和，我们很欣赏也羡慕他的设计中展现出来的空间形式的自洽和自律。
1995年，朱亦民（左二）和张永和（右二）在大连
1990 年之后在张永和的影响下， 我开始对建筑中的叙事性问题产生兴趣。这本书中的《追求真实：关于张永和的建筑创作》和《空间·事物·事件》就写于这个阶段。其中前一篇是我写的第一篇建筑评论，刊登在非常建筑的第一本建筑专辑中，这也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评论中我尝试从建筑设计的主客观角度对张永和的设计方法进行总结，我把他的设计归类为现象学的方法。后一篇在 1997年完成，但从未发表过，是关于空间的本质是什么的讨论，其中张永和传达给我的叙事概念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但这篇文章在方法上是非常古典的康德式的。那时候我确实对康德的先验理论非常感兴趣，觉得他总结的几种先验存在的范畴其实可以成为建筑空间理论的出发点。文章写完后我曾经非常自负地认为解决了现代建筑关于空间理论的认识论上的难题，但现在看也许我只不过通过一个封闭的自洽的理论游戏，翻开了一个意义存疑的问题。 2000 年我去荷兰留学的时候曾一度把这个题目作为我的论文选题。
约翰·海杜克 John Hejduk（1929-2000）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从张永和那里学习到的是来自约翰·海杜克的形式理论，他的设计方法出自英国的经验主义，跟斯蒂文·霍尔说的现象学建筑基本不是一回事。在 1990年代中期，张永和向他周围的年轻建筑师推荐了很多当时欧洲的建筑师，其中包括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等人。在张永和的影响下，我的价值观和设计趣味重新转向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
这个变化也和 1990 年代整个建筑界的转向相吻合。我们都知道，在所谓解构主义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运动很快过去之后，从 1990 年代初建筑界的主流开始向现代建筑和极少主义回归。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世界经历了二次大战后最重要的历史转折，就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垮台。以柏林墙的倒塌为标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似乎结束了，世界进入了一个自由经济和全球化时代。中国在 1992年开启全面市场经济改革，加入到了全球化当中。一般来说，大家认为 1990 年代以后西方建筑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建筑实践和理论中也出现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对应的趋势，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是库哈斯。也是在张永和的指点下，我在 2000 年年初进入荷兰贝尔拉格学院学习。就我个人而言，在荷兰留学的经历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专业思想上我脱离了古典的康德主义，从相信有绝对的真实性和超越历史的永恒价值，变为相信任何价值和意义都是历史性存在的。从相信超越价值判断的自足的艺术转向关注艺术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我逐渐意识到与其研究空间的本质，不如追问空间是如何被制作出来的。
当然这种根本性的思想变化是建立在我所接触和学习到的“新”知识和经验上的。欧洲的建筑教育，或者至少当时的贝尔拉格学院，非常强调建筑的社会功能和意义，这是我之前在各种形式主义理论中不太能感受到的。我很快意识到这是欧洲现代主义的传统，和美国的现代主义非常不同。我所接触的绝大多数人和各种讨论在这个基本价值取向上一点都不含糊。这种氛围上的变化远比通过书本学习给人的触动要大得多。通过与老师和同学的交流，加上自己的阅读，我逐渐了解二战后的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初这段时间欧洲社会、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和相应的建筑学的转向。通过对这段关键时期的认识，我找到了前面说的困扰我的几个问题的大部分答案。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我也领悟和认识到现代建筑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也就是现代性的问题。当然最终我也看清楚现代性打碎了古典的永恒价值和稳定性，那种一劳永逸的思考方式和目标已经不存在了。
另外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变化，也是对我作为一个建筑师特别重要的事情，是我在荷兰耳濡目染受到了地中海文化的影响。在荷兰留学期间对我产生最大影响的不是荷兰建筑，或者说不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库哈斯和他所代表的荷兰建筑，而是南欧建筑，这是我留学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在那时候的贝尔拉格学院有不少来自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还有南美国家的学生，从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我感受到了与荷兰完全不同的气派。
倾心于南欧地中海文化可能因为我来自有很长历史的大陆国家，在审美趣味上不太喜欢当时荷兰建筑的实用主义腔调。另外作为一个大龄学生，我已经见识过了八十年代的潮起潮落，对那个时候所谓的“超级荷兰”建筑，尤其是一统江湖的库哈斯的都市理论天然地有些警惕和排斥。而我的论文导师伊利亚·曾格利斯是希腊人，当时他已经开始对库哈斯的新自由主义有很大的怀疑。虽然之前我在书本上也了解到欧洲传统思想中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德法的理性主义哲学是很不一样的，但直到在荷兰学习期间我才真正体会到欧洲文化内部的巨大差异，亲眼看到北欧新教文化及其实用主义理论与地中海国家代表的天主教传统之间是多么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两个“物种”。这让我觉得用“西方文化”或者“欧洲文明”这样的大词是非常不严谨的。这种统称很省事，可是却把如此大范围和跨度的欧洲文化和历史的复杂多样一笔勾掉，有时候会让我们看不到说不清问题的来龙去脉。那时候我虽然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南欧文化中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在关于城市问题的争论中也没有在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价值观之间选边站，但我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
cctv总部大楼
2000 年以后，以库哈斯为代表的荷兰建筑在中国受到狂热追捧。随着库哈斯 2002 年拿下中央电视台项目，这种热度已经达到万众参与的程度。由于在荷兰留学的背景，我一回国就被拉入到关于荷兰建筑的讨论和争议当中。虽然我是被动的，也不打算加入到唱赞歌的行列，但我还是很清楚荷兰建筑实践的独到之处，库哈斯建筑思想中的创见性也显而易见。我只是怀疑这些新东西跟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关系。在当时的争论中看到的情况也使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和似是而非的说法。在这个背景下，我回国不久就开始动手写一篇关于库哈斯的建筑评论。 2005 年《1960 年代与 1970 年代的库哈斯》完成后发表在我主持编辑的《世界建筑》杂志荷兰建筑专辑中。这篇文章用了很大篇幅评述对库哈斯产生过关键影响的建筑师，涉及二战后现代建筑转向时期的几位重要建筑师。文章的初衷是厘清库哈斯的建筑思想的来龙去脉，为更进一步的讨论打下基础。我在文章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通过对库哈斯的建筑理论的分析，勾画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转折时期的建筑思想脉络。如前面所说，这一段时期是形成今天建筑状态的源头，很多现在的设计理论和想法往前追溯，都能在五六十年代找到源头。
维尔·阿雷兹 wiel arets
本书中收录的另外两个荷兰建筑师和事务所的评论文章时间间隔很长。关于维尔·阿雷兹建筑设计的评论《阴影的礼拜》写于 2002 年，最早刊载于《世界建筑》的阿雷兹建筑专辑。另一篇《通俗建筑、数据设计、作为网络和流动要素的城市》则发表于 2016年，是为UED 杂志撰写的 MVRDV 的评论。我觉得这一方面表明， 2000 年之后建筑实践的话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媒体建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Team X 十次小组
本书中的《转折：十次小组与现代建筑的危机》是关于十次小组的评论。十次小组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对欧洲战后现代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建筑运动。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内容应该放在“超级荷兰”建筑之前进行介绍和讨论。 2009 年在我的同事冯江老师的提议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首次在国内举办了正式的关于十次小组的展览和学术研讨，我也参与组织了这次活动。《转折：十次小组与现代建筑的危机》一文就写于2009 年这次活动期间。这篇文章概括讨论了十次小组的形成和在现代建筑转变过程中的意义。
阿姆斯特丹孤儿院
本书中的《荷兰建筑中的结构主义》写于 2016 年，是应有方负责人赵磊邀约为荷兰现代建筑的学术旅行所写的介绍和评述。结构主义是荷兰 1960 至 1980 年代最重要的建筑学派，曾经为荷兰战后建筑带来了巨大国际声望，也为当代建筑留下了一批经典作品。我在荷兰学习的时候，结构主义早就被大多数荷兰建筑师当成过时的历史古董扔到一边去了，但我个人因为曾经有一年跟随赫兹伯格学习，对结构主义还算比较了解。结构主义的奠基人凡·艾克同时也是十次小组的核心成员和主要创始人之一，因此可以把结构主义建筑看作十次小组的荷兰分支。我的老师赫兹伯格曾经说他自己是十次小组的产物，也是这种关联的一个证明。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现代性与地域主义》是关于弗兰姆普敦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文的读书笔记，不过基于中国的语境，这篇文章有普及基本常识的目的，也有纠偏的用意。文章主要从现代性和西方启蒙运动的基本概念解释和讨论弗兰姆普敦的理论和观点，我认为这也是弗兰姆普敦的出发点。在中国的学术界，大家说起弗兰姆普敦的批判地域主义理论，总是习惯性地强调地方性这一面，从传统和地域文化这个角度去解读它的原则。实际上弗兰姆普敦是从分析自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进程入手，从文明和文化的关系开始，历史地定义地域主义的。在文章里他还特别强调了当代地域主义实践的现实条件和前提，尤其是政治和社会的机制。显而易见弗兰姆普敦的地域主义不是一种风格理论。不看清楚这一点，难免把地域主义庸俗化，当成传统形式的某种复兴。我在文章里也特别说明了弗兰姆普敦归入地域主义建筑的实例中有相当一部分从形式上看恰恰不是传统的。
香山饭店
本书中收入的另一类文章是对今天中国建筑文化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批判。《从香山饭店到 CCTV》选取 1980 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和 2008 年奥运会这两个标志性阶段，以这两个时间点的两个著名建筑师完成的建筑作品为样本，切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建筑文化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外建筑思潮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对的急迫现实问题的差异而导致的错位的关系。这篇文章是应香港大学的朱涛老师邀约，为《今天》杂志 2009 年的中国建筑专辑写的文章。香山饭店因为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刻，也因为贝聿铭的特殊位置和身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揭示传统与现代这对概念背后文化、政治和美学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显示出建筑与观念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复杂关系。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我近些年针对在国内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所写的文章。《一种现实》的第一部分最初发表在《城市建筑》。这个系列表达了我个人对于社会、文化和建筑问题的总体观点。《我们画的是施工图吗》（详见：我们画的是施工图吗？）和《碎·灰空间·完成度》这两篇针对的是工具问题。前一个涉及图纸生产和建筑产业中的权力制度，后一篇是关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语内涵和外延的辨析。我们的职业和专业体系来自西方，处在工具理性主义的制约之中，对工具的分析在建筑学思想中也同样具有核心意义。我们的职业语言和话语习惯最直接地揭示了我们这个专业的问题症状，也决定了我们如何思考。
我一直觉得，不能从现代性的高度观察和研究建筑问题是个很糟糕的事情。这也是传统的东方 / 西方、传统 / 现代这样的对立、僵化、庸俗的思考模式和各种伪命题在我们的讨论中挥之不去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文化规则里，传统形式成了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可是实际上却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今天很多人已经明白现代化并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时间性的。我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培养不出现代性。
我从来也没有一个宏大的现代建筑的写作计划或目标。对现代建筑史和各种现象的研究，如一开始说的，是为了澄清我对当代建筑的各种困局的疑惑。说到底，我还是以建筑师的角色在做思想史的梳理。建筑绝不仅仅是视觉的游戏，让人感到表面的愉悦。建筑是观念的艺术，是不同社会价值和信念的交锋在物质形态上的呈现，也是体现某些长久（如果不是永恒）价值和理想的行动。这是我一直没有改变的观点 。
最后我想解释一下本书的书名。“后激进时代”这个说法来自 1960 年代以后当代建筑发展的普遍状态。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在二战后随着建设福利国家目标的确立和实施，整个社会和文化以及权力结构经历了一个巨大变化。以 1968 年法国巴黎的政治抗议运动“五月风暴”为标志和分水岭，人们习惯上把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称作西方社会的“激进时代”。在建筑领域中，从 1950 年代初开始，现代建筑也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向。同样是在 1960 年代，以英国的 Archigram 为开端，各种激进的建筑社团和组织纷纷涌现，对传统的现代主义理论和原则进行质疑和批判，并且确立了新的范式和话语体系。 1960 年代也是建筑中的“激进时代”，这个激进时代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限定了当代建筑实践的走向。马尔格雷夫（Harry Francis Mallgrave）在他的著作《现代建筑理论》中指出，不论人们把（1968）这一年当成是现代建筑理论终结的开端，还是一个收缩和理论重估的时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建筑理论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些新的颠覆性的思想，包括对于文化和城市的认识。我的观察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思想和范式还是我们从事建筑设计的参照体系，它们依然构成建筑设计的知识体系的有效原型。本书中收入的《1960 年代与 1970 年代的库哈斯》就显示了当代建筑师的思想和实践与激进时代的传承关系。
“后激进时代笔记”这个名字“抄袭”了意大利建筑师和设计师安德烈 ·布朗奇（Andrea Branzi）在 1970 年代 Casabella 杂志上的专栏“激进笔记”（Radical Notes）。我在贝尔拉格学院学习的时候曾经聆听过布朗奇的指导，受到很大震动。布朗奇是思想家，他在 1970 年提出的无终止城市方案刻画和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和基本逻辑。布朗奇也是 1960 年代激进建筑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后激进时代”这个说法还暗示和表达了这样一个判断，就是传统的“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分类法或者范式或许已经失效了。自从 1992 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从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的进程，我们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加入到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的问题再也不是 1980 年代那种离我们很远的抽象观念和知识，而是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切身经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应该用“他们和我们”这样的概念来代替“西方和东方”。作为中国建筑师，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客观上我们也是在回应“激进时代”的建筑思想。
END
朱亦民：1967年生于河南洛阳，曾就读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系及荷兰贝尔拉格学院。2004年开始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2002年创办道格玛建筑设计公司。主要建筑作品有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文革生活用品馆，洛阳普莱柯国家兽用疫苗工程中心等。现任教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后激进时代的建筑笔记》
朱亦民 著
ISBN 978-7-5608-7846-1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9 000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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